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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江东: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过程中的苏联因素

更新时间:2020-09-20 08:32:06
作者: 郝江东  
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停止派遣”一定程度地契合了东北抗联当时的战略需要。由于斗争形势极其严峻,如何保存实力成为当时摆在东北抗联领导人面前的共同问题。第二次伯力会议期间,周保中在吉东党、第二路军总部的会议上就表示:“总部亦有对整个形势的相当顾及,就是在最严重的活动情形时,所应采取的办法,或者是坚持牺牲到底,或者是设法保存自己的基本实力,使队伍得到相当的休养与训练,以图谋再度的斗争。”他说,即便没有王新林召集会议,也会越境保存实力,称到苏联是“在与中央关系不密切的条件下,在最紧张的环境中认为在保存实力图谋再度积极斗争所必需的办法”。69他当时还建议王新林在“直接领导援助”东北抗战完成统一后,将新设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放在哈巴罗夫斯克。70

   苏方要求“停止派遣”,在东北抗联部队中间引发严重争议71。鉴于此,周保中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说服工作。在现实层面,他说由于苏日中立协定的签订,“东北游击运动之工作联系已经绕到苏联远东边防关系上……不能以局部要求与整个形势相违背,不能使日寇藉口挑拨”72;在理论层面,他论及抗战与革命的联系,说“历史使命规定了我们不简单就在于完成民族解放斗争,而是要在完成民族解放斗争之直接继续,以求达到中国工人阶级共产党之最后主张”73,要求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理解问题,强调苏方此举是“为中国革命增强斗争力量”74。为尽量降低“停止派遣”造成的消极影响,周保中在重新部署东北各部的同时,要求在苏官兵严格保守中共党组织与游击队的系统,争取同中央恢复联系,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培养干部和技术人员75。

   苏德战争的爆发极大推动了东北抗联领导人观念的转变。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立即呼吁全世界共产党“保卫苏联”,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目前“讲的是摆脱法西斯的奴役,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76。当时身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周保中、张寿篯不难获得莫斯科与延安的宣传出版物,因此极有可能受到这些宣传话语的影响77。7月4日,周保中专门向部队官兵阐述了保卫苏联的重大意义。他提出两个“祖国”的概念,即“工人祖国”(苏联)与“民族祖国”(中国)。他说,苏联是全世界工人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形势下,保卫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之直接的国际任务,“保护工人祖国———苏联,与保护我们民族祖国———中国的任务是同等重要,而不能分为谁主谁从”。78

   因观念的转变,东北抗联领导人对部队改编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主动提出愿意服从苏军的任何战斗指示。他们分别在6月底、7月底联名致信王新林,提出“同意把东北党和现有游击队归并和转入远东军的系统直接指导直接命令”79。在6月24日给王新林并转苏军负责同志的信中,他们解释了自己的立场,说“过去……我们认为东北全部革命问题和党组织问题的基本解决,只有得到中共中央或共产国际执委之指示才有完全解决之可能。但是在我们工人祖国受到侵犯的今天……我们认为全部满洲革命问题,可以接受你的任何适当之直接措置和行动指示”,“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我们留在现地人员派到西方第一线去”。19这一转变实际上为后来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统一了思想。

   令人不解的是,苏方明确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必须保持东北中共党组织和东北游击队系统”9。结合苏方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的立场,以及1942年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实际做法,这种解释很难说反映了其真实意图。笔者掌握的史料尚不足以深入探究苏方的真实用意。不过,此后由于情报工作的不断加强,以及此类工作的特殊性质,东北抗联未能实现整编与统一指挥的情形很快成为苏军与东北抗联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的矛盾点。苏军经常擅自派遣部队人员的做法让周保中大为不满。他向王新林抱怨苏方不仅违反“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规定”,还“完全忽略了苏联政府援助东北游击运动的根本用意,忽略了国际兄弟党的工作诚恳性”,要求苏军负责同志“对于东北游击队的工作进行,应当注意到原则性”80。事实上,这些矛盾也使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有了现实必要性。

  

   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

  

   苏德战争爆发后,远东战争危机一度迅速上升,大量有关日本将追随德国对苏宣战的情报被提交给莫斯科41。当时,日本政府内部确有“北进”与“南下”之辩,1941年6月24日制定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草案确定了“继续向南扩展”的方针,同时要求“秘密做好对苏战争准备”。7月2日,首相近卫文麿要求“在南进的同时,随时解决北方问题,以消除北部边境的忧患”。此后日本加强对苏战备,并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启动日本陆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征召与动员,使驻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日军倍增,达到70万人,补充了大量武器装备,还新编第五舰队以备对苏作战。日本御前会议的这些决议很快就被莫斯科派驻东京的情报机构获悉。81

   日军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活动引起苏联远东军的高度警惕。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的情报机构远东边防军总局每天都向莫斯科汇报有关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带制造的冲突事件,并着重提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活动66。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局长韦谢洛夫等给莫斯科的报告指出,日军正向远东苏联边境地区派出大批情报人员82。远东边防军总局11月2日同时提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总参谋部的报告再次提请注意苏联远东地区日益猖獗的日本间谍问题。为应对这一局面,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建议莫斯科“训练情报干部应对远东战事”,称一旦战争爆发,可将这些干部派到“敌人的战略据点和中心执行侦察任务”83。

