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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朝鲜战争期间台湾的应对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0-09-20 08:34:51
作者: 侯中军  
中国上述意见“系由八月二日在北平有苏联参与之五国会议决定”,中国态度已经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达给美国政府。28

   战场态势朝着中方估计的方向发展。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剧变化。周恩来在会见苏联驻华军事顾问时表示,中方不掌握朝鲜战争的关键情报,同朝鲜同志交流很少,但仍建议朝鲜必须先消灭仁川登陆的美军29。在中国派遣志愿军参战前,美国民主党为争取竞选胜利,“授意报界并在联合国方面活动,阴示美军应否长驱直入北韩,悉听联合国大会议决”,并表示“即使捣入北韩,将来于办理全韩选举前,武装占领任务美无意担任”。顾维钧认为,美国的目的在于“缓和苏联与中共,而阻其参加韩战扩大战争范围”30。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召开会议,除金日成以外的所有人均认为必须请求中国参战。金日成仍建议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然后再来决定。31此时朝鲜已经没有选择,战局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已无可能抵挡“联合国军”的进攻。30日,金日成亲自写信向苏联求援,言辞迫切,要求苏联直接参战,或者让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参战32。接信后的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陷入困境,朝鲜军队基本上已经失去有组织的抵抗,请中国派出志愿军即刻参战。斯大林强调,“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3310月1日,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虽然已经拟好了出兵电报,但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3日回复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兵,但强调中共中央仍未作出最后决定。在暂不出兵的同时,毛泽东要求周恩来派飞机接彭德怀到北京,再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问题。经过4日、5日两天讨论,中国最终决定出兵援朝。第一次出兵决定发出后,因苏联不能立即提供必需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空军不能到位,在苏联的周恩来与苏方进行了讨论,双方建议等准备妥当后再进入朝鲜。但中共中央经过考虑决定,不等苏联的装备到位,先行出动,抢占先机。34

   中苏两国在作好出兵援朝准备的同时,亦从外交上对美台展开攻势,最主要的就是要求驱逐台湾驻联合国代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之。前文已经提及,苏联代表没有参加6月27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安理会在没有苏联出席的情形下通过了出兵朝鲜的第83号决议。也是在苏联缺席的情形下,7月7日,安理会又通过了第84号决议,建议在美国主持下成立联合司令部,并“授权联合司令部斟酌情形于对北朝鲜军队作战时将联合国旗帜与各参战国旗帜同时使用”35。苏联此举遭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质疑。斯大林后来在答复捷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时称,苏联退出安理会是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在缺乏安理会两个大国代表的情况下所作决定是非法的。斯大林认为,美国被拖入朝鲜战争后将无力自拔,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从世界均势角度而言,对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利的。36斯大林在面对英国拒绝和平调解的建议时亦明确指出,朝鲜问题必须通过“有苏联和中国参加的安理会才能得到解决,同时邀请朝鲜的代表到会,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37。斯大林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西方表明,苏联的态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进入联合国。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自朝鲜战争之初就是两大阵营斗争的重点之一。

   美国在9月30的情报评估中仍然认为,中国不会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对于周恩来通过潘尼迦传达的信息,美国认为这是在吓阻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在10月上旬一系列的分析报告中,美国各情报系统都认为,中国和苏联不会在1950年直接动用武力干预朝鲜战争。在10月18日的评估中,美国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不会直接介入战争38。甚至在志愿军参战后的两周内,美国情报部门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大规模参战。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直接影响了朝鲜战局。面对改变了的战局,对于是否使用台湾国民党部队,美国内部虽时有讨论,但并未改变原有的决策。对台湾国民党当局而言,第一次出兵提议被美国拒绝后,一直未再向美提出派兵参战的建议。台湾再次对美提出参战意愿,是在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之后。

