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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伪注”奇遇记——兼谈学术论著引文注释转引的正当性

更新时间:2020-09-21 21:25:08
作者: 沈登苗  
非亲眼所见,断不会相信!且一些“伪注”本来是可以“软着陆”的。盗亦有道。“伪注”也得像模像样;不劳而获,不等于举手之劳也不为,如果碰到“原文”引文是尾注的,该如小学生那样地认真,抄得致细点。当然,这不是整个学术界的概率,但学风之高下,由此可见。如四篇文章存在的问题,包括纯“伪注”,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校核使用文献。

  

   笔者认为,“伪注”是抄袭的“孪生姐妹”。如果说抄袭主要抄的是人家的思想,那么“伪注”抄的一般是他人的材料,其危害性,不一定比抄袭剽窃小。因为抄袭剽窃是铤而走险,有代价的,且从理论上说,抄袭剽窃一个也跑不掉,故抄袭剽窃的行为,也可以看作“傻”。正因为如此,抄袭剽窃自然有个度。而“伪注”几乎没有风险,只要肯认真抄,一般不会发现。我这次发现“伪注”仍属偶然,而认定它是因为肇事者抄错了。如果刘祖陛的所标注页数是正确的第541页,而不是错误的第269页,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故据我的观察,“伪注”这种行为,与抄袭剽窃相比,不是同一数量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伪注”已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无奈的、公开的秘密。这对于研究者,尤其对于硕博士学位论文撰写者来说,你不仅欺骗了导师和读者,更是欺骗了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学到真实的学问。而毫无知识增量的“伪注”的屡屡“成功”,又无意中打击了老老实实的读书者。故如果此风不刹,对我囯的学术,尤其是高校学术,后患无穷。

  

   “伪注”强劲势头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伪注”的直接诱发,恐怕与没有正确理解和对待引文注释的方式之一——转引有关。

  

   学术论著,一般都需要借鉴他人的成果,引用他人著作和论文中的观点、材料、方法作为自己论证的根据。这种把他人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称为“引文”。对于论著中的引文,一定要给予明确的标记。写清楚论著的作者、题录、出版社名(或期刊名)、版次(时间)、页数(期号)等。正确的引文注释,不仅以便读者核实查对所引用文献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和劳动。

  

   引文的获得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自己直接读原著时发现。另是读他人著作时,发现他人的引文,再顺藤摸瓜,找到原著。这两种途径,即凡是自己亲眼看到过的原始文献的引文,都可称直接引用。直接引用的内容,属第一手资料,说服力比间接引用(转引,详下)强,故学术论著中的引文,以直接引用为主。

  

   由于种种原因,他人著作中的引文原著,有时往往找不到。但这不要紧,你引用时只要注明“转引自”或“引自”某某就行。也就是说,“伪注”是非找不到原著而择取的不得已行为;找不到原著的困难,有正当的解决方法。

  

   你引用了某个作者的话或观点,但是你没有找到原始的文献,这段被你引用的话是出自另外一个作者的文章中的引用。简而言之,引自引用原文的另一材料,这就是转引。转引文献是与原始文献相对的概念。转引的引文,虽不属第一手资料,但只要所引的比例不是太高,就不影响使用,也不影响你的研究价值。

  

   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学者,自己没有看到相关的原始文档,却又不愿承认转引,而直接表“自引”(本文的“自引”,是指文章作者引用自己阅读过的原始文献),这就是“伪注”。

  

   鉴于当前中国学术界,这种把转引当自引的不当学术行为的相当普遍性,有必要提及,转引不仅仅是正当的、符合学术规范的、标准的引文注释方式之一,更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有限,研究的内容有别,所引资料也有主次之分,故并不是每个材料都要自躬。尤其是自己转业外的、佐证的、展开的、偶尔用之的,或很难找的资料,用转引解决不失为明智之举,也是提高学术研究工作效率的正常途径。

  

   故据我目光所及,任何学术载体都不排斥转引。所以,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学术成果,也经常使用转引,这不影响对其研究价值的评估。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曹树基教授的著名的、多次获奖的学术著作:《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书第341页,在论述广州-大庾岭-赣江商道上的吉安城的重要地位时,引用了“楚粤咽喉,百货转输,户隘而稠”这句。曹的标注是:“彭孙贻《涵芬楼秘笈》。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101页。”这个转引,不仅丝毫不影响曹著的学术价值,而且会使读者对作者的诚实产生更大的敬意。因为以曹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而言,他如果在此不标“转引”,又有谁怀疑呢?这就是名家的自律!再如,王元林教授的《内联外接的商贸经济:岭南港口与腹地、海外交通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数十次引用了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由于该书的许多史料是外文翻译过来的,所以,作为即使资深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者的王元林先生,也都标“转引”或“引自”。学术论著中,引文注释转引的常态化,由此可见。

  

   事实上,本文所举的“伪注”,并不是他(她)们研究的核心史料,如果标注转引,更本不影响这些论文的学术价值,真想不到他(她)们何以如此?而假当真时真亦假。现在,当人们发现了他(她)们的虚假引文时,倒使人们对他(她)们的其他引文有否读过?也产生了怀疑,得不偿失。

  

   总之,学术研究中一些自己找不到的原始文献,引文注释必须标注转引,切忌自欺欺人地“伪注”。须知转引也是正当的、规范的、标准的注释形式之一,是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更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和劳动。

  

2020-09-14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用以破解“钱学森之问”。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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