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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林:人心政治论

更新时间:2020-09-19 08:08:06
作者: 唐亚林  

   摘 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党和国家将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来对待,从而形成了超越党派利益的使命型政党,以及由使命型政党统合并引领的人民群众高度信任与广泛认同的人心政治新形态。这种人心政治新形态,以政党组织的先进性为纽带,以人的组织性、组织的情感性和制度的生命力为核心,以持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美好生活政治观为指导,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型政党肩挑“人”与“制度”的主体理性力量的锻造,以及以“将心比心”的情感治理模式所激发的独特情感力量为特色,形成了超越委托代理制基础,融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信心力三者于一体的新型理论范式,这将为人类社会闯出一条基于委托信任制的集“良心+良制+良治”于一身的新型政治发展道路,进而开创超越时空、与子偕行的人心政治形态的新境界。

   关键词:人心政治;使命型政党;信心力;美好生活政治观;情感治理

   作者简介:唐亚林(1967-),男(汉),安徽宿松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城市治理与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比较政府与政治。

   现代政治是以政党、政府为核心的政治主体运用政治权力,调配政治资源,调节政治关系,分配公共利益,建立政治秩序,推动政治发展,实现政治价值,建构美好生活的过程。而主导现代政治过程的政治主体,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由多元主体来充当的,既包括立法(议会)、行政(政府)、司法(法院)、政党这些传统型政治主体,又包括利益集团、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等新型多元主体。

   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公共利益的分配,明面上似乎是通过民选的政府上台进行政策实施,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与政治的联姻,并形成了由议会、政府与利益集团相互勾连的政治“铁三角”现象[1]。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党和国家将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来对待,由此便形成了超越党派利益的使命型政党与使命型政治[2],以及由使命型政党统合并引领的人民群众高度信赖与广泛认同的人心政治新形态。

  

   一、问题的提出:重构人类政治形态发展的理论基础

   现代政治是对传统政治的超越,通过代议制的方式实现人民主权。密尔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3]而人民主权的实现,需要通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人民再通过表达意见和监督等方式间接地行使公权力,即通过代议制的方式。这是因为现代政治走向了超越狭小地域范围和较小人口规模的规模国家政治时代。代议制从形式上是“一种间接民主,不是由公民直接行使其主权权力,而是以只能选举代表的行为将其权力委托给一定的代议机关”。[4]也就是说,支撑间接民主式代议制运作的原理是委托代理制,而支撑委托代理制实现的现代政治机制主要靠公开选举制和多党竞争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言论自由制、财产公开制等机制。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是建立在“分权发展导向型”基础之上的,与立基“合力发展导向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5]到了20世纪之后,基于“分权发展导向型”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的运作,愈来愈依靠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来支撑,而且代议制所孕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式政治制度架构的重心也越来越呈现出从以议会为中心走向以行政为中心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日益被简化为一种熊彼特式“程序性民主”,即“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的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安排”。[6]简言之,就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挑选领导人的过程。

   透视通过竞争方式挑选领导人的“程序性民主”的本质,可以发现这种民主选举的功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变异过程[7]:第一,历史上,选举的首要功能是被用来为相互对立的权力集团而不是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冲突的机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8]在现代国家稳固之后,为相互冲突的权力集团解决矛盾冲突的机制演变为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制度。第二,在达成稳定的权力分享协定的背景下,选举让普通公民来帮助决定相互对立的权力集团中哪一个将会在政府中扮演主导角色,即通过公民的投票与定期的公开选举来决定哪一个统治集团上台执政,哪怕最终被证明这不过是一种表演式的“换汤不换药”。第三,在企业(资本)主导的各种职业、宗教和种族团体所构成的选举联盟中,公民的作用蜕化为仅仅是对某些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议题发挥影响,比如有关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政策议题。第四,当极端的国内问题导致社会大规模分裂时,选举是引入新政策的一种重要途径。也就是说,选举又开始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焦点、暂时平息各类政策纷争的一种有效工具,因为接受所谓大众投票的结果是选举民主的内在要义。

   基于“程序性民主”的选举民主,首先转移了普通民众对轮流坐庄执政的资本与权力联盟统治国家的实质的关注,模糊了真正的国家主人即普通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最终决定权这一焦点问题,形成了选民可以“反政府”但无法“反国家”的选举民主实质;其次,让普通选民将关注重点放在对各种碎片化的政策性议题的争论与选择之上,形成一种莫名的“权利拥有与权利行使”错觉,忘记被资本与权力联手统治的真实本质,进而忘记起来抗争的使命,以致于让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体系得以长久地被稳固和被传承;最后,形成了只顾及眼前对己有利的形势判断与政策取舍的功利性选举文化,而忽视将个体与代际的永续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的和平发展等有机结合,其结果必然导致建立在“程序性民主”基础之上的选举民主愈来愈劣质化、短期化与纷争化,最终导致国家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内在紧张、断裂乃至崩溃的状态。

