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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巨变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

更新时间:2020-09-17 08:59:26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几乎所有国家的治理能力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挑战甚至危机,有学者称之为“治理危机”。

   国家治理能力之比较研究一定是抛去各种理论预设的实质性研究,因为各种变量关系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实质性结构和实质性结果之比较研究,从结果中归纳出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和事关治理的制度设计。比较而言,制度比较更具有形式主义性质,假设一种“好制度”推而广之,以特定制度的几个维度去衡量全世界,因而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法研究。比较政治学的演绎法研究根本性地违反了“亚里士多德传统”?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在比较研究158 个城邦国家后归纳出政体类型及其优劣,并深刻地指出一个城邦的优良政体在另一个城邦就可能是坏政体。而从制度比较转型到治理能力之比较,又验证了40 年前亨廷顿提出的命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其政府形式,而在于其统治能力。有意思的是,比较政治研究的路径转换自然地影响到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升级。

  

   三、国际问题研究的新议程:从国际关系学到世界政治学

   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呼吁国际关系学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论证了转型的若干理由和必要性,在此不再赘述。在即将出版的拙作《世界政治理论》中,我对世界政治学的定义是: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政治变迁所塑造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这里至少有以下几个含义:

   第一, 对于中小型国家而言,只重视国家间关系至多是地区政治就能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了;但是对于大国尤其是具有跨地区影响的大国而言,大国关系是重要的,但世界秩序这个宏观的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同等重要。中国变化太快,迅速地从大而不强的国家跻身于大而强的国家。对大而不强的国家而言,似乎没有资格谈论世界秩序?尽管也不乏相关说法,但更关心的是对国内建设有利的大国关系;对于大而强的国家而言,世界秩序就是绕不开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从几十年来中国对外关系来看,国际关系学和世界秩序研究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但国际关系研究为的是中国的内倾型发展即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等大国关系才会成为优先议程;世界秩序研究指向中国的外倾型拓展,即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并扩大中国影响力服务,中国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就成了重要议程,并以我为中心而建立起相应的国际制度诸如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关系学和世界政治学代表了中国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

   第二, 这个定义比较性地给出了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发生学原理。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学是基于研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诞生的,这个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国家之间是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即依靠战争而改变国家间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世界秩序。研究这个历史的国际关系学因而以讲究“实力政治”“均势”的现实主义为主要线索。沿着这条历史线索而诞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没错,因为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都是国家间战争的产物。可以认为,国际关系是战争手段这样的外在改变的结果,属于外源性强制性制度变迁。

   事情早已经有了变化。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战争依然是常见的政治形式,但战争更多地是用来维护既有的世界秩序,很难以战争而建构新秩序,而新秩序的形成更多地是依靠内在改变或内生性制度突变的作用。这就是需要重新书写的世界政治史:第一轮,十月革命根本性改变了已经形成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俄国以改变自己的方式而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并进而改变和重组了世界体系;第二轮,中国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中国并因此而改变了东亚秩序,与此同时,新兴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根本性地瓦解了世界殖民体系;第三轮,中国以改革开放而改变了自己并动摇了冷战秩序,苏联解体终结了冷战,这对当时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次大地震;第四轮即当下,中国以自己的规模而改变了冷战后美国的单一霸权秩序,而且单极秩序的改变也来自美国国内的认同政治所导致的政治分裂和否决型政治。

   上述每一轮国内制度变迁都是由某种政治思潮推动的,可以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马克思列宁主义刺激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随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动的,推动第三波变迁的则是全球化中的各种思潮,第四轮变迁则源自认同政治和民族主义。

   观念塑造了政治秩序,但研究政治秩序的观念学说却忽视了观念本身的作用,实在是一大缺憾,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显然不是在讨论这些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政治思潮诸如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重视观念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基欧汉等人也只是局限于观念对于个案性政策的影响,而没有宏观历史的世界秩序视野。

   理论总是滞后于时代,对于已经发生的如此巨大的变化,国际关系学不能停留在“旧历史”塑造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上,不能对已经不再是个案的“新历史”漠然处之。研究“新历史”是中国学人的历史责任。

   第三, 全球新冠疫情是世界政治学形成的关键时刻。如果说观念塑造的政治变迁的“新历史”还不足于让我们重视观念的作用,这次突发性事件必将塑造一代人的观念,而这也必然从反思“旧历史”开始。

   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旧历史”,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在国家之间寻找敌人、制造敌人,从而出现国际安全悖论,越追求安全越不安全,为此就必然要建立国民经济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军备竞赛事实性地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于是针对陆地敌人、海上敌人、空中敌人和太空敌人的各式先进技术、先进武器竞相发明出来,各大国的经济最发达部分总是与国防有关的产业。传统的国际关系因此堪称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而这种状态完全是“旧历史”路径依赖的产物。

