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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南宋行记中的身份、权力与风景——解读周必大《泛舟游山录》

更新时间:2020-09-16 09:46:02
作者: 李贵  

   摘    要:

   《泛舟游山录》是周必大奉祠闲居期间的作品,书中所体现的身份、权力和风景之关系皆与其祠禄官身份相关。他利用个体的文化资本,透过文化取景框,用互文和对话的方法,将自然观察与文史考证相结合,笔势流走,虚实相生,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塑造了行走的、诉诸理性的人文化风景。风景起源于身份,既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体现。南宋日记体行记是作者们对现实世界的“文学制图”,是从空间维度塑造中国的关键文本。需要通过探索文本的外部联系和内部修辞,重绘文本的“认知绘图”。

   关键词:周必大《泛舟游山录》; 身份; 权力; 风景; 行记;

  

   一、 引 言

  

   中国自西汉起已出现专门的行记著作,述行纪程,以散体文字记述山川道里、行程见闻,中唐开始又出现按日记程的体式,是为日记体行记,此体至宋代极为繁盛。1据统计,两宋行记的作品可考者多达350余种,涉及作者200多人,2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近年来,宋代行记渐受关注,相关研究多从史料价值、交通方式、地理学史、旅行文化、风景地貌、文体自觉及文学特点诸方面着眼,3对其中的身份认同、权力关系以及风景的观看之道却注意不够。有鉴于此,我曾以楼钥的《北行日录》为例,从文体角度,依据影印宋刻原本,探讨其书的文体风格及其体现出的空间等级和文化记忆诸问题,从中透视宋代外交出使行记的普遍价值。4今再以周必大《泛舟游山录》为例,探讨南宋行记中的身份、权力及风景呈现的方式,以窥见宋代行记如何确立自身类型的历史文化意义。

  

   二、 作者的身份和权力

  

   周必大(1126~1204)撰有日记八种十一卷,是“宋代留存至今巨帙日记”者。5其中《归庐陵日记》《闲居录》《泛舟游山录》《乾道庚寅奏事录》和《乾道壬辰南归录》等五种属于日记体游记,是周著日记中文学性最强的作品。除《闲居录》为一般的记游之作外,其余四种均为行记。6《泛舟游山录》三卷,又称《丁亥游山录》,作于孝宗乾道三年丁亥(1167),时作者奉祠闲居家乡。全书记事,起是年二月丙申(廿八日),止于十二月癸亥(三十日),其中二月戊戌(三十日)至三月甲辰(初六日)这七天,今只存干支纪日,记事则已全佚。已有学者以周必大为例分析“祠官文学”的多重面相,但未涉及《泛舟游山录》。7也有论文在研究此书时指出“奉祠期间的生活经历让周必大可以远距离重新审视国家政事”,8但未分析祠官身份与此书写作之关系。故本文首先从身份与权力入手进行探讨。

   此时的祠禄官身份是周必大的主动选择。周必大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登进士第,二十七年(1157)中博学宏词科,差充建康府学教授。三十年(1160)除太学录、秘书省正字,三十二年(1162),除监察御史。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暂权给事中,兼权中书舍人。仕途不可谓不平顺。隆兴元年(1163),孝宗欲任命建王时期的亲信曾觌和龙大渊为知閤门事,台谏交章论列不可,新拜参知政事张焘、谏议大夫刘度、殿中侍御史胡沂和中书舍人张震等皆因此而被罢黜。三月,周必大(以及金安节)拒不书黄,上奏《缴驳龙大渊曾觌差遣状》,遭孝宗御笔斥责,于是以归乡迁葬母坟为由,反复请求出奉外祠,终获准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便居住。六月底到达家乡江西庐陵永和镇,寓居本觉寺,自此开始闲居生活。9

   奉祠的任期与普通官员一样,都是三年一任(实际为30个月)。乾道元年(1165)十一月,周必大再次奉祠台州崇道观。三年(1167)三月,他携家人泛舟往宜兴,探望岳父王葆,十二月回到家中。《泛舟游山录》即是此次探亲往返旅程的逐日记录,作者时年42岁,已奉祠闲居长达5年。

