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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探索

更新时间:2020-09-15 23:04:01
作者: 郭静  
是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和如何对待中国政治实践的问题。西方政治学勃兴于20世纪中叶,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到新高度的理论成果,因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打开了人类认识政治现象的新视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西方政治学也有其局限性,其“主流的政治概念及其因果体系大多是西方学人从自身视角和经验做出的”(17),得出的理论认识可作为政治学继续进步的一个阶梯,但不应成为压制人类认识政治现象的精神“裹脚布”和“致幻剂”。中国政治学在“补课”阶段出现的“迷恋西方”倾向,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这表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在破除“马教条”和“洋教条”的双重任务中,更艰巨的学术任务是破除“洋教条”。

   破除“洋教条”,最终依靠更高的社会科学学术水平,这是“5.17”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实质。西方政治学主要是在总结西方国家政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更高学术水平的政治学则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

   中国政治学自主发展的途径,首先是跟踪中国的政治实践。基于对中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重要政治制度的完善健全进行经验性研究,中国政治学者的认识逐步深入到中国政治实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一)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制度,政治学者往往认为是不宜涉足的政治敏感领域,关于人大制度的学术研究数量不多,但是理论性很强。对照学术研究和人大制度完善的进程,可以找到中国政治学在这一领域自主探索的方向和空间。

   议题一:人大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包括执政党与人大之间的关系及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两个部分。在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研究方面,政治学的探索历程是从“孰高孰大”的二元思维,逐渐转变并聚焦到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学理解读,更加重视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方式与发挥人大制度优势的互动。

   1990年代中期起,执政党与人大之间的关系就是政治学界和法学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中共作为领导党对人大的领导权究竟是强制性质还是建议性质,一些法学学者认为按照宪法规定“唯有人大才能决定国家意思”(18),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能理解为党直接享有人大的国家权力,更不能理解为党中央、地方党委在国家政体上是一级或最高级的国家权力机构……人大高于一切政党,法大于党。”(19)因此,党对于人大的领导应该是建议性质,“如果将领导权演变为对人大的强制权,其势必压制国家权力,导致国家权力虚化和人大‘仪仗队’化”(20)。

   上述对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力的区分、关于党提交人大审议的意见是建议性还是强制性的讨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曾经出现过的问题的理论思考,主张明确党的意见只能通过说服人大同意而不是强制人大同意的方式,转变为国家意志,人大应具有不通过执政党建议、意见的权力,即人大拥有对党的意见的否决权,以此制度保障人大对党的制约,避免领导党有超越人大的特权。这个议题源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现实政治运行存在的问题,但是思维方式受西方理论及其议会政党关系的启发,纠结于“孰高孰大”的二元思考,结论必然是主张人大“议会化”,例如进一步主张执政党只对人大中本党的党组和党员拥有管辖权,这就是照搬了西方议会制的机制。

   人大与执政党之间确实可能出现意见分歧,但是否必须以人大投票否决这一方式实现人大对党的意见的制约?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体现着中国民主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党与人大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保证党的意见与人民的意见的一致性。这一问题如果局限于人大制度本身进行思考,是无法得到很好解决的。西方政治制度也没有很好解决这一问题:有时执政党的政策提案有较高比例的反对民意,但是议会也无法否决;有时执政党的政策提案有较高比例的支持民意,议会照样否决。

   从有各种分歧的意见之中,提炼出各方可接受的共识,这是中国政治的优势。为提高政治决策的质量,中国有全局性的政治制度安排,建立了相互配合衔接的多个渠道和环节。经过长期酝酿商讨、反复试点和调研等过程,已经比较成熟的意见才会提交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从实践效果看,中国的重大政治决策保持着稳定的较高质量,支撑了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并行的良好局面。

   议题二:党管干部和人大的人事任免权,也被视为两个有矛盾的权力关系。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同样要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逻辑,即“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干部只是渠道和方法不同,其标准是统一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依据,都统一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从国家制度上更好地保证党的干部路线的贯彻执行”(21)。

   这个共同标准和目标,对于干部任用制度机制的设计具有决定性。二者都是执政者“识准人、选对人”的途径和方法,二者的意见都不是个人或者某个小团体的意见,而是经过一定程序、考虑各方面因素后形成的看法,而且各有优势:党的组织干部部门专业性强且比较稳定,人大代表在了解群众意见方面更有优势,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恰恰有利于更全面地识别干部,也完全可以在表决前得到恰当处理。如果以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由,主张“对于没有推荐、没有提名,或者没经过组织部门提名的人选,只要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任免,亦可以突破有关干部管理方面的限制,发生法律效力”(22),党的组织干部体系这种途径和方式势必会形同虚设而最终演变为只有人大这一种渠道和方式,人大在此方面的局限性会因缺乏矫正机制而凸显,这并非是一种优于现行制度的改进性思路。

