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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探寻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农村问题

更新时间:2020-09-15 22:32:35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认为有了私有产权才会有营利的激励,才会推动无限的创业和贸易/市场交易。“自由(私有)企业经济”free enterprise economy 甚至成为常与资本主义通用的词。那是后来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要点。即便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几乎全都认为,要破除资本主义的无限逐利弊端,必须推翻私有产权,以公有产权来替代之。那种思路的至为完整和透彻的表达无疑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要求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替代资本主义。在那样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私有产权被对立双方都共同设定为同一事物的不可或缺必备条件。并且,多将其彼此等同,甚至简单认定,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即私有产权,三者紧密不可分,甚至乃是同一事物,再次加强了三者成为通用词的大趋势。

   其后,福利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进入了“滞涨”stagflation的经济危机,再次促使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思考,一反过去的福利化大趋势,迈向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其先声来自芝加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1970年的宣言中,重申原来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该篇文章中,他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得极其淋漓尽绝:针对福利国家的社会责任理论,他宣称“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满足其股东们”、“一个企业的最重大责任是满足其股东们的愿望。” 在他看来,其逻辑至为简单明了:股东们乃是一个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经理们仅是受其委托办事的人。而且,后者最明白的是做生意,而不是如何造福社会,让他们试图那么做,只会导致散漫、混乱的,目标不清不楚的花费,何况,花的不是其自身的、而是股东们的钱。那只可能导致不负责任的胡为。实际上,企业利润最大化便是一个企业所能做的最大的社会贡献,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至为根本的运作机制。那些没有认识到这套逻辑的经营者则不过是“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那些削弱自由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摆布的傀儡。”那是针对之前的福利经济思想的凯恩斯等人的批评(更不用说进步人士和真正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人士了),所表达的是至为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Friedman, 1970)这套理论后来被英国的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总理(1979-1990)和美国的里根总统(1981-1989)采纳为主导意识形态,组成了卷土重来的“新”“自由主义”(所以说“新”,是不再是“旧”福利化的自由主义的意思)和“新保守主义”。

   (三)当前的股市霸权下的资本主义体系

   那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加上新信息产业的兴起以及全球化的大潮流,导致一个与前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在之前几十年的的福利化资本主义公司下,一个企业需要照顾到工人、社区、福利、环境等其它的经济“参与体”(即与其有权益关系者) stakeholders。那样的考量如今已经几乎完全被弗里德曼“股东第一”的规则所压倒。福利已经不再是企业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资本”本身的含义,则不再是原来的企业家们的资金和其投资建立的实体性厂房、机器和其他设备、原料等,而越来越被体现为一种席卷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际+虚拟的股票市场上的股价。正是后者,如今已经成为董事会对管理人员评估的至为关键的标准,因此,也是他们至为关注的重点。如此的一个体系,我们可以称作一个股市霸权的体系,其主体不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一个经过证券化和虚拟化股票的交易所和市场。

   它趋向了一种与前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如今,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不简单是个别的资本家企业所有者的公司或个人,而是一个去人性化的、全球化的、经过股票化和虚拟化的股市,由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的股市来左右产业公司的行为和决策。弗里德曼的“股东第一”shareholder primacy,原来甚至被其理想化为“股东民主”的制度,如今的含义已经不再是单一个企业公司的实体经济利润,而是其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的霸权股市上的股价和股值。

   在那样的体系之下,资本不再是通过产业经营的收入超过工资支出而来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而来的,凭之来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向银行贷款或出售债券而来的资金,更不是关注到职工福利的资金,而主要是面对全球化股票交易所而“上市”出售股票融资而来的资本。一家公司已经不再是某些个别资本家所有的公司,而是在巨型股票市场卖出股票给千千万万投资方——不再仅仅是资本家们,而是包括诸如中产阶层职工们的退休基金等而来的股票市场霸权下的资本主义。