   11月1日,美国中情局确认,中国军队正在与“联合国军”作战39。5日,顾维钧汇报称,美国国务院及军方确认中国军队已经参加了朝鲜战争,国务院正在等军方的报告,具体采取何种行动要等研究报告后再作决定,国防部的预测是中国“意欲保持将来游击战根据地及电力厂”40。

   中国参战以后,台湾当局就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征求顾维钧的建议。25日,台湾致电顾维钧,就朝鲜战争的国际情形通报了新的情况。第一,据各方报道,联合国多数国家似颇受英法影响,不惜迁就中国,“以图实现韩国局部和平”,比如同意设置缓冲区;第二,各国认为中国与苏联之间意见存在分歧,或可加以利用;第三,中国列席安理会代表团到达联合国后,各方可能会以联合国代表权为饵与其妥协;第四,艾奇逊近复重申,美不拟行使否决权,以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此虽系美方原定政策,但于此时予以重申,难免不另具作用”。台湾指出:“综合上述观察,美方态度如何,能否设法探明。”41

   对此,顾维钧认为,朝鲜战事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而发生了不利于“联合国军”的变化,美国政府空气突然紧张。总统杜鲁门临时召集国防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国务卿艾奇逊先后出席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报告外交局势,认为苏联实为朝鲜及中国的背后支持者,建议加以公开谴责。美国许多议员会后纷纷发表意见,大致有以下五种主张:“即请联合国议决采取毅然积极应付办法,由各会员国分任派兵制止”;“赋予麦帅特别军权,俾派空军轰炸中共境内集中之军队及交通线”;“致哀的美敦书警告中共,如不撤兵即用原子弹对付”;“予我国民政府以充分军援,并派军事团赴台商议利用我军队对付中共”;“于苏联允令中共撤退中共军队前,停止美与苏联之一切谈判”。42

   是年底,美国中情局相关部门对是否使用台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进行过一次评估。美方认为,从军事上而言,台湾可以提供3.3万人的特遣部队,但士气存在问题。国民党军队作战经验丰富且熟悉志愿军战术,他们在好的领导及充分的监管之下应能比较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但如果在“联合国军”控制区以外独立作战,则可能会大量叛逃。从政治上而言,“在朝鲜动用中国国民党军队将很快引发一系列难题,涉及美国继续使福摩萨中立化政策的可行性,特别是涉及在朝鲜及朝鲜水域之外动用国民党的海空军”,而且“进一步使美国和他们捆绑在一起,这会成为美国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道义保证”。中情局还认为,在朝鲜半岛使用国民党军队“将使政治解决朝鲜冲突所保留的任何机会都化为乌有”。43

   美国中情局局长本人以及美国空军并不认可这份报告,美国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总体上认为,该报告强调了在朝鲜动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及政治上的不利之处,但没有充分地指出在朝鲜使用这支军队给美国的进攻带来的益处,台湾国民党军队是“联合国军”容易获得增加军队数量的唯一军队。动用国民党军队“不一定就妨碍以后的政治解决”,而且可以“在一个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协议于短期内缔结的可能性消失之后,美国再作出动用国民党军队的决定”。44

   美军在朝鲜战场受挫后,美国国内开始有人主动提及动用台湾军队,并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一是直接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策应美军在朝鲜的战争;二是运送国民党部队到朝鲜前线,加入朝鲜战争。1951年3月22日,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丁在波士顿发表演说,主张美国应即刻运用台湾军队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深信中国无法应付两面作战的困境45。10月,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瓦特恩批评美军将未经训练的犹他州炮兵队调赴朝鲜前线充当步兵使用,要求美国纠正以往不使用台湾军队的错误,以缓解美国陆军员额的不足46。

