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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林:人心政治论

更新时间:2020-09-19 08:08:06
作者: 唐亚林  
将融硬实力、软实力、信心力于一体的人心政治形态,贯穿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之中,进而开创人类政治形态发展的新境界。

  

   三、美好生活政治观:人心政治形态建构的制度基础[12]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对于优良政治形态的落脚点的追寻,都集中地归结到一点——“至善生活”或“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是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外思想家试图诠释人类过“良善生活”的根本奥秘之所在。立基美好生活的政治观,就是美好生活政治观。

   虽然现代政治因解决了规模政治和权力政治的有效运行问题而超越了古代传统政治,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导范式,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即建立在人性恶与权力恶“双重恶”假设基础之上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祛除了其伦理面向的价值,也日益失去了其生活面向的意义,最终演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追逐游戏,并因其被当成可交易、可算计、可买卖的博弈游戏。此外,现代西方政治还被包装成为一种科学的中立的工具知识体系,被广为传播,甚至被奉为人类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毫无疑问,这种背离“至善生活”或“美好生活”追求的权术政治观,最终让西方发达国家与社会陷入贫富两极分化境地。

   从“至善生活”或“美好生活”视角考察,首先,美好生活政治观为人心政治形态建构了满足个体及其家庭身心在内的多层次复合性需求基础。

   对于个体及其家庭来说,美好生活需求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它既包括满足人身体需求的物质产品,又包括满足人心理需求的精神产品,同时还包括基于共同体而生的对家国和世界认知与认同的文化情怀。笔者曾经将此概括为圈层包容共生式“四层次三十二字”需求观:即保障个体与家庭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之生存需求;保障家族共同体血脉延续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交往需求;保障国家繁荣发展的“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之发展需求;保障世界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天下为公、四海一家”之共荣需求。这四层次需求观体现了相互依赖、依次递进的特征,并一体化贯通于人的一生之中。[13]

   以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过于将关注重点放在公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公民权的维护与保障之上,忽视了公权力的有效行使还是一国繁荣发展与民众生活幸福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美好生活政治观的视角,提出了全新的论述,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14]这就意味着美好生活需要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满足和实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其次,美好生活政治观为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提供了体系化的公共产品,从而为人心政治形态建构提供了体系化的公共制度基础。

   “现代的人是在政府资助的医院里出生的,是在公立的中小学、大学中接受教育的,他的很多旅行时间是在公共交通设施中度过的,他与外面的联系则是通过邮局或半公共性质的电话系统进行的;他喝的是公共生产的饮用水,读的是公共图书馆的书;他用公共排污系统处置垃圾,他在公园中野餐,他受公共治安、消防、卫生部门的保护,最终,他又在医院里离开人世,甚至被埋葬在公共墓地。总之,不管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多么守旧,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同政府关于提供上述和许多其他地方服务的决策联在一起,这种联系是挣不脱、割不断的。”[15]

   这种整个人的出生、成长和发展过程与现代政治须臾不可分的现实,让现代政治的内涵被深深地打上了生活政治的烙印,其后果是改变了传统政治对权力、法律、支配权等的追逐,转而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的有效满足与社会秩序的有机建构,并通过仪式化生活化的日常交往方式、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选择以及体系化的公共制度安排,让现代政治戴上了脉脉温情的面纱,展现日常生活政治的美好。换句话说,如果现代政治只是堕落成一种对权力支配权的追逐,恰恰忘了生活的本真意义,忘了这个世界本应是温情脉脉的世界,乃至把政治泛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通过政治塑造美好的生活,那么,这种现代政治都是不合格不人道的政治,更谈不上是美好的政治。

   最后,美好生活政治观为人心政治形态的建构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行政观。

   现代西方政治只是初步解决了公权力被制约、公民权利被维护这两大问题,但对于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分配、物质生活是否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是否得到有效提升这三大与美好生活政治观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使建立了体现一定福利水平的国家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始终难以达到其所宣称的“平等公平正义”的美好状态,甚至暗中始终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了美好生活政治观的基础上,看到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基于美好生活政治观的积极行政观,一方面强调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防止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团体与人员出现腐败和堕落的现象,这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演化几千年来的基本经验之结晶;一方面强调在划清公权力边界的同时,积极履行行政职责,集中高效且有保障地行使公权力,积极利用公权力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强调通过问责与激励方式,推动行政能力建设,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只手的合力,形成整个社会的共生共进共荣局面。

   基于美好生活的生活政治观主张恢复现代西方政治中被长期遮蔽的,实际上是政治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真正面目,即政治本身就是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来,是为建构美好人心而生,而不是为追求权力而来,进而把长期被颠倒的现代政治观给恢复过来。

