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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松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更新时间:2020-09-18 17:17:11
作者: 朱松纯  

   目录

   引言

   第一节 读书与科研的功利思想:价值观的错位与扭曲

   第二节 学术人生到底是什么:爱因斯坦评论科学殿堂中的三种人

   第三节 学术思想自由的“清风明月”境界

   第四节 学术人生定位与道路选择:士与仕之间游走,技术与资本博弈

   第五节 学术人生价值与评估:科研的三个时期

   第六节 人生价值的极限值、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第七节 人生的黑洞与坍塌效应:囚徒困境中的焦虑

   结束语

  

   引言

   《视觉求索》公众号要求我为“学术人生”栏目写一篇心得,当时我正准备为“正本清源”栏目写几篇关于计算视觉和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和发展方向的文章。但是,如果学术思想、价值观没有校准,

   论述再多的学术问题也是事倍功半。每年与我们相关的学科发表几千篇文章,社交网络上各种吸引眼球的真假科研、产业新闻层出不穷,大量似是而非的东西漂浮在空中,学生要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氛围找一条学术道路,就相当于飞机在重度雾霾天寻找北京机场降落的跑道,实在太难。所以,还是先写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这是个老题目,网上有不少精辟论述。本文仅凭一家之观察、感想和思辨,探讨到底什么是学术人生;学术人生的理想境界是什么;人生价值如何评估。初稿交出后,公众号编辑部罗杰波、吴郢、周少华、杨志宏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先在此对他们的支持一并致谢。

   首先声明: 涉及价值观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无关对错。道不同、不相为谋。

   本文面向三个方面的读者。

   一是迷茫的青年学子。最近我们这个学科(计算机视觉、统计和机器学习、机器人、人工智能)变得十分热门,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学生被裹挟进来。说他们不明真相,是因为他们毕竟不了解学科发展的背景和趋势。我希望他们对科研能有一个比较端正的思想,走得更远。

   二是纠结的青年研究人员(博士、博士后、年轻的教授)。业界的躁动搅动了平静的书桌和实验室,考验着他们的智慧和判断力,不少人在对人生价值在重新思考和对学术人生作调整规划。

   三是关切的学生家长。我每次暑假回中国探亲,或者就在洛杉矶,总有亲友同学带着子女来找我咨询读书和做科研的一些事情。他们对孩子走上学术一途充满期待,但由于没有亲临其境,看不清楚。如若家长的价值观和思路与教授不合拍,培养合格的博士往往是缘木求鱼。

  

   第一节 读书与科研的功利思想:价值观的错位与扭曲

   在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各个阶层的人对读书和做学问情有独钟。自从隋唐开办具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以来,“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成为了读书人的理想。到宋代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之风。但是,我们读书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带有十分浓厚的功利色彩。古语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代则有更直接的表述。1977年恢复高考是现代应试教育的开始。当时我在读小学,老家镇上有个高中是考点,每年各路考生云集操场。我有一个堂兄是学校教务主任,给大家训话。场面震撼得就像打仗出征一样。“明天这一仗就决定你们一辈子,是穿皮鞋、穿布鞋、还是穿草鞋!”

   虽然这种观念最近20多年受到了商业化浪潮(商品倒卖、代理、代工、房地产开发)的冲击,但随着这个特定时期的商业和经济大潮退去,社会又回归到读书和科研的热潮中来。2016年的科技创新大潮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注释。到2017年,大家预期传统经济和商业进一步紧缩,各个层面的人(各级政府、风投、企业家、科研院所)都把目光投向科技创新,视之为救命稻草。科技又一次承载着全社会的希望。以致于每当某个领域技术有些进展,不管是新能源、无人机、石墨烯、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资本与人员双方就一窝蜂上,造成了科技界与创投产业界的一次又一次的“双踩踏事件”。

   不可否认,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美国也是这么讲的(主要是针对经济上处于底层和弱势的族群)。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人们常常把读书与做官(学而优则仕)、发财(创新创业)、和做学问(走学术人生)三者混为一谈、过早地捆绑,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知和期望,这就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扭曲与错位。

   你学问做得好,怎么没当官?你是什么行政级别?你现在身家多少?如果你很聪明、怎么不富有?我的观点不是反对有些读书人入仕和创富,后面我会对入仕和创富这两类价值观作评估与比较。这里先论述一个观点:带着功利的目标,往往在科研的路上走不远,很难有成就。如果将学术人生比作1000米赛跑,第一圈400米,很多华人学生都跑得不错, 一路进名校读博士,发论文。可是,到第二圈,就心神不宁、左顾右盼、离开了赛道、被引导干别的去了。这种引导(distraction)往往来源于个人内心、配偶和家庭、社会和国家政策多方面的功利价值取向。

   “老师,这个方向论文容易发吗?”

   “老师,做这个题目论文引用率会高吗?”

   时常有人开会的时候这样问我。我不怪他们,因为这就是社会评价科研人员的标准。我有时被叫去参加评选国家“长江学者”和“杰青”这样的评审,报告中关于科研选题的两个标准的说法是:

   “跟踪国际热点、争取弯道超车”

   “走产学研结合道路…”

   大家说惯了,觉得就该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价值观是中国科研长久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如果在科研选题上被功利因素牵制,那就必然落于下风,而且,总是处于一种追赶的位置。我记得小学上体育课打篮球,老师一开始就讲:你站好自己的分位,不要追着篮球满场跑,那样既耗体力又抓不到球,球转手的速度比你跑的速度快。这是一个入门的道理。科研何尝不是这样?

