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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政治学研究的杰出组织者雷忠勤

更新时间:2020-09-21 09:44:46
作者: 吴敏  

  


   庚子初秋,阴云低垂,细雨如泣,两个多月前还和我经常微信来往、电话交谈的雷忠勤先生竟阖然去世了,享年84岁。他是与我相识相交将近四十年的的挚友和兄长,他的突然去世使我感到非常意外,悲痛难忍。在他生前,与他交往者无论老幼尊卑、亲疏远近,都称其为“老雷”,平和、亲切、尊敬的意味俱含其中。延此习惯,本文仍然这样称呼已驾鹤西去的雷兄长吧。

   我于1983年从阳城县委宣传部调至省委党校,不久就结识了在省社科院政法所任所长的老雷。相识的具体细节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最早相见,是1985年初春的一个周末。当时,普通家庭都还没有按装电话,为了告诉我《社科新书目》上刊载的拙著《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消息,老雷携夫人步行两站多路,专程来到我家。可能就是在这次相见时,他邀我参加了省政治学会。他是该学会的主要筹建人,长期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把学会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很有成效,蜚声全省社科界和全国政治学界。比如,1986年暑期,省政治学会承办了中国政治学会在太原迎泽宾馆召开的政府职能理论研讨会,与会者一百几十人,国内政治学界的宿老新锐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是最早研讨“政府职能转变”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盛况空前,影响很大,赞誉鹊起,其组织协调者就是老雷。

   八十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迅猛推进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邓小平多次发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已确定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在此大背景下,由老雷提议并具体组织带领,省政治学会组织调查组,对本省各级党政机关的组织结构、职能配置和运行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完成了数万字的调查报告。1987年初夏,时任省长王森浩在省政府主持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专门听取老雷关于此项调查的汇报。老雷的汇报既有整体的综合分析,也有个体的典型解剖,逻辑清晰,内容丰厚,语言生动,颇受王省长和与会者的肯定和赞扬。

   汇报会后不久,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山西省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起草组”,省政治学会调查组成员整体转入起草组,与从省委政研室、省政府体改办抽调的若干名骨干人员共同承担起本省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和实施方案起草任务。起草组由省体改办主任郝思恭、省委政研室主任杨光裕负责,省长王森浩、省委副书记王茂林直接分管。在党的十三大前后,起草组全体成员集中在山西饭店工作了约半年时间,起草的“山西省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七个“实施细则”,经省委研究批准后以正式文件发布,在全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中发挥了指导性、规范性的重要作用。

   省级政治学会调查组整体转入本省“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起草组”,直接参与本省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起草,这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很可能是独此一例。起草组内设综合组和七个专题组,我被分在党政关系专题组,与本组王贤玺、范世康、郭玉才一起到市县调研,一起探讨理论和实际问题,一起参与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的起草,紧张而愉悦地度过了约半年时光。老雷被任命为综合组组长,为各专题组实际操作和运行的统一协调、互相配合,做了许多繁杂具体的工作,效果上佳,使起草组从始至终都保持了团结合作、友善温馨的良好氛围。起草组成员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的论文,还汇集为《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老雷是论文集的副主编,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起草组成员皆为称赞,有口皆碑。收入论文集的老雷的论文是《建国以来山西省领导体制的演变及利弊分析》,我的论文是《党的领导职能与领导方式的转变》。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促使改革开放掀起了新的高潮,进入了又一个春天。此后二十年间,在省政治学会主要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紧密结合山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老雷每年都要组织学会开展一些实地调研和理论研讨活动,并多次将调研和研讨成果或提供给有关领导机关作为决策参考,或汇集成书正式出版发行。《改革开放中的政治建设》、《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在山西的实践》、《山西政治文明建设论》等书,都是由老雷具体策划和组织编辑才得以问世的。同时,由于老雷的提议和筹划,省政治学会将太钢、太铁、华宇三个集团公司和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确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基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他还筹划、组织省政治学会与省行政管理学会合作创办了本省期刊号的《政治与行政》杂志,积极组织会员撰写论文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的年会,使省政治学会屡屡被省社联和中国政治学会评为“先进集体”,老雷也屡屡受到表彰,被中国政治学会特别任命为其副秘书长。