   在这次反“近习”风波中,周必大有明确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在写给宰相史浩的信中,他袒露心迹,指出稳妥的调停办法是双方均出奉外祠,而自己之所以决意离去,是因为“若不决去,则此辈必谓士大夫可以爵禄诱,可以威命胁。一堕其计,人主信之愈坚,任之愈笃,祸发萧墙,毒流华戎”,后果严重,故必须让皇帝“知士大夫之不可轻,近习之不可亲”,“古今未有自宰相至百执事,人主一切轻视而能治天下者”。10这通札子表达了他对士大夫气节、使命及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坚定认识。然而,事态发展的结果却是孝宗再除二近习知閤门事,周必大出外奉祠,从仕宦士大夫变成退居士大夫。

   周必大能写出《泛舟游山录》与他的祠禄官身份直接相关。祠禄官与贬谪官不同,不仅拥有固定俸禄,而且身闲无事、行动自由。此外,奉祠期间,不误磨勘,未来再次出仕高迁机会犹在。乾道元年(1165)六月,周必大初次奉祠,磨勘转左承议郎。二次奉祠中,乾道三年八月,就在撰写《泛舟游山录》期间,又磨勘转左朝奉郎。他在《恩许奉祠子中兄重寄臣字韵诗再次韵》里自道:“弟兄有禄供温饱,畎亩何阶答圣神?此去读书真事业,向来正字误根银。”11有俸禄以供温饱,有时日以耽读书,有磨勘以待前程,故他在乡居期间与交游诗酒唱和、游山玩水,这种生活真实记录在其《闲居录》一卷里。因此,乾道二年上《再任宫观谢宰执启》云:“三年去国,梦断朝参;再命奉祠,喜加堂帖。踪迹已沉于农亩,姓名尚录于朝廷。……仰繄恤隐之施,俯遂投闲之请。年丰冬暖,无叹于饥寒;日迈月征,有惭于夙夜。……司存雨露之边,难期朝迹;身在江湖之上,但祝帝龄。”12他已经喜欢上这种温饱不愁、闲散自由的乡居生活。同是身处江湖之远,他不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强调“忧其君”,而只是很平常地“祝帝龄”,表示为得“遂投闲之请”而欣喜,于是,第二次奉祠后,又有了从容出游的《泛舟游山录》。

   诚然,与宋代绝大多数人一样,周必大是酷爱旅游的。此前,绍兴二十八年(1158),他任建康府学教授,每逢休假必出游,曾自述:“予顷官秣陵,每令休,必出白下,过半山,上钟阜,访定林,酌八功德水。”13首次奉祠乡居期间,也常呼朋引类,登山临水,见于择日而记的游记《闲居录》中。但性喜出游只是乾道三年旅行的内在驱动力,祠禄官的身份和经济能力才是他得以遂愿的现实保障。

   《泛舟游山录》所记周必大携家出行往返途中之交通工具、行李辎重、侍从人员、交游馈赠等等,证实他拥有良好的身份待遇。卷二记八月自溧阳黄连步返庐陵,“癸亥,蓐食治装,凡九轿五车十担,巳初方能行,前日在溧阳以辎重寄魏聪之舟者犹不与焉”。14卷三记十一月丙戌,“厨船触大舟,几覆”。可见出行途中携带的行李辎重众多,还配备专门供应饮食的厨船。固然,在南宋人看来,旅游已同饮食一样是人的基本需求。叶适《沈氏萱竹堂记》转述沈体仁之言云:“人之所欲,寝处游观而已。”但叶适评论道:“夫随耳目之愿于无穷,人之常尔;至游观之力不能足,则无不憾也……若夫流连其耳目,役使其财力,以游观之术资其人而身不获焉,此师旷所谓晋平公不足以听之者尔。”15经济能力不足,则游观之力不足。据推算,南宋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为六贯16。出门在外,生活费用只会更高。从三月出行到十二月返家,共11个月(该年闰七月),要承担家人、侍从在往返途中的交通食宿及社交应酬,费用自然不菲。至于旅途中官方、官员提供的各种便利、保护,以及礼物的馈赠和流动,更非普通人和贬谪官员所能享受。因此,分析《泛舟游山录》不能抛开作者的祠禄官身份。

