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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丽:王造时的国家理论研究

更新时间:2020-09-16 09:42:02
作者: 刘雅丽  

   1930年秋,王造时回国后,拒绝国民党的高官拉拢,在上海以教书为业,并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荒谬集》两本专著,参加了人权运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关于要不要实行民主宪政的大论战,论述了其30年代初期的国家思想与主张。

   王造时学成回国后,面对中国的国情,结合他在英美所学的政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国家理论,即有关政党、宪政、治国的思想。

   在政党思想上,王造时一方面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包办政治的专制作风,一方面对广大人民进行民主教育,启发人们认识政党的功用,正确对待政党。他认为,政党是在民主政治下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一种政治组织,是人类政治活动的一种工具;是国民根据共同的原则,自由结合的经久组织,目的在取得政权,实行主张。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既是实行民主政治、人民享有充分民主的表现,又可使政府经常保持廉洁奉公,避免走向贪污腐败,因而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决定性条件。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也就是政党最发达的国家;政党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人民政治能力最高的国家。一个国家倘若没有几个政党存在,那就意味着该国不是由于人民的不热心政治,或愚昧无知,便是由于政府的专制压迫,为少数魔王所把持。

   王造时的宪政思想包括民权、法治、建设廉洁政治等内容。他把民权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民权,如参政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一类是消极的民权,或最低限度民权,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对于积极的民权,王造时特别重视参政权,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所注重的是消极的民权,认为人身自由是基本民权中的“基本”,人身自由无保障,其他自由都谈不上,所以在中国争民权,尤需要争人身自由。而承认人身自由,就必须承认集会结社自由,并且言论自由亦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他所说的言论自由是广义的,包括著作、出版自由。王造时认为,宪政的特点,一是法治,二是人民参加的政治,不是统治者独裁的政治。实行宪政,有助于国家政治的和平改良。他认为,国家政治的改变,有改良和革命两条路径,他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和平改良,不赞成革命,但又说,如果和平方法走不通,也没有理由反对革命。他把宪政理想化,认为实行宪政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大计。同时,他认为,宪法是法治的根本。没有宪法,普通法律没有根据,就没有法治,社会生活仍然要受有力者的支配,仍是个人政治、军阀政治。只有实行宪政,才能以法治代替人治。他很重视廉政建设,认为造成官吏贪污的原因,一是任期无保障,多随长官去留而去留,一旦为官,便大刮一次,为下台以后打算;二是薪水低,请客送礼,入不敷出。禁绝贪污,必须确立官吏任期和提高薪水。他认为,官吏制度重在赏罚分明,应把健全舆论视为实现廉政的重要一环,实现廉政最根本的是要实行民主政治。

   王造时的治国思想是:要有健全的国家组织,必须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必须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实现独立统一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民主法治的政府,提倡科学的文化,安内必先攘外等。

   3. 王造时抗战时期的国家理论

   从1931年“九·一八”起,王造时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是我国抗日救亡的先驱者之一,对挽救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1931年10月就提出了《救亡两大政策》;1931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1935年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36年1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任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36年3月,主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5月,主办《救亡情报》;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参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为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在“七君子事件”中被捕,直到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1937年6月发表《为中日问题敬告日本国民》;1938~1947年被聘为第一、二、四届国民参政会会员,所提议案一类是关于抗战的,另一类是关于民主的;1939年5月9日至1946年春,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撰文约80余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主张。

   王造时回国不久,即面临抗战,因而他在抗战时期有关国家的理论主要是围绕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来展开的。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他就提出了救亡两大政策: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23

   在救国会期间,王造时认为,抗日救国是救国会的目的,必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国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说:“今日之事,只有战!”24“我们只有反抗!只有立刻的反抗!只有武力的反抗!只有全民族的反抗!才有我们的生路!”25

   王造时在历次国民参政会的发言和提案,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另一类是关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26

   在《前方日报》期间,王造时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有较清明的政治;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特别是要求民主和宪政,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法西斯独裁。

  

   (三)

  

   国家的理论和实际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家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提供有关国家政治统治的形式、实质、作用和方法的实用知识,这些实用知识是任何国家的政治统治所不可或缺的。现实政治的需要是决定一种国家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变量,任何国家理论都深深地植根于现实国家之中,现实国家中新的变化和新的需要将不断淘汰现存的种种国家理论,并且推出新的国家理论。一成不变的、十全十美的国家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种国家理论的生命力都取决于它反映现实国家的正确程度,取决于它是否随着现实国家的变化而发展。