   2011年省政治学会换届时,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老雷年龄超过70岁,从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在临退之前,恰逢山西省政治学会成立30周年,老雷不仅亲力亲为地把换届的一系列具体事务筹办得很周到、很完善,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三辑题为《山西政治建设论集》的纪念学会成立30周年的论文集。大体上十年为一辑,意在从一个角度展示山西省政治学会成立30年来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反映学会3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水准。论文集收录了老雷的3篇文章,我的5篇文章(其中两篇署的是笔名,一篇是署名“路坷”的《妥善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政治震荡》,一篇是署名“路石”的《党管干部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实现途径》),留下了他和我30年间政治学研究的几个脚印。不在政治学会任职之后,老雷虽然已届古稀之年,仍然笔耕不辍,经常理论联系实际地撰写文章,组织编辑文集。他临去世时,还有一篇评议“方方日记”的五千字未定稿置于案头,一部与中央党校刘熙瑞教授、广东省委党校唐代望教授共同组织编撰的书稿滞留在上海某个地方,留下了不尽的悲伤和遗憾。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根据邓小平要求恢复政治学学科地位时,老雷就走进了政治学研究领域,于1982年2月参加中国政治学会为重新组建政治学教学和研究队伍而委托复旦大学举办的政治学讲习班,且被推选为班长。在这个班学习期间,老雷和唐代望、刘熙瑞等组成一个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行政管理学研讨小组,并在研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编著了《行政管理学》一书。经老雷和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李翔德先生多方努力,此书1985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材,初次再次印刷即达数十万册,在全国各高等院校、党校和干部培训院校广为使用,影响很大,为行政管理学教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恢复和发展立了头功。

   正是在老雷和这本书的影响下,我向校领导提出申请且获得批准,于1986年春季开学后在我校理论班开始讲授行政管理学课,教务处给安排了40个课时。当年秋季开学后,这门课就增加到了80个课时,并在理论班、党政班同时开设。那个时候,适逢党校教育正规化时期,适应干部学历培训的实际需要,我校于1989年开办了脱产的行政管理专科班,设置有行政管理专业的多门课程,如行政管理原理、行政管理思想史、人事管理学、行政组织学、市政学、领导科学等,成为连续几年招生人数最多的班次。1991年,我校又开办了遍及全省地(市)、县党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函授本科班。到九十年代末,随着山西行政学院(与省委党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成立,我校进一步开设了脱产的行政管理本科班和研究生班,还专门成立了行政管理学教研室(此教研室于2002年和领导科学教研室合并为公共管理教研部)。适应函授教育的需要,我与闫宝礼于1990、1993年相继主编了《行政管理学导引》和《行政管理概论》两本教材,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与挚友张兵生合著并请于光远、孙文盛作序的《政府行政管理原理》,也于1998年2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行政管理学教学在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的起步和持续发展,老雷和他主持编著的《行政管理学》起到了最初的“第一推动力”作用,有案可稽,功不可没。此外,从2000年到2010年,受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明院长邀请,我还兼任该院行政管理学专业和MPA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连续带了7、8届学生,与学生和同事们教学相长、友好合作,结下了诚挚的情谊,留下了温馨的记忆。

   秋风悲鸣,凄雨呜咽,“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老雷已经去到另一个世界了,阴阳分界,天人相隔,亲友们再也不能与他相聚相谈了,再也听不到他浑厚的嗓音和爽朗的笑声了。杜甫有诗曰:“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也有古语云:“盖棺定谥,先典成式”。从我与老雷的交往和友情来看,我作为一个“老三届”的“老高三”,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在调入省委党校之前,只在县级机关做过十余年的专职理论教育工作,发表过一些政治方面的理论文章。正是受老雷的影响和引导,我才走进了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有了在省政治学会与诸同仁合作共事将近30年的愉快经历,有了将近30年的行政管理学教学职业生涯。可以说,老雷是我人生旅途上很重要的一位领路人,我将永远地感恩他、怀念他。从老雷对政治学研究的贡献来看,他的相关著述硕果累累,成就斐然,学术价值众所公认。更需要看到的是,他为组织推进本省乃至全国的政治学研究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心血和精力,作出了众口赞誉的显著贡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学研究的杰出组织者”。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退休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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