   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后,美国大选在即,是否让台湾军队参战是竞选人的竞选说辞之一。1952年2月13日,在美国西部地区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塔夫脱演说时声称:由国民党军“反攻大陆”,此为内战,当不致引起世界大战,且可无需美军参加;“积极增加对国府军经援助,估计国军实力为六十万,其中作战部队三十二万,士气旺盛”;“倘渠获选,在军事上当尽量采用麦帅见识及经验”。47塔夫脱的对台主张遭到共和党内人士的批评,认为其调用台湾军队的建议将使共和党“蒙受战党之名”,不利于竞选,也难以获得同盟国的支持48。5月10日,魏德迈出任共和党候选人塔夫脱的竞选委员会主席,声称应该调用台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支持台湾“反攻大陆”49。

   美国国务院对于暂不动用国民党军队的态度并未改变。9月8日,顾维钧致电叶公超,汇报美国报界对台湾派兵赴韩之事的评论。他指出:“国务院现仍以为,调用我国军赴韩有损台湾国防,不如继续扩充南韩军队,增强其装备”;“如调用我国军队赴韩必致增加联合国中困难,因参加韩国抗敌之各国中,如英国等又将起而反对”。虽然美国军方有意使用台湾军队赴韩,但国务院反对,其态度并未改变。501952年9月,美国“驻台大使”蓝钦回国述职,在与杜鲁门会谈后对外界表示,关于调遣台湾军队赴韩参战之传闻,“驻台及其他处美人虽曾有此议,但并无负责官员或政府机关作此建议”。对于蓝钦此声明,顾维钧解释说,“此间总统竞选,两党正在积极进行,互相指责抨击,政界空气不免日见紧张,以致台北利用我国军之报道引起美官方反感而严词否认”。51

   大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为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加强联系,台湾派叶公超赴美访问,围绕派兵以及其他美台关系与美方进行交涉,此即台湾第二次出兵提议。行前,蒋介石召见叶公超,商讨对美国政府应注意各点,提出不必急于要求撤销“台湾中立化政策”,美国目前的政策“于我未始无益”;如美国主动要求台军援韩,“则我只能派一师兵力为限,而以一师为预备队,准备轮流交换作战”;“反攻海南岛之建议绝对反对”。52

   台湾在战争之初的派兵热情与1952年相较完全不同,原因在于台美双方对战略态势的把握出现了分歧。朝鲜战争爆发时,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而美国则不以为然,希望台湾最重要的是先自保。到达美国后,叶公超自纽约汇报美国大选后情形及艾森豪威尔的动向。他指出,“艾帅赴韩行期未定,此次选举时之允诺,旨在争取选票,并非对韩国问题已有腹案,其左右有主张彼同时应往台菲视察者,彼本人仅愿往韩国前线,以示重视韩国问题”,建议台湾“暂不宜作盼其来台之表示”,要等其本人自动表示方能有利于台湾。艾森豪威尔当选后,美国各大报纸都以大号标题刊载称其可能启用台湾军队赴韩参战的消息,对于美国舆论的此种表示,叶公超认为“似不宜作任何表示”。53

   叶公超与顾维钧、蒋廷黻、俞大维等数次就美国各方意见详加研讨,“佥以为共和党握政之初尚难克服此案所牵涉之国内及国际反对因素,故用我军在韩助战恐终难实现”。叶公超认为,如果要求台湾必须就出兵一事表示态度时,可答以“二年前我曾有自动遣兵助韩之议,现如和谈绝望,联合国决对侵略者作有计划之制裁,我自仍愿考虑前议”,并认为如此表态可“免使一班同情我国及主张我国出兵者感觉失望”,“同时亦暗示我在现阶段对出兵韩国之主张并不积极”。叶公超等还认为,“此时似不宜另提出兵人数,或减或加均不利于我,盖人数之商定,当在最后,即使我不愿仍出三万人之数,此时亦无作此表示之必要”。54

至于台湾应采取的基本政策,叶公超认为,军事上“应首先考虑者厥为除保卫台澎所需要之兵力外,我国其余兵力在自由世界之整个反共计划中应在何处使用最为有效之问题”,在美方没有通盘计划的情形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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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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