   社会上和亲属的各种功利观念的压力会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功利观念往往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解。十几年前,我刚到UCLA任教, 我哥哥在地方政府工作,听说这是加州大学的一个分校,他在电话中就难掩失望,“哎呀,你怎么混到一个分校去了!”有一次聊起这个话题,我的一个博士生告诉我, 他父母在单位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起他在这里上学。一提分校,就觉得人前矮三分,面上无光。这种误解很可笑。最近张益唐博士在采访中就说过,他若留在中国, 肯定没法做出这样的成绩。就算你自己能坚持,你周围的价值取向容不下。很多人来到美国可以做出更好的成果,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这里比较清静些。

   我认为,这种全社会根深蒂固的行政等级观、面子观、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是笼罩在学术思想上空的“雾霾”。这个“雾霾”全世界都有,在中国这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它堵住了中国学生的视线、让他们只能看到眼前几米、几十米远的道路。

   真正领先的科研与学问往往是超越时代的,有时同行都不理解其意义,更别说让社会上的人来评价。在第三节我会探讨,学术人生的理想境界是“清风明月”。也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去探索真理。

   我给家长们是这样解释的,这话家长一般能听懂:

   你的孩子选课题,应该是在半夜3点钟悄悄进入前沿阵地。等孩子毕业了, 正好天亮了,找工作。等到能独挡一面的时候,正好中午12点,如日中天。相反,你若选一个正热门的、相当于下午两点钟太阳的课题,等毕业了,太阳正好下山。所以,就算你不打算做科研,也不要去跟风。

   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去年UCLA计算机系一个印度籍的博士生来找我,说要跟我做深度学习,认为这个最热门。我一看他简历,他已经是博士毕业过,当年学的计算机网络。要知道,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互联网高潮时期,计算机网络最热门。他就是那个时候来美国读博的。等他读完,去公司工作几年,工作没了,至少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做。所以,又回炉改变方向。我就告诉他,你千万别再选热门课题。

   顺便说一下,现在一些博士生一窝蜂去搞深度学习调参。我听到一个说法:既然深度学习把其它方法性能都比下去了,那我直接学这个方法,何必费劲去学别的?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第二节 学术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因斯坦评论科学殿堂中的三种人

   有人曾经总结过,中国人生于60年代后半叶、70年代前半叶的人群,是最幸运的。因为他们躲过了文革,而且中国社会在80年代有相当正面的价值观,充满理想,崇尚科学。那个时候大家谈论的是数学家陈景润、自学成才的青年、天才少年。当一名科学家是这一代人最崇高的理想。我本人也是带着这样的憧憬于80年代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的。

   其实,那个时代大家都只是听到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写的科学家的传说、片段性的闲闻轶事。真正的学术大师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是既没有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

   抛开对学术人生的理想主义色彩,我先看一下本领域、身边几个大学者是怎样的。

   2016年是杰出华人学者黄煦涛(Tom Huang)教授八十华诞,黄煦涛是继傅京孫之后, 在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多媒体等领域最资深的华人科学家。他与傅的经历相似:出生大陆,长于台湾,来美国攻读电机博士,而且在70年代同时任教于普渡大学。黄1980年起执教于UIUC,从教50余年,直接培养的研究生有100余人,更不要提他的众多弟子培养的后辈,还有数不清的接受过他教诲与提携的学者。不过,在我们这个领域,不论年龄大小、学历高低,都叫他Tom, 平时没人称他黄教授,更没有听到谁称他黄院士。《视觉求索》上期张正友博士回忆Tom的文章,写得相当具体,可以参读。黄的高足、美国西北大学的吴郢教授在《视觉求索》专刊中道出了Tom的学术人生之要义: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求道至简。

   这种学术精神,据我的观察,其实在Tom这一代其他的大学者中相当普遍。

   我的同事Judea Pearl与Tom同龄。Judea十几年前就从UCLA名义退休了,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从逻辑推理转轨到统计推理的过程中,他居功至伟。记得我刚到UCLA的时候,有人跟我谈起,以凡夫俗子的眼光来看,他这一生真的亏了,干了这么多的原创工作,也没有得到与之相对应的名誉。话音刚落,各种大奖和名誉纷至沓来,包括图灵奖(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和美国科学院院士。近几年Judea在我主持的两个大的项目中有子课题,他拿的经费最少,但项目年度报告,得奖一栏就全靠他。而且他报告的论文数量超过课题组其他年轻教授,大多还是单个或者两个作者。这让我叹为观止。等一等,你说他是退休多年后才拿到图灵奖?拿到图灵奖后才入选科学院院士?是的,我没说错。我在上期正本清源一文中提到的广义模式理论创建者Ulf Grenander 是在83岁,人家送了他一个科学院院士头衔。其实,他们本人也不见得把这些头衔当一回事的。Judea平时乐呵呵的,80岁了,谈起工作痴迷得很。

2017年我的导师David Mumford也到80岁了。他做数学成名早,自从拿了菲尔兹奖后,各种国际大奖、荣誉一路不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yangjia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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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7年11月2日的《视觉求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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