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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欣:中古中国佛教仪礼与艺术中的琉璃

更新时间:2020-09-17 14:53:18
作者: 余欣  
同卷《亡庄严》:

   伏愿琉璃殿内, 踏香砌以经行;宝树林间, 擿仙花而奉佛。又碧池授 (受) 记, 红莲化生;法水润心, 香风动识。 (11)

   法藏敦煌文献P.2044《闻南山讲》更是将琉璃的意象与澄心求法直接相连:

   上人琉璃莹澈于心水, 构 (栴) 檀芬馥于情田。宿植净根, 生知朗悟。而乃辞亲去国, 负笈寻师;驻止帝京, 抠衣律序。竹窗夜坐, 更漏阑而涩睫不眠;银汉晓倾, 禁鸡鸣而残灯未息。孟更九陌, 积雪之 (三) 冬。析凤一毛, 成麟变角。既器成瑚琏, 业就毗尼, 结束途呈 (程) , 还归乡里。 (12)

   作为佛教供养主要观念“七宝”之一, 琉璃作为清净莹澈的象征, 除了经由佛教经典和仪式实践等途径深入人心外, 还通过本草、蒙书、类书、诗赋等扩大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例如, 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云:“《南州异物志》云:琉璃本是石, 以自然灰理之可为器, 车渠、马瑙并玉石类, 是西国重宝。《佛经》云:七宝者, 谓金、银、琉璃、车渠、马瑙、玻璃、真珠是也。或云珊瑚、琥珀。” (1) 又, 《初学记》卷二七《珍宝部》引《关令内传》曰:“老子与尹喜, 登昆仑上。金台玉楼, 七宝宫殿, 昼夜光明, 乃天帝四王之所游处。有珠玉七宝之床。” (2) 此类例证甚多, 不一一具引。然则宗教观念在物质文化领域如何体现, 换言之, 如何在信仰实践中表达佛教供养与法器的宗教功能与象征含义, 需结合考古资料细加论说。

   中国境内最早的玻璃制品蜻蜓眼玻璃珠, 发现于春秋早期的山西, 应当是由西亚经陆路进入黄河流域。蜻蜓眼玻璃珠被赋予辟邪功能, 来自最初生产料珠的埃及王国的古老信仰, 在当时的埃及人观念中, 这是天神的眼睛。据王炳华考证, 文献中的“琅玕”, 就是蜻蜓眼玻璃珠。 (3) 因此玻璃被赋予宗教的内涵, 具有很深的渊源, 尽管传入中国时, 这种含义未必被理解和接受。

   由杂色琉璃珠制成项链或作为饰品的镶嵌物, 汉代以后较为常见。如新疆洛浦县山普拉1号墓地出土汉代琉璃珠项链和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汉晋时期镶嵌玻璃的金、银耳饰。 (4) 此后的玻璃制品, 主要是琉璃瓶和琉璃碗大量增多, 来自罗马和中亚的均有出土。其中一件有名的精品是河南洛阳市东郊后汉墓出土2世纪罗马长颈玻璃瓶。 (5) 然此时玻璃尚未与佛教发生关联。中国境内佛教遗址出土最早玻璃器, 为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佛寺遗址出土的凸纹玻璃残片, 被认为是从萨珊伊朗进口, 年代为4至5世纪。 (6) 值得注意的是, 通过对脱库孜萨来寺院伽蓝结构的分析, 可知早期创建寺院的僧侣是按照犍陀罗传统建造的, 随着西域佛教自身发展, 则深受龟兹的影响。 (7) 因此玻璃器最早出现于此处佛寺, 或许有更为耐人寻味的西方渊源。内地考古发现最早出土玻璃器的佛教遗址为河北定县北魏舍利塔基。此塔为北魏太和五年 (481) 冯太后发愿修建, 在塔基夯土中发现石函, 函内藏有种类繁多的金、银、铜、玉、琉璃、玛瑙、水晶、珍珠、贝、珊瑚等器物以及五铢钱、波斯萨珊银币等货币。 (8) 其中琉璃器有:钵一、瓶二、葫芦瓶三、残器底一、环饰二、圆柱状串饰十二。虽然制造技术采用了罗马、萨珊工艺, 但器形简单、质地不佳, 应为国产玻璃器。 (9) 玻璃舍利瓶的采用, 是中国的创造, 北魏时期玻璃吹制技术传入中国, 舍利采用玻璃瓶才成为可能。 (10) 此外还有两千余枚各色琉璃串珠。琉璃器与其他众多珍宝整体出土, 其功能当是作为“七宝”供养舍利之用, 是“七宝”观念的具象化。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 在唐大中二年 (848) 石志中对此有明确表述:“诸多供养具内, 金函函中有七宝缭绕, 银塔内有琉璃瓶二, 小白大碧, 两瓶相盛, 水色凝洁, 捧受真体。” (11) 这表明中国佛教接受琉璃之初, 就是伴随着佛教“七宝”信仰而传入并体现在了供养仪式中。