   因此,重思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建构,就必须对人类社会政治形态建构的委托代理制基础进行重构。在承认代议制不可或缺的基础上,引入基于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信心力三者有机结合的委托信任制新型理论范式,创建人心政治新形态。

  

   二、硬实力、软实力与信心力“三位一体”:人心政治形态的理论分析框架建构

   基于委托代理制的代议制的理论基点,一是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并产生政府,实行责任制;二是“人性是恶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权力也是恶的,因此需要将最高权力进行三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交给不同的部门和人来行使,实行监督制;三是通过定期的选举,由人民决定由谁上台执政,并让政府接受人民的检验,实行选择制。

   这种基于委托代理制的代议制,在实际运行中不得不接受被资本利益绑架的党派利益的干扰;同时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它又不得不接受被资本操纵的媒体的特定输出影响,从而导致现代西方社会呈现从议会-政府-利益集团的政治“铁三角”向议会-政府-利益集团-传媒的政治“铁四角”变迁的格局。而且,这种政治“铁四角”现象又因为每隔几年大选的短期选票效应,让以政党政治运作的现代西方政治无法内生出可以改变基于委托代理制的以代议制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框架的根本性力量。

   一般而言,现代政治体系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价值层次的理论,二是操作层次的理论。价值层次的理论确定政治体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取向,而操作层次的理论将价值层次的理论化为具体的步骤、程序和规范,使价值层次的理论得以在现实生活中运行。这两方面的理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9]有鉴于此,本文从价值层次的理论层面对基于委托信任制的人心政治形态的建构①,提出一个基于硬实力、软实力与信心力“三位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

   超越被日益简化的以选举民主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的话语叙事,基于主权国家长存于民族国家之林的“国格”以及发展于地球之上的“资格”问题,以推动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为根本出发点,就必须重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将展现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体现民众对政府高度认同与政府全心依靠民众的交互信心力三者融为一体,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引领,创建超越委托代理制、基于委托信任制的人心政治新形态,从而为人类政治形态的发展开辟新的理论空间与实践模式。

   所谓硬实力,是指“可用于要求他者改变其地位”的权力,可依赖劝诱(“胡萝卜”)和威胁(“大棒”)来实现,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是硬实力的核心,通常以强大的物质实力表现出来,并与控制力联系在一起。所谓软实力,是指“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太多情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它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或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10]常常与同化力关联。“软实力与硬实力密切相关,都是通过影响他人行为,进而达到自己目的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以及资源的有形程度。控制力,即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以强迫或利诱做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响并塑造他人意愿的能力,依赖的是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操纵议程令人知难而退的能力。控制力和同化力之间涵盖了多种行为:从强迫到经济诱惑,从议程设置到纯粹吸引。软实力资源与同化力密切相关,控制力资源则通常与强势行为相关联。”[11]

   传统上认为,硬实力与软实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但是,这种理解往往是将其放到国际关系的视域去把握的,且带有将孕生于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体系作为人类政治制度形态的范本予以普遍化的认可之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其内在不足在于既忽视了一国内部民众在长期的实践比较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体系的自觉认知、高度认同与热切预期所产生的巨大威力,也忽视了一国政治体系的多元主体中作为主导力量的政党所内蕴的使命感所激发的引领力量,更忽视了将国家实力与人民美好生活有机对接所建构的人心政治形态的整体合力。

   因此,回到人类政治形态建构的初心,首先要将现代政治的落脚点放到可以持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之上,这是人心政治形态建构的基石,它既包括以物质实力呈现的硬实力,又包括以文化价值实力呈现的软实力。其次,要在硬实力与软实力支撑基础之上,通过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型政党的引领,将人民和政府二者间的相互信任所建构的强大信心力作为人心政治形态建构的关键,形成集硬实力、软实力与信心力于一体的人心政治形态“三力”发展框架(见图1)。

  

其中,政治体系的三大政治主体,包括人民、作为使命型政党的执政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地以人民向政府的单向度授权而建构的基于不信任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关系,或者是在授权之后人民对政府执政绩效高低的认同度问题以及在下一次选举来临时行使赞同或否决的选举决断问题,而是通过执政党的引领和政府的有效施政,以不断提升的累积性绩效创造,建构三者间交互信任、彼此承诺、持久合作、发挥合力的委托-信任-齐心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下齐心、同心同德、合作发展”。最后,通过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追求,以美好生活政治观指导下的人民利益作为使命型政党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使命,充分发挥“将心比心”的情感治理模式的独特情感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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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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