   基于美好生活政治观的人心政治形态,虽然遵循公权力的现代运作规律,但必须回到公权力运作的初心,即现代政治是关于人生、人口、人民、人心“四人”的生活、生命与共同体之学问建构,其立足的根基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其所要建构的政治是促进人与人日常交往、友好相处、共荣发展的政治。它既是一种生活政治,又是一种关系政治、共荣政治,还体现出政治对人、人生、人情的关怀的情感,因此也是一种人情政治,当然更是一种人心政治。

  

   四、用使命型政党肩挑“人”与“制度”:人心政治形态的主体理性力量的锻造

   现代政治因为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并通过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的运作,获得了对传统政治的超越,使得人类政治形态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现代政治又因利益表达的多元性与政府运作的有序性之需,被引入了政党政治,以让规模化复杂化的公共事务得到更顺畅更有机的运作。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始终存在由议会、政府与利益集团相互勾连的政治“铁三角”现象,导致被权力和资本联合主宰的政治难以有效回应民众需求并公正地分配公共利益,进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的极化现象日益突出。建立在人性恶与权力恶“双重恶”的不信任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其着力点在于“分权发展导向型”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进而实现从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嬗变。然而,这种“见物(制度)不见人”的制度建构后果,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即无以发挥本来应该成为现代政治运作“主心骨”的政党的作用,反而长期陷入利益纷争、资本侵扰、政党恶斗的泥淖而不可自拔。

   虽然在英文中,“institution”既可作为“制度”理解,又可作为“机构”理解,还可作为“习俗”理解,甚至可以互换,但在中文中,“制度”是“制度”,“机构”是“机构”,“习俗”是“习俗”,三者各有不同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国政治制度体系的理解,英文“institution”是将“制度”“机构”“习俗”三者合一,充其量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但是忽视作为“机构”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且是可以通过诸如特定的组织(如工会、政党)将这群人有机集结并团结在一起,并赋之以特定的组织人格、组织情感、组织生命和组织力量。在中文语境中,作为制度的制度、作为机构的组织、作为习俗的文化或者精神,完全呈现不同的内涵,并一旦被组合在一起,将发生强烈的“化学变化”,产生不可名状的力量。

   把握中英文语境下“制度”“机构”“习俗”三者的涵义及其叠加组合在一起的不同后果,就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以往在西方政治制度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将机构的制度化进程,慢慢地放弃或者忽视了机构本身作为一种组织的特殊角色和力量,忘记了“正式组织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要角色,法律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当代生活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基本现实。[16]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制度还是机构抑或是习俗,都需要有一个“主心骨”即“使命型政党”去统合,进而通过“使命型政党”所拥有的“主体理性力量”去保障制度与机构的稳固建立、秩序与生命力的经久不衰以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有机统一①。

   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崇高政治理想和远大发展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致力于建构超越资本主宰、发挥多方合力、及时回应需求、公正分配利益、反映民心民意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新形态。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政党组织的主体理性力量,日益成为“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的一种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arty),其所致力于建构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治(Mission-oriented Politics)”,[17]其目的在于形成激发全体社会成员(机构)多方合力的作用机制,并由此锻造出“用‘使命型政党’肩挑‘人’与‘制度’”发展格局,开创人类政治形态发展的新境界。

   如何理解“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六大相互连接又整体配套的方面来认识。

   第一,使命型政党是立基党性人理论原理之上的。

   人类政治制度的设计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假设,但更看重立基长期社会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理论原理的内在规定性。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设计是立基不信任文化的“理性人假设”,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设计则是立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实践与理论基础,并由此建构了通过先进分子组成的先进政党组织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党性人理论原理”。

   使命型政党的“党性人理论原理”,立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以及由此体现的“现存的阶级斗争、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8]这一根本理论原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超越自私自利性质、只是为部分人与团体利益服务和负责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新型政党组织。它是由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一群先进分子组成的、拥有崇高政治理想与远大发展目标的先进政党组织;它开创了现代公共机构组建原理的革命性变革,即立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性人理论原理”这一新型理论原理基础,实现了人类政治发展形态从“为私”到“为公”的历史性飞跃。

   第二,使命型政党是立基严密的政党组织体系之上的。

现代社会是由不同的组织组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就是政党组织和国家机构。政党组织、国家机构与人民利益的结合程度,决定了一国政治制度体系的根本性质,也最终决定一国政治制度体系的根本绩效。使命型政党的历史性任务是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将执政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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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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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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