   这种战争危机在1942年春日本攻占新加坡后陡然上升,成为莫斯科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重大威胁84。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多次致电中共中央,敦促后者准备在苏日战争爆发后派正规军和游击队到中国东北对日作战85。1942年4月14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波罗诺夫提交题为《苏满边境局势》的报告,详细评估了驻东北日军即将进攻苏联的种种迹象,包括正加紧修建工事、公路与要塞;征召预备役,并撤离边境居民和工厂,增强军事部署;不断派飞机和间谍对苏情报侦察;在苏联边境公开散布信息,称日本将根据与德国的协议,于1942年上半年进攻苏联86。这一时期经常发生日军射击苏联边防军、边防哨所与边境居民的事件,“擦枪走火”的风险很高87。

   鉴于这种战争风险,莫斯科指示远东各部制定详细的反击作战方案,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确保部队与舰队做好完全战斗准备”,同时从西线抽调两个坦克旅、三个炮兵团到远东。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还作出指示,加强了远东边防军的装备与人员配备。88根据苏军的要求,周保中也拟定了东北抗联反击作战方案(即“抗联游击部队非常时期计划”),详细部署了在战争爆发条件下东北抗联各部的游击区、领导机关及相关负责人、部队编组、所需武器装备、具体任务及实施方案、根据地、隶属关系及通信联络等89。此时,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总指挥部内,是否必需要由你方面委任苏联同志担任军事、政治人员”90。这是第一次提出苏联军官在未来整编的东北抗联部队任职问题。

   莫斯科与远东地区对当地情报工作也格外重视。1942年初,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建议联共(布)中央在远东组建特种训练班以“培训情报干部”91。此后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在中央机关内部设立高等训练班,为边防军情报系统培训干部,并特别指示远东边防军“强化情报工作”,增加派往中国东北的情报人员数量92。4月,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远东各州、各边疆区内务局在远东当地甄选可靠、可信的人组建“亲苏”的情报部队,称“这些‘亲苏’部队在必要时能够作为游击队使用”93。7月至8月,莫斯科再次指示远东地区各州党政军机构做好游击队的组织与培训工作94。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整编东北抗联以充分发挥这支部队的价值,自然就被提上了日程。

   7月16日,王新林正式通知周保中,将以留苏东北抗联部队为主体组编教导旅。根据苏方设想,教导旅将按千人规模建制95。除了在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包括外出执行任务者)500人至600人,苏军还增补200余名远东华人与一批苏联军官96。教导旅所有官兵“一律实行红军制式”,“一律依照红军定制编练受训”。教导旅下辖四个营,即第一营(第一路军,金日成、安吉为正、副营长)、第二营(第二路军,王效明、金策为正、副营长)、第三营(第三路军,王明贵为营长)、第四营(第一、二路军抽调人员及第五支队其他方面补充之人员,姜信泰、季青为正、副营长),旅长周保中、政委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86。这种整编,积极地看,是照顾到东北抗联各部对东北不同地区的熟悉情形,方便未来派遣;消极地看,则是保留了原有的组织与系统,未能根本消除东北抗联内部的矛盾与分歧。

   苏军虽然一再声称尊重中共的组织关系、政治路线与独立性,且保留了中共组织与领导系统,但实际上通过组织与指挥系统的设置,实现了对教导旅的严密控制87。一是旅内设立了苏军内务部的工作机关,这一机关直辖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受教导旅司令部节制。该机构对教导旅所有官兵都建有详细的档案,掌管直接审查、征调与秘密逮捕之权。二是教导旅从旅司令部到营、连,每一级机关都派有苏联军官,旅、营参谋长和参谋,旅政治部主任和政治部主要科长,政治副营长、副连长等均由苏联军官担任97。

   国防人民委员部还联合共产国际详细调查了被委以要职的抗联干部。1942年10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总局请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对周保中的鉴定报告98。共产国际干部部在第二次伯力会议期间进行的调查基础上形成了鉴定报告,虽然再次提出需对周保中履历中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调查,但结论部分仍然确认周是一名“坚定的、富有创造力的、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可以担任军事领导职务”99。

   结合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组织指挥体系与人员的设置,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2年夏,围绕是否把东北抗联归并和转入远东军系统直接指挥的问题,苏方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方对此一度持否定态度,尽管这一建议是由东北抗联主动提出的;然而,1942年夏苏方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却遵循了上述思路。导致出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就是1942年春夏远东战争风险的陡然加剧。从其后苏方对教导旅的角色定位来看,这支部队除了要承担情报侦察与情报干部的培养工作,更重要的使命是未来战争条件下成为“作战部队的侦察联络小队”100。1944年1月,王新林在教导旅联共(布)党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苏联的远东国防,准备“远东大战”101。

   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后,王新林向抗联领导人一再强调教导旅对中国抗战的意义,称教导旅可为中国抗战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在东北转入直接战争的新环境时发展积极有力的游击运动”102。对此,周保中是肯定的,并在给许多人的信中表达了这一立场。7月24日,他在给特别派遣工作人员的信中指出,教导旅组建“不但免去了在东北斗争中有被日寇消灭的危险,而且对于将来发展的巩固基础,已得到了完全保证”103;26日,他在给金日成等人的信中称,“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前途问题以及斗争策略,中共东北党组织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完全有保障的解决办法”104;8月13日,他在给金光侠、高历友的信中称,“东北中共党组织问题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前途胜利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完满的有保证的办法了”105。

纵观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的整个进程,苏联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其间,苏方政策与行为的基本逻辑是确保远东国防安全,应对可能爆发的苏日战争。正是在东北抗战由盛转衰的1938年下半年,苏联开始调整政策,指示加强对东北抗联的援助。此后,苏军先后两次召集伯力会议,目的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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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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