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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在路上——《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五章,大结局

更新时间:2020-09-20 19:42:26
作者: 史啸虎 (进入专栏)  

在路上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五章,大结局

  

史啸虎

  

   这次与父亲一同从西安去延安的人不少,足有好几十人,有男有女,但绝大多数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对去延安的人再行扣押之事,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将他们临时编为一个队,对外称为“卫生队”,还发了带有八路军标识臂章而颜色也与国军军服类似的普通机织布做的八路军军装。办事处还派了一个熟悉这段路程且对组织行军很有经验的人当队长。

  

   父亲换上八路军军服后便将大洪山发的那身还是很新的咔叽布军装送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但将那副国军中校军衔领章取下来揣在口袋里随身带着。父亲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应付路上可能会发生的国民党军队查阻生事用的(到延安进抗大后也上交了)。

  

   条条大路通罗马。当时的延安确实是许多立志抗日并改变中国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从西安到延安去的人很多,父亲他们一路上总是碰到一些三三两两的零散或成群的人,大多是步行的,也有搭车的。那条路基本上是土路,如有汽车经过,总是扬起了漫天的灰尘。步行的人灰头土脸,颇有怨言。

  

   西安到延安足有六七百里路远,父亲他们的这个队伍全部是靠两条腿走的。一直走了十来天才抵达延安。父亲还拎着个箱子,里面除了几件换装的衣服都是书,路上实在扛不动了,就只好将一些从大洪山带出来的书籍忍痛割爱一本本地丢掉了。也有的书同行人想要,他也就干脆顺手送人了。

  

   这些书多是父亲那次从随县冒险重返汉口才带到随县大洪山去的,其中不少父亲认真阅读后还在上面写有眉批或心得。但遗憾的是,经过连续几天的长途跋涉,年轻的父亲也实在扛不动了,只好逐一丢掉或送人了。这对于青年时代嗜书如命的父亲来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好在一路无事。除在洛川遇到国民党军队稍作刁难外,其余路程均很顺利。当然,这几百里路走下来人是很累的。这次长途跋涉也表明,青年时代的父亲是很能走路的,而且后来也确实走了比许多同时代的人走的多得多的路。后文也将多次提及父亲的这个本事。

  

   父亲在西安始终未能等到盼望已久的中共党的组织关系,心里很不是滋味,情绪也大受影响。父亲在其“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我自丢掉组织关系后,思想上是十分痛苦的。”

  

   一路上,父亲情绪的低落让他很少与人交流,与那么多三五成群的二十来岁年轻人相伴走了10来天并最终走到了延安,最后居然没有认识或熟悉什么人。这显然与其当时的情绪很有关系。

  

   父亲所在的这个“卫生队”到延安后,带队人将他们安排在延安城里的一家招待所住下后就走了。这时,与黄心学和其他熟悉的同人在大洪山下分手已有近一个月的父亲,现在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四弟史金龙(到延安后已改名为力群)和堂弟史金堂(离开武汉时就因何伟错写介绍信而改名史敬棠)。好在这两人 1938 年春到延安学习后曾分别给在汉口的父亲写过信,报告了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于是父亲一住下便按信上所留地址分别给他二人各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已到延安。

  

   得知他们的大哥也到延安来了,四叔和堂叔接信后都很高兴,先后跑到招待所来看望父亲。此时,他们两人都已加入中共并均留在延安工作了。四叔力群于抗大三、四期连读毕业后,被分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任秘书,后又到延安兵工厂做管理工作,驻地比较远,还在延安东北的何家岔。而堂叔史敬棠则在父亲到延安前不久,刚被陈伯达从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抽调去了位于杨家岭的军委办公室做资料性秘书工作。

  

   前文说过,堂叔史敬棠为人机灵而聪慧,古文基础扎实,记忆力也好,做事细腻认真且低调,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分在马列学院做图书资料工作,与当时在马列学院做教员的陈伯达有过交往。陈对其印象很好。在这年 2 月,毛泽东抽调陈伯达到他的军委办公室任副秘书长,主要帮助毛做有关抗战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研究,急需人手帮助搜集大量资料。于是,陈伯达便又将当时才20岁出头的史敬棠调去军委办公室工作。后来史敬棠还曾代替生病的江青负责毛泽东的图书管理。

  

   没多久,中共中央研究院以及政治研究室先后成立,堂叔史敬棠又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自那以后,除中共建政前后曾被派到淮海战役后的徐州短期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外,博闻强记且谨小慎微的堂叔史敬棠几乎一直在中共的核心政治理论研究机构工作,直到 1971 年因受所谓林彪、陈伯达事件影响而坐牢并就此离开。

  

   两个弟弟先后到住处来看望他们大哥,让孤身一人身处陌生环境的父亲感受到了一些慰藉,也产生了一些希望。我的这两位叔叔除了给他们大哥写了在武汉时期的相关工作证明外,还陪他去了一趟位于延安北郊的中央组织部,希望能够帮助父亲接上组织关系(父亲在其亲笔所写的一份材料中只说“我和我的弟弟到中央组织部去了一趟”,没说是哪一个弟弟,四叔抑或堂叔?也许两个弟弟都曾一起或先后陪他去过?)但由于他们都是到延安之后才入的党,且是近亲属,他们只能证明加入抗日队伍时间比他们早的他们大哥的经历,但无法证明父亲的党员身份。