   对于两者之间关系实际存在的一些弊病,中国一直在探索改进,但是改进办法不是抛弃自己“另搭台”,而是在坚持自身政治优越性基础上的改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两项权力的行使都在进一步规范化,分别制定并严格执行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慎重提出己方的意见、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形成共识,共同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的质量,使各自的组织和工作方式的优势得到更好发挥。

   议题三:在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中群众意愿的影响力不足,强调代表人选提名的组织意愿,有的甚至实际演变成少数领导干部的意见,非党政干部代表的比例及其构成畸轻畸重等。有研究者把人大制度存在的一些不完善归结到人大代表产生办法,主张引入竞选机制,代表产生办法从“组织确认”向“有序竞争”转变(23)。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试点工作,十八大之后推出的人大代表产生办法改革措施是:进一步降低党政干部的代表比例;严格审查人大代表提名人选的资格;严格监督人大代表产生过程的违纪违法行为,遏制和防止贿选行为;加大人大代表的培训、管理、监督和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等多方面的制度,促进人大代表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

   由此可见,学者们关于人大代表产生办法采用竞选机制的建议,没有被国家接受,原因同样是人大代表产生办法需要的是调整完善,而不是改弦更张。中国民主政治的优势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人大代表产生办法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项制度机制,需要贯彻与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竞选机制的内在逻辑是,候选人争取某部分选民和金主支持并成为他们利益的代理人,与其他群体利益的代理人在议会进行利益博弈。竞选机制下产生的当选者,其首要任务是满足本选民群体和金主的利益诉求,以继续当选,因而难以优先考虑整体利益。人大代表产生办法无论如何调整改善,都不能违背的原则是:保证人大的决策不是为了个别利益、相互博弈,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来考虑的。只有如此,人大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保障和发挥(24)。

   (二)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也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政治制度的讨论,核心问题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是“执政党还是领导党”。

   不少研究者认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应按执政党的政治角色治国理政,并把现实中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和政党间关系存在的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归结为是由党的领导地位产生的。有观点认为“以领导党所强化的主导概念来建构国家政治关系、配置政治权力资源,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党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无比的政治权力,体现在政体的程序和操作层面上,领导党的领导行为就容易在宪法和法律之外,在国家主权以及相应的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之上存在和实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这些重大发展,标志着以领导党为主导的政治存在逐步转变为以执政党为主导的政治模式,领导党的主要功能和目标,逐步融入了执政党的范畴”(25)。

   这个议题的讨论,促进了对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的探讨。有研究认为,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二者不是一组对应概念,从性质上看二者是不同的权能,“领导党的领导权,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权力,而是带有政治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权威……是一种政治权威,而非国家权力,其特点是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指导”(26),而“执政党党员所掌握和行使的国家权力,则是来源于人民经过法定程序所授予……执政权则是一种政治权力(国家权力),或者说是以国家权力为其后盾的,其特点是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力相对方一般都必须遵从,也就是说,执政权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力量。它的能量是通过强制力来体现的”(37)。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是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内在统一,而不能分离,“如果认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是执掌政权,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对社会进行施加影响,过分强调执政能力的建设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建设,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28)。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需要保持和提高,而不是削弱,为此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因为“执政之后,权力会给党带来全面而重大的影响,甚至存在使党发生异变的危险。这种影响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29),“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0)。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建国后仍需坚持传承。在全球范围内政党危机和政党衰败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生机活力,源于“始终不断推进和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努力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动伟大事业发展前进的核心力量”(31)。然而遗憾的是,党的建设理论研究滞后于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研究深度不足,多是经验总结和阐释宣传,“党建理论缺少理论说服力,而且使党建理论研究呈现碎片化、浅显化、复制化和短期性的倾向,而缺少整体性、长远性和预见性的研究”(32),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尚没有提炼出系统的理论成果。

   另一个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政党制度超出西方政党理论解释力的“不契合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政党制度有显著不同:在政党关系上,中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合作党,不是反对党;在党政关系上,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或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于国家政权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关系,政党之间是协商合作与互相监督的关系。多党合作既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团结合作,又包括在国家政权中的合作共事。(33)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种突破现有政党制度类型的“新型政党制度”,主要体现在参政党概念上。参政党概念在政治实践和理论上都具有创造性,是对世界政党概念的拓展和丰富。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与执政党相对应的是在野党、反对党,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在执政党周围的是参政党,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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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0年第2020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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