   六朝隋唐以降, 佛教考古遗存中出土的玻璃器颇为不少。赵永系统地整理了这些材料, 并分为香水瓶、供养器和舍利容器三类, 分析了佛教中玻璃器的使用与功能 (12) , 在史料搜集方面用力甚勤, 然于宗教意义之讨论, 似犹未达一间, 尤其是作为供养在佛教信仰和仪式中的表达及其艺术呈现, 有必要再作申论。

   供养器中最堪瞩目者为“随求”。陕西临潼县庆山寺舍利塔内出土六件彩色琉璃球, 薄胎中空, 直径为2—3.5厘米, 壁厚0.1厘米, 一件为乳白色, 两件为褐黄色, 三件为绿色 (1) , 出土时分别置于石雕宝帐前的两个三彩盘中, 显然是作为供养器。有推测为供佛果品, 也有认为是阿那含果。 (2) 我认为此即“随求”, 是深受唐代密教信仰与曼荼罗仪式影响的产物, 尤其是与《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物中找到印证。法门寺出土两个天然水晶球, 形制与庆山寺出土玻璃器相似, 水晶磨制而成, 色微黄, 分别为直径3.9厘米、重79克和直径5.2厘米、重196克。地宫石刻献物帐记为“随求六枚共重二十五两”, 此应为其中两枚。 (3) 如前文所述, 何家村遗宝中将凸纹玻璃杯和水晶八曲长杯统称为“琉璃杯椀各一”, 同理可知无论球的材质为水晶还是玻璃, 唐人皆视为琉璃球, 其正式名称即“随求”。如学者所指出, 法门寺整个地宫设计是按照唐代皇室所尊崇的密宗表法、修持、观想的曼荼罗的图样立体化来规划。 (4) 因而从技术角度看, “随求”在此曼荼罗整体规划中虽非“重器”, 但在信仰观念与仪式表达上却是重要一环, 其功能性意义值得重新审视。

   玻璃供养器中另一类以往鲜有关注的是“花树”。宁夏固原南郊唐代史诃耽夫妇墓发现十余枚喇叭形玻璃花, 碧绿色, 有的中间有黄色花蕊, 并贴有金箔。墓中还有五枚黄色玻璃花结和许多玻璃花残片出土。 (5) 史铁棒墓也有类似的玻璃残片出土。经化学成分分析, 玻璃花为高铅玻璃制造。考古研究者认为, 其功能虽不明确, 应属装饰性无疑, 推测与墓主人出身和身份有关联 (史诃耽具有中亚粟特血统, 又是长期担任朝廷重要场合翻译事务的高级官员) 。 (6) 在我看来, 墓葬中出现此类玻璃花应与生死观念和佛教信仰有关。玻璃花树, 虽然之前从未在考古遗址发现过, 但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区唐代墓葬中出土过不少绢花 (7) , 其性质与功能当与史诃耽夫妇墓相近。 (8) 粟特本土的信仰极为多元, 琐罗亚斯德教 (祆教) 、教聂斯托利教 (景教) 、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都有流传。入华粟特人中, 除了三夷教外, 佛教的影响不容小觑。在已经搜集到的北朝隋唐时期的100余方粟特人墓志中, 至少有6方墓志可以表明墓主人信仰佛教。 (9) 史诃耽和史铁棒墓志中, 虽然没有发现明确与佛教信仰关联的字句, 但我相信这些玻璃花可能与吐鲁番唐代墓葬中的绢花一样, 为佛教供养仪式中一部分。墓主死后, 将其埋入墓中, 盖取香花供养, 往生净土之意。

   敦煌文献中的资料依然值得重视, 为我们解明何为花树提供了宝贵的线索。P.3111《庚申年 (960) 七月十五日于阗公主施舍纸布花树台子等历》:

   庚申年七月十五日, 于阗公主新建官造花树:新花树陆, 内壹是瓶盏树。又新布树壹, 又旧瓶盏树壹, 又布树壹, 纸树壹。新花叶壹伯陆拾柒叶, 又旧花柒拾玖叶。新镜花肆, 旧镜花陆。新绿叶壹拾捌, 旧绿叶叁。紫台子壹拾壹, 红台子壹拾叁, 青台子壹拾壹, 又新五色台子叁拾捌, 又旧五色台子贰拾柒。磨睺罗壹拾, 瓶子捌拾肆。 (10)

