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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晶环 韦克难:治理情境下社会组织发展理性比较分析——以“5·12”地震后的两个社会组织为例

更新时间:2020-09-17 09:01:51
作者: 陈晶环   韦克难  
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多元平台。在这一微观背景下S和H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并成为D市社会组织中的典型。S是本土社会组织,由中国社工协会发起、南都公益基金中心牵头、当地社工协会主导成立起来的,前身和当地社工协会是两个牌子一套人员,是D市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H由东部某大学和香港某基金会共同支持成立,2009年后由香港基金会全权负责,是D市第一家注册的外来社会组织,也是唯一一家由基金会支持的社会组织。这两家社会组织的启动、服务内容各不相同,并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因此,本文选择了S和H作为研究对象,意在说明在同一治理情境下,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发展逻辑上呈现出理性差异。

  

   四、社会组织行动的理性表征

  

   S和H分别为内生型和外发型社会组织,表现为组织的成立主体不同,导致社会组织虽处在相同的制度空间中,衍生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颠倒——内生型社会组织S的成长与发展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社工协会来D市调研,发现“这些外来的社会组织带着项目、人、钱来的,钱用完了、项目结束了人就走了,就没给当地留下什么东西”(D市民政部门官员)。因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建议培养本土的社工机构,并得到了批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至下达成了共识,即在当地成立一个“不走”的社会组织。2009年10月9日,在中国社工协会的倡导下成立了S组织,并获得南都公益基金会的20万资金、D市的100万资金支持,这两笔资金分为三年划拨给S组织。在成立的前三年,S组织与D市社工协会共用一套人员,即“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三年后,成立初的120万资金用完之后,S组织便脱离了D市社工协会独立存在,主要在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学校、养老机构开展社区发展、儿童、妇女、老人、少数民族等方面的社工服务。然而,S组织的独立并没有脱离对政府的依赖,组织的办公场地、人员编制以及运作监管都依赖政府提供。

  

   在2012年独立后,S组织提出了“助人自助,自助助人”和“上善若水、润物无声”的服务理念,但并没有较好的落实。一方面由于S组织规模过大,虽然建立了韦伯笔下广义的科层制度,分为多个职能部门,但并没有精密的理性化设计,更多的是所有成员都共同参加服务工作,弱化了服务理念的落地。另一方面,S组织中的骨干都曾在本市群团部门(例如妇联、青联)工作过,因此,特定服务的落实通过社区骨干、有威信的人等非正式运作过程来实现(35),“通过这些人介绍你多少要配合一下”。现实主义和地方文化色彩的增强,强化了组织的工具理性,影响价值理性的形成。

  

   为获得官方资源和资金支持,S组织与政府保持了紧密关系。负责人说,“虽然政府没有要求我们,但我们走的点位都是紧跟政府脚步、根据政府关注点不断拓展的,比如学校、LS村(第一批灾民安置点位)、青少年服务(36)等等”,以此来获得公共购买服务项目的支持。项目制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机制运行中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37)具有竞争性、专业化、规范化等优势,但项目思维相信唯有依靠形式理性的设计和程序技术的控制,才能实现高效(38),影响组织价值理性的形成。2016年D市政府想在柳街镇开展老人服务活动,柳街镇是D市最偏远的乡镇,负责人考虑到成本虽想婉拒,但考虑到会影响与政府的关系,进而不好申请项目,还是承担了下来。同时,项目思维也导致了为争取项目资金而盲目申请,并形成“强马多吃草”的循环过程。为了更多地获得项目资源,S组织依据服务开展时长、参与人数、辐射社区范围等量化指标开展服务和对落实情况进行考核,“我们每次活动都有一个签名簿,如果来人多我们就觉得比较好过”。对于S组织而言,项目依赖造成的后果是手段与目标的颠倒,即项目资源本是实现社会组织服务宗旨的手段和保证,服务的实现是组织的目标,而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项目资源成为社会组织活动的主要目标,服务的意涵却成为手段。

  

   通过梳理S组织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的特征为:一是组织的发展以项目为目标,导致组织的发展手段与组织的发展目标相颠倒,服务成为组织获得项目的手段,项目成为组织发展的目标;二是组织发展的失范化,在组织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依赖于本土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开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服务对象的需求,弱化了服务的专业性和价值理性的形成;三是对组织的考核依赖于项目标准,项目资源的获得决定了S组织更关注一些可量化的、硬性条件的满足,而忽略难以用数据说明的内容,这也就使得S组织表现出较强的工具理性。

  

   (二)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外发型社会组织H的成长与发展

  

   H组织的前身是A社工服务团L大学服务队,是“5·12”汶川大地震后进驻灾区的第一个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服务于灾后四大安置点之一——“勤俭人家”——这一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安置点社区,并形成较好口碑,带动当地社会组织的发展。民政局的干部表示,“其实我们市这边‘社会工作’理念还是他们(H组织)带过来的”。2009年,为了帮助灾区实现社会组织在地化发展,高校资源慢慢撤出,由香港某基金会支持。组织的日常管理、资金支持、场地选择等方面由基金会来负责。目前,H社会组织有7个常驻社会工作者,围绕社区重建、恢复邻里关系开展服务,是D市发展较好的外发型社会组织。