   宋代祠禄官在任官资序、年龄、任期、迁转、待遇诸方面的规定,基本上完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北宋末徽宗朝和南宋初高宗朝有所变动,孝宗朝对高宗朝的规定又有改动,尤其是外祠添支法,悉依熙丰三等旧法,自此迄于宋末。17基本的料钱,南宋规定,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以上料钱各三十贯,春、冬绢各一十三匹,春罗一匹,绵三十两”;“承议郎。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一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18添支(又称增给)方面,对提举宫观的规定是:“曾任两府三十千,余二十千,提点十千。”19关于人从(随从),政和三年十月规定,承务郎(从九品)以上任宫观差遣者,其人从,“提举二十人,提点十五人,管勾一十人”。20周必大时任主管台州崇道观,相当于“提点”,首次奉祠期间磨勘转左承议郎(从七品),二次奉祠期间,于泛舟游山途中又转左朝奉郎(正七品),则首次奉祠期间每月得料钱20贯,春、冬绢各10匹,春罗1匹,冬棉30两;泛舟游山后期每月得料钱30贯,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棉30两;奉祠期间每月添支10千,有随从15人。另有禄粟、公用钱、职田、给券(途中补贴吃住)等等,具体数量不明。总之其生活待遇较为丰裕。这些都奠定了他泛舟游山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待遇。

   书中也透露出信息权力在出行途中的重要性。九月甲午,觉安寺有主僧自全善课,周必大令其“占二兄纲运,约八日有信”(卷二),可见他对信息的期盼。从全书来看,虽然他僻处乡间、人在旅途,却无信息闭塞阻隔之叹;相反,他具有强大的信息权力,信息渠道广,信息收集多。

   一是常见的普通书信往来。如七月乙丑,在宜兴,“得平江书”(卷二)。十二月戊午,已回到永和家居,“得武义兄十一月十六日书,闻未得代”(卷三)。

   二是派专人负责书信传递。这是周必大旅途中的特别之举,安排了多个人手。负责在永和家宅和探亲旅途之间传信者为李全。如卷一之五月丁未、卷二之闰七月丁亥、卷三之十一月己卯均见李全频繁传书的记载。负责给周必大在旅途中和临安兄弟之间传递信息的则是赖昌,据卷一之三月丙寅、四月癸酉所载,此赖昌可谓马不停蹄,往往刚从临安持书归来,马上又被派出送信。周必大对信息的渴求是急迫的,四月乙酉,他晚上才到家,赖昌等候多时,急着报告“七兄(伯父周利见三子周必正)铨试中第二”。后来,此线路送信人又增加了傅胜:四月丁亥,“再遣赖昌、傅胜如临安”。周必大在旅途中如此重视与临安两兄的随时联络,派两个侍从专门负责传递信息,恐怕不只是关心家族,也是在通过临安的家人时刻了解朝廷中央的消息。回到永和家中后,更是“连日遣数处投书,人颇劳”(卷三,十二月辛丑)。此外,周必大每次抵达州县之前,地方官员都会提前迎候,主要也是由于有人提前报信。如三月乙巳,“申时过隆兴府,遣人致问帅、漕”(卷一)。派遣专人传递私人书简,投递成本高,由此可见周必大对信息传递的重视,也证明其人力财力之不菲。

   他人如有重要信息,也遣专人送给周必大。如五月乙卯范成大派“走介”送来书简,及熏香、松黄、新茶等礼物(卷一)。七月乙卯,“武义专人来书,中云:‘江西一月之间,再有水患。'”(卷二)十二月壬戌,“昆山遣徐兴至,闻外舅以十月二十六日葬”(卷三)。范成大介绍旅行线路和景点,江西水灾,岳父下葬,都事关重大,故派专人送信。

   今人观察朱熹与友朋门人往来书札,发现“宋人私书的传递主要还是通过民间之力,其途径大致有二,一是专人递送,二是托人转交”。21周必大此书中的书信传递又提供了丰富的实例。

   三是官员、交游之间的口耳相传。每卷都记录了听闻的信息。卷一载,四月乙亥,“闻孙仲益尚书舣舟北郭,谒之”;五月丙寅,听闻“有旨经修而在外者减二年磨勘,而予预焉”;六月庚寅,“闻吴璘以四月十七日上遗表”,“有旨”云云。卷二载,七月丁未,听到关于皇太子病重的消息,“寻闻初九日夜薨”。卷三载,十月乙未朔,“晚闻赵守在九华楼,上梁就见之”;十二月辛酉,“闻大兄为婺守劾不督财赋,恐得祠”。这些传闻信息为周必大及时结交权贵精英、了解朝廷动向、维护自身及家族利益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四是政府的文书。卷二载,七月己亥,在宜兴,“早赴县厅”,阅观《省札》《小贴子》及圣旨;丁未,“大赦到邑,其词略曰”;八月丙申,“郡守钱立道监丞送磨勘文字来”;辛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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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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