  

   遗憾的是,中组部的回答也只是说他们依然没有收到有关父亲组织关系的电报或文件。除了他的这两个弟弟外,父亲在延安再无熟人,更想不起来在延安还会有哪一个可以证明其中共党籍的人。父亲无奈之下,只好将郁闷藏在心中。没有了中共组织关系,就没有了党员身份,父亲不仅想进马列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多年理想泡了汤,就是进中央党校学习也绝无可能了。

  

   在此期间,父亲还在延安街头遇到了前两年在武汉时就比较熟悉的林默涵。林先生得知父亲的窘况后,十分惊讶,便热心地领着父亲去见了当时任中央党校代理校长兼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罗迈)先生。罗迈对父亲想去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学习的愿望表示欢迎和理解,但他告诉并安慰父亲:你的组织关系没有查到。不过,抗日军政大学很快就要招生,你可以先上抗大。你要安心学习。

  

   林默涵先生原名林烈,比父亲小 4 岁,1938 年年初在武汉参加李公朴为发行人、沈君儒为社长的《全民周刊》的编辑工作。而父亲那时则作为《救中国》周刊的发行人与胡绳先生一起创办这个刊物。父亲曾在《全民周刊》上以笔名发表过一些文章,而林先生也在父亲的《救中国》周刊上发表过文章。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在一些场合时常碰面,知根知底,惺惺相惜。

  

   林默涵先生是 1938 年 8 月到延安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父亲在延安遇到他时,林先生已经毕业并在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工作了。中共建政后,林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文革”后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2008 年去世,终年 95 岁。

  

   在招待所住了不久,抗日军政大学果然来人招生和编队。因其中共组织关系仍然没有着落,父亲此时已别无选择,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进抗大学习了。这一年这个时候,年轻的父亲刚满 30 岁。

  

   父亲被编入了抗大第五期一大队一中队三班当班长,中队长是潘焱(1916 年生人,后任二野一纵参谋长,朝鲜战争时任十六军军长,1955 年授少将衔,后任海军参谋长,1999 年去世,享年 83 岁)。后来因父亲没有中共组织关系,不是党员,上面就又把他的班长职务给拿掉了。这件事儿给了父亲很大的刺激,他意识到自己因组织关系丢失,已不再被认作是中共党员了。父亲在同一份“文革”期间的审查交代材料上写道:“我在抗大学习期间,感到自己丢失了政治生命,心情是沉重的。”

  

   当时大队负责人和潘焱都曾安慰父亲说,他可以考虑重新入党。如果不愿意,组织上也会帮助他继续查找他的党组织关系。而父亲则天真地打算,如果还查找不到,年内他学完这一期抗大毕业后时(当年抗大学习时间多为半年),再提出要求将他分配回原来地区,即鄂豫边区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找到黄心学和潘琪等人,也就可以解决党籍问题了。于是,父亲就没有选择重新入党,而是安下心来在抗大认真学习并参加训练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两个多月后,也就是 1939 年 7月,父亲发现情况变化了。那时,中央决定抗大总校第五期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和教师等5000余人全部离开延安迁往晋西北地区继续办学。

  

   在得知他们这一届学员绝大部分都要离开延安,东渡黄河继续学习时,父亲很失望,知道如果这一走,他的中共党组织关系问题也许就更难解决了。于是他便要求转到抗大三分校学习(当时抗大只有三分校学员依然留在延安),以便留在延安,但此要求未被批准。无奈之下,父亲只好随着抗大总校东渡黄河到太行山区去了。

  

   这期抗大学员不少,与其他东征部队一起算大约有万余人。离开延安时,父亲他们被编入抗大二分校,一路上或行军转移,或驻扎上课学习,步行1000多公里路,历时两个多月,中间还曾遇到过多次日军扫荡和跨越封锁线的险情,最后途径晋西北抵达了晋察冀边区的河北灵寿陈庄一带,方开始安心上课了。

  

   但是没过多久,也就是那年 9 月下旬,就在距他们驻扎处十多里的陈庄地区爆发了一场漂亮的战斗: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在那里围歼了日军一个大队及若干县的伪警备队约 800 人(有说歼敌1200人)的日伪军,还打死了日军旅团长水原义重。这场战役也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陈庄歼灭战。这场战斗张扬了八路军的军威。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曾致电贺龙说,“对敌陈庄血战,尽歼敌人,予敌重大打击,树立华北抗战之楷模,振军威于冀晋,特传令嘉奖”。

  

1939 年 11 月,父亲从抗大毕业了。那次他随着抗大总校毕业的一批人走了 300 多公里到位于山西长治武乡的八路军总部去报到。报到时,执着的父亲首次正式提出了想回到位于太行根据地南边的鄂豫边区去工作的要求。父亲的要求有两条,一是求证并试图恢复自己被莫名丢失的中共党籍,其次就是思念两年多前被他从汉口遣送回泰州老家的妻子和两个女儿(1937 年秋,父亲前妻孙岫云带着年已4 岁的大姐以及怀在肚子里的二姐告别父亲从武汉回到老家泰州去了。详见本书稿第四章《成为职业革命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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