  

   在H组织本地化后,由于其有稳定的资金支持(香港基金会每年支持50万元的活动经费),加之政府项目有较大的考核压力,“活动开展假如人来不够的话就不太好交差,影响组织评分”,H组织并没有过多参与政府治理项目,而是将发展目标放在服务上。香港基金会会提供关于服务的建议和新思路,但并不会将想法强加给H组织实施。比如,2017年基金会在香港开展了临堂(建立食物的储备仓)的实践活动,有需要的人可到临堂申请领取。但由于D市的部分农村在山区,服务社区之间的距离较远,需设置的临堂数量较多,增加了服务成本。H组织根据本地情况进行调整,将“临堂”改成了“固堂”,针对固定的人提供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并受到了基金会和服务对象的认可。“曾经有个服务对象(五十多岁的女性)住的地方,毫不客气地说还不如狗窝干净,我们就给了她床垫、衣柜,一周给一些食物,现在隔两周过去看她,家里干净了许多。”在H组织的负责人看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借鉴香港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来形成本土化服务”,这也是用工具化的手段来实现组织服务的宗旨,使得组织发展的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

  

   在本土化过程中,H组织建立了“嵌入、建构、增能”的服务理念,并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一方面在于组织成员人数较少,理念能够自上而下内化为成员自我约束力,并形成互相监督;另一方面依赖于现代科层制的组织结构,H组织将七人分为三个职能部门,并辅之以严格的制度规范。在管理制度上,落实严格的考勤制度。“前一天活动结束时间比较晚,今天晚一点上班在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们(香港基金会)可能不太会理解,也不允许。”在人事制度上,“我们想招一些社工,香港那边认为,主要的资金应该用在活动上和保证既有社工的收入,一旦扩大规模,影响既有社工的收入,又影响服务质量。”在财务制度上,“我们需要每个月做一个预算。他们说你要有什么改动,OK,但要给我一个信服的理由。”所有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都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执行,通过工具理性手段保证了组织发展的价值理性。

  

   在组织考核方面,由香港基金会进行现场考核和年终考核,考核以服务效果、受众群体的改善和内容的规范性建设为主。在这个标准体系中,重点强调的内容是“心”,即带有态度、温度和专业性来提供服务,并且,由于基金会对H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并没有任何参与人数、活动时长上的考核,使得组织成员能“全心全意”参与到服务中,促使价值理念成为组织成员的道德要求。

  

   通过梳理H组织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可以发现其呈现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组织发展追求服务本身。H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基金会的固定支持,有专业人员的指导,且在服务过程中控制服务成本,促使组织关注服务活动的实际成效和服务对象的改善程度,使得组织发展的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二是H组织具有健全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受到基金会监督与引导,约束成员行为,保证了组织的价值理性。三是考核标准多元化。对于组织活动的考核主要依赖于现场考察、口头陈述和书面报告,关注服务对象的感受和实际服务效果。因此,H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价值理性特征。

  

   五、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生成逻辑与后果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内生型社会组织和外发型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理性特征。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不同,从表面上来看源于成立主体不同,从深层次上来看在于组织发展的资源不同。组织理论研究者极其强调资源对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斯科特认为,组织从来不会凭空出现,它需要资源的聚集和利用;(39)种群生态理论强调稀缺性资源对各种形态的组织生存的重要性(40),资源依赖理论着重强调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的组织对于环境的依赖。(41)三种理论都着重强调了资源对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源类型和资源提供者对组织发展理性的作用力,本文将资源类型和资源提供者进一步解释为组织资源与权威认同。

  

   (一)组织资源(42)与组织发展理性

  

   资源具有稀缺性与竞争性,资源对经济组织的发展尤为重要,对社会组织来说也是如此。对于S组织而言,没有固定的资金支持使其不仅关注当下支持组织运行的“即时资源”,更看重能够支持组织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资源”。(43)S组织积极参与不同层级政府的项目,获得“即时资源”,并通过活动品牌、活动规模、持续时间和参与人数等形成了一种“NGO语言”(NGO-speak)(44)来呈现活动成果,以此展现组织实力,来争取和积累组织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同时,S组织内在资源需求量较大。在S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看来,“(外发型社会组织)只要考虑他活动的事情,其他的不需要考虑太多。我们本地的这些社会组织不但要考虑项目、服务的开展,也要考虑机构的管理、运营和机构的规划”。项目资源的时限性和组织自身资源的匮乏催生了组织发展工具理性的成长。

  

   与S组织不同,H组织拥有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具备规范性的指导和组织建设,能够保证工具理性作为手段来实现价值理性的目标。同时,香港基金会赋予了H组织较大的理念自主性,能够实现社会组织本土化和因地制宜地开展服务活动,为价值理性的持续生成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摆脱了生存压力的H组织将更多关注点放在服务上而并非组织建设上,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保证了工具理性服务于组织价值理性的发展。

  

   (二)权威认同与组织发展理性

  

作为依附外部资源的社会组织,捐助者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和影响着社会组织的操作(4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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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建设》(京)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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