   研究王造时的国家理论,可看出他深受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拉斯基的影响,主张渐进、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王造时曾说过:“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走通,我是反对革命的。”27这也是当时受其阶级地位影响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张。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改良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走不通的,所以王造时等中间派知识分子最终改变了立场,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改良幻想,拥护中共的革命主张。

   同时他强烈地要求民主宪政,呼吁团结抗日。这是值得提倡和称赞的,也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贡献: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大量有关民主宪政的理论,为在中国宣传民主思想和争取建立民主宪政制度进行了持久不懈的英勇斗争,是一位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民主斗士;从1931年“九·一八”起,他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各种积极的抗日主张,是中国救亡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对挽救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1 参见刘雅丽:《王造时研究述评》,《临沂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2 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112页。

   3(1)关于王造时的出生日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出生于“1902年8月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1903年8月1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九日)”,这里根据《王造时自述》(何碧辉、赵寿龙整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98~139页)中他自己所说应为“1902年8月3日”出生。

   4(2)清华学校(1911~1928年)即清华大学前身,当时全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它是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余额为经费创办的,学制是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毕业后送往美国公费留学五年,一共十三年。每年中等科一年级招生是委托各省省政府办理的,然后到北京去复试。名额是按各省当年所负担庚子赔款的数目依照比例而定,江西每年分配名额约有五六名。课程设置除了小部分关于中国文、史、地、哲的功课是用国语教学外,大部分功课都是用英语直接教学的,从而使高等科毕业后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能插入美国所谓第一流大学的二年级,学社会科学的能插入三年级。1925年开始招考大学一年级生,1928年便成为完全的大学,同时预备留美的最后一级也被送出洋了。见王造时:《清华学风和我》,《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年,第122~123页;黄炯华:《漫谈早期的清华大学》(1964年4月),《文化史料》第3辑,第63~81页。

   5(3)王造时:《一次被捕始末记》,《清华周刊》第175、177、178期。

   6(4)清华学生会主撰的《上海惨剧特刊》从1925年6月8日开始至6月底,共出12期。

   7(5)王造时:《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三)第175号1925年6月10日,第73~75页;(四)第176号11日,第81~83页;(五)第177号12日,第91~92页;(六)第178号13日,第102~103页;(七)第179号14日,第109~110页;(九)第181号16日,第122~123页;(十)第182号17日,第130~131页。

   8(6)安福县志编篡委员会编:《安福县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851页。

   9(7)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88页。

   10(8)王造时创办的《主张与批评》杂志,从1932年11~12月,因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不久即遭封闭,只出4期。其中王造时的文章有:《国民党怎么办?》(第一期),《这样的国民》、《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第二期),《复兴新文化运动》(第三期),《怎样打倒贪污?》(第四期)。

   11(9)详见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2(10)王造时创办的《自由言论》杂志,从1933年2月至12月,共21期。

   13(11)该书主要是王造时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几篇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的总汇。目录如下:序文,第一章:《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第二章:《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第三章:《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第四章:《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第五章:《中西接触与中国问题的发生》,第六章:《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第七章:《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上),第八章:《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下),第九章:《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第十章:《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

   14(12)该书是王造时1931年9月18日至1933年12月31日所发表的25篇文章的政治论文集,他在《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杂志中发表的文章全部收入在其中;因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是“言论荒谬”,他就取名《荒谬集》,让读者评论内容是否“荒谬”。

   15(13)王造时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为什么》(第一号),《抗议对苏蒙协定的抗议》(第四号)以及诗歌《战歌》(第五号)。

   16(14)《救亡情报》从1936年5月6日~12月25日,共30期,王造时在第1期上发表《认识敌人的目的》,第22期上与人联合发表《更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侮蔑救国会之通令启事》。

   17(15)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京解散。

   18(16)见时代文献社编:《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时代文献社,1937年。后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第67册。

   19(17)国民参政会1938年在武汉成立,后迁重庆,1948年结束,历时十年,召开过13次会议;有关国民参政会的介绍参见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Paul

   K.T.Sih,Nation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 (Florida:Exposition Pr of Florida,1977) 273-313.

   20(18)1939年9月,蒋介石被迫指定参议员26人组成宪政期成会。

   21(19)王造时:《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三)第175号,1925年6月10日,第73页。

   22(20) 何碧辉、赵寿龙整理:《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09~111、113~114页。

   23(21)王造时:《救亡两大政策》,《荒谬集》,第20页。

   24(22)王造时:《为什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3月28日第一号第1版。

   25(23)王造时:《认识敌人的目的——在我不在俄》,《救亡情报》1936年5月6日创刊号第一版。

   26(24)何碧辉、赵寿龙整理:《王造时自述》,第123~124页。

   27(25)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荒谬集》,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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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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