   对于这一重要文书, 前贤关注所在为敦煌与于阗的交往 (1) , 间有论及七夕节制磨睺罗像, 拜之以求子的风俗 (2) , 而对于花树则未有任何解说。我认为“瓶盏树”应当即是与固原史诃耽夫妇墓发现的同类性质的玻璃花树, 文末有“瓶子捌拾肆”, 当为建造花树所准备的琉璃瓶。敦煌的玻璃花树由琉璃瓶布置 (套叠、串联?) 而成, 制作方式上与史诃耽夫妇墓有别, 或为财力、材料来源和工艺水平所限。布树、纸树等用绢纸制作的花树, 应该与吐鲁番唐墓所出的绢花类似。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花叶、镜花、绿叶等, 应该都是花树的配件, 各色台子, 或为安置花树而设。于阗公主新建的花树为六, 加上旧花树, 恐有数十之多。在盂兰盆节上供养如此众多的各类材质制作的花树, 包括一件特别指出的玻璃花树, 的确非同寻常, 而“官造”一词则凸显了这一仪式为官方支持的性质。结合花树的施舍、供养人的身份、发现的地点和使用的场合, 我们可以有惊人的发现:这一供养方式出自西域佛教传统, 并且与墓葬和生死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这一与中原迥异的传统, 以往从未被发掘和认识。

   还有一类尤堪瞩目的是玻璃果品。如前所述, 河北定县静志寺舍利塔基出土北魏兴安二年 (453) 至宋太平兴国二年 (977) 历代文物甚多 (3) , 其中有37件玻璃器, 包括一串极为罕见的玻璃葡萄。 (4) 葡萄粒大小不一, 直径1.3~1.82厘米, 长1.4~2.15厘米, 内中空, 腹壁极薄, 颜色以棕色为主, 少数为白色和绿色 (5) , 其形态与色泽之逼真令人叹为观止。静志寺出土众多国产小型薄体玻璃器, 被认为“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晚唐以来玻璃工艺的急剧发展”。 (6) 本件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上, 而且以极其精巧的玻璃模拟果品的供养形式来表达虔诚的佛教舍利信仰。

   敦煌寺院文书所见记载均为琉璃瓶子。“0) 璃屏 (瓶) 子壹只”之类的记录, 分别见于P.2613《龙兴寺常住物点检历》、P.2567V《莲台寺散施历》、S.5899《丙寅年 (906?) 十二月十三日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P.3638《辛未年 (911) 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 (7) 据科学史研究者考证, 中国古代玻璃技术虽然产生于公元前500年春秋末战国初期, 但西方玻璃吹制技术传入中国内地, 始于隋代。用高铅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吹制成玻璃器皿是中国古代特有的。 (8) 从敦煌的材料来看, 如果这些琉璃瓶为本土自制, 应当属于此类人工制品。当然, 敦煌的琉璃瓶也有可能是从西域带来的舶来品, 由于阗或龟兹输入。敦煌与于阗和龟兹之间, 存在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P.2613《龙兴寺什物历》中有“生铜屈支灌子”, 即来自龟兹的名物铜澡罐。 (9) 寺院的外来供养中有大量出自于阗的名产:花毡、瑟瑟、绵绫锦罗。 (10) 因此, 这些琉璃瓶很有可能均由西域输入。

   与佛教有关的唐宋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玻璃瓶, 主要是用作盛舍利子的舍利瓶。 (11) 敦煌数量较大的琉璃瓶, 如前所述于阗公主所施舍者, 当为制作花树之用, 寺院中零星收藏的琉璃瓶是作为一般供养器还是舍利瓶, 仅凭如此简单的记录, 无法判断。

   在敦煌文献中, 我们虽然没有见到其他琉璃制品的记载, 但在敦煌绢画中可以见到分别持琉璃钵和琉璃碗的菩萨像 (1) , 说明除琉璃瓶之外, 还有其他形制的琉璃制品被用作法器。值得一提的是, 绢画中的琉璃钵的形制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107号墓出土的琉璃碗非常相似。 (2) 该墓葬的年代不晚于公元5世纪中叶, 同墓出土的文物都表现出很强的异域特色。 (3) 此类琉璃碗的造型和工艺, 被称为“圆形切子装饰0) 璃碗”, (4) 此前多数学者认为是质量上乘的萨珊玻璃制品。 (5) 但马艳新近撰文指出, 其器形、色泽、工艺与3至4世纪黑海北岸此类器物最为近似, 其装饰的磨花椭圆纹样仅流行于4世纪黑海北岸的切尔尼亚霍夫文化。该磨花玻璃碗时代可能为4世纪中晚期, 经黑海—里海北岸至新疆流入北魏平城。 (6)

敦煌资料之外, 相关西域纳贡史料也很值得留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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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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