   “旧历史”不但回答不了“新历史”的问题,更无法面对流行病这种非传统威胁。二战后人类虽然经历了若干次流行病的威胁,但从来没有遇到新冠疫情这样严重的致命威胁。面对这种威胁,各国为应对国家敌人而花巨资建构的国防体系和先进武器几乎完全派不上用场;不仅如此,疫情还瘫痪了美军多艘航空母舰。

   这次疫情的后遗症或结果将是多方面的。首先,民族主义政治将更加强化,这必将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逆动,而中国可能会成为民族主义政治的受害者,民族主义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有待观察;其次,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将彰显其国家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改写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中国也因此成为受挫了的全球化中心,或者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将提前到来;再次,反思国民经济体系,过去都是因为国家安全而竞逐富强,但是流行病这种非传统威胁则要求各国以富国养民为基本目的,不同的国家目的决定了各国发展经济体系的不同。进而,这也是对传统的国家理论的反思,传统国家理论的国家首要目的是安全与秩序,指向的都是国家这个外部敌人;现在看来,威胁国民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不但来自他国,还是威胁所有国家的流行病。

   二战以来,全人类第一次受到一个共同敌人的威胁,这种政治不再是国家间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国家间关系的敌人各有不同,美国的敌人可能是俄罗斯的朋友也可能是欧洲的非敌非友,但全球政治的敌人却可能只有一个,中国的敌人也是其他国家的敌人。这就决定了,如果说国际关系的目的是寻找差异和国家安全,而全球政治则因为共同敌人的存在而寻求合作和人类共同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鲜活而且具有迫切性。

   第四,世界政治学的难点与希望。寻求合作与人类共同安全的世界政治应该成为一代人的观念,但当下的一代人又是从“旧历史”中过来,而且“旧历史”所建构的利益结构时刻在约束着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知道,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历史就走不出“修昔底德陷阱”,国家间的战争或准战争状态是历史常态。这个长时间进程足以建构起思维结构而形成民族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政治心理结构一旦形成就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反过来,这种历史进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现状性利益结构又在强化着历史结构。具体而言,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豢养了无数个依附其上的利益集团,不但包括军队、工业集团,还有科研机构和所谓的智库。路径依赖中的报酬递增原则决定了,这种主宰美国命运的深层结构必然要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寻找外部的“国家敌人”一直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亨廷顿说美国需要适度的外部敌人而凝聚国内;因此,即使倡导“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亨廷顿虽然开创了世界政治学的典范,最终也不过是为了寻找敌人即“文明的冲突”。对于西方历史文明中的“立法者”而言,他们已经因路径锁定而难以自拔。

   世界政治学的命运既取决于美国的情势,也取决于中国的发展状况,因为世界秩序说到底由特定时代的中心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决定的。如果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国在国际组织和观念上的供给能力将对世界秩序有着重大影响。可以想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对世界秩序的走向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不得不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时间进程中的一种自然延续,既是千年天下大同思想的现代表述,也是新中国外交理念的发扬光大。毛泽东时代讲的是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之后先是和平与发展,接着是和平崛起,都是“和为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和”的最高境界。当然,同样是“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此前之“和”均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国际环境,今天之“和”则是在倡导一种新型世界秩序,是“内向之和”到“外向之和”的演变过程。

  

   四、比较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

   新研究议程需要新研究路径或者研究范式去落地。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既可以用来研究以国家治理能力为主题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可以用来研究世界政治学。所谓历史政治学,就是研究历史的情景性(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时间性和本体论上的结构性关系主义而提炼概念和知识,并总结善治之道。历史政治学已经被普遍地认为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是发展中国政治学的一种新路径。这种源自本土的研究路径,因其特别重视历史研究之发现,而世界政治学在根本上是以深层的历史结构而立论的学科,因而历史政治学之于世界政治学具有亲缘性。

   (1) 历史政治学与国家治理能力比较研究

   如前所述,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主要基于演绎法的逻辑,如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就是根据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设而推演出来的,而政治学一直强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被束之高阁。一个常识是,不同的国家实行同样的政体,治理状况天壤之别,比如印度与英国之间、菲律宾与美国之间,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显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治理能力问题。

   国家治理能力由国家?社会合作能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构成,其中每一种能力都来自时间进程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结构之中。每一个国家的文明史都是既定的,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只完成了民族在政治形式上的解放,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进行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社会革命,而且殖民地遗产即分而治之形成的碎片化政治即强社会政治非常普遍,这种时间进程所塑造的社会结构根本性地约束了国家治理能力。

   同样,即使对发达国家而言,“先发优势”取决于很多情景性条件,比如美国可以大张旗鼓地对印第安人搞种族清洗,可以殖民地掠夺,可以肆无忌惮地搞不平等条约,等等。今天,这一切都变了或至少改变很大了,而后发国家“逆袭”而上,根本性改变了过去三百年先发的历史情景和社会条件,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可以在一个尺度上比较国家治理能力,可以弄清楚实行西方制度的非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是什么状况,也可以发现走自己道路的非西方国家的不同治理能力。

可见,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国家治理能力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历史政治学的求善治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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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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