   而公司对其的责任主要是股票市值的增高。但这些所谓的“股东”,即弗里德曼原来论析的企业所有者,实际上并不像真的所有者那样参与公司的管理,他们的发言权十分有限,主要关心的不是个别企业的实际经营,而是其股票在巨大金融市场中的股值。股票增值的话,其股东也许会购买更多;下跌的话,说不定会卖掉那股票。其行为已经脱离公司的实际经营甚远。如果说是一个民主的股东制度,那么,投票主要仅体现于股票买卖行为的“选举”。

   在那样的制度下,难怪公司管理人员会那么关心其公司的股票市价——从而导致被称作所谓的“股东至上”shareholder supremacy的普遍管理规则,实际上则是股值至上。即,企业的行为越来越由其股价的升降来决定。如今,跨国公司的贪婪行为已经不仅来自一小撮企业家或公司管理人员,而是全球化的股票市场整体的上述运作逻辑。一个(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的股值,才是主宰公司管理人员行为的真正的“老板”。一个公司的股价和总股值则主要取决于其营业的利润率:一般来说,公司的利润率越高,其股价对收益的比率price earnings ratio也越高。这是因为,股票评估专业人士一般都会根据一个公司近年的利润率来预测其前景,由此直接影响到购买股票者的抉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股价。

   苹果公司作为近年来全球股值第一大的上市公司,便是很好的例子。它通过中国台湾地区的富士康公司来雇佣超过百万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为其在中国,特别是在郑州和深圳,进行手机零件的生产和装配。如今,仅郑州35 万员工的富士康厂便生产苹果公司的iPhone总数的一半。如此,苹果公司可以凭借富士康公司所能接受的较低利润率——一般约7%来降低其产品的劳动成本,而中国地方政府则为了属地的发展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激励,包括免税或减税、基础设施、贷款、低成本劳动力以及就地过关等特权。苹果公司自身主要集中于全生产-销售过程中利润率最高——不止30%——的设计和销售两端。凭此,苹果公司,即便其在全球手机销售的总数量上仅占12%,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行业高达90%的利润,获得了令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羡慕的高利润率和股值(Barboza 2018),成为投资于股票市场人们中普遍最想拥有的股票。[1] 它展示的是当今全球化经济规则的至为典型的赢家实例,说明的是如今股市运作的最基本逻辑和游戏规则。

   正因为如此,它被绝大多数的股票分析专家们评为最好的股票之一,能够让购买者获得较高额的回报,由此成为众多基金和千千万万私人投资者最想拥有的股票之一,转而促使其股价持续上升。如今,这样的逻辑已不简单是任何个人或一小撮人或公司恶意为之的后果,而是一个被人们视作超巨型股票市场无可辩驳的制度化基本运作规则和逻辑。在那样的制度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乃是理所必然的事(黄宗智2017)。而苹果公司的成功实例,则对其他所有大公司都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由此确立了新的游戏规则。

   如此的股市运作规则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理想化为至为典范性的纯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争论其乃最符合斯密原先所设想的众多理性经济人,一个个在没有任何政府约束下自由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典范。因此,只可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国家财富的最大化。

   虽然如此,面对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引起的诸多实际问题,2019 年8 月19 日,由192 位美国大公司执行总裁组成的“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 组织发表了具有其中181位总裁署名的声明,一反其1997年以来明文定下的总原则,即公司应该“以其(股票)拥有者的回报为主要目的”(简称“股东第一”),宣称公司还应该考虑到客户、员工、供货商、所在社区等的利益。 (Washington Post, 2019, Aug. 19;Business Roundtable, 2019) 其中署名者包括苹果公司的总裁。

   但那样的改革真是谈何容易。一个公司要将其部分利润更多地花于职工待遇,或职工福利,所在社区的发展,或环境保护,除非能够由此提高生产效率,立刻便会影响到其利润和利润率,也因此影响到其股票在金融市场上的评估,并反映到投资者购买股票与否的决定。那样的行为不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所能轻易做到的。显然,真正的改革需要如今已经根深蒂固的基本游戏规则的重构,可以说几乎难比登天。只要目前这样结构的股票市场霸权依然存在,只要资本的营利性和追求最高利润的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仍然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绝对规则,乃至真理,便不大可能会导致改革。这也是本文之称作“股市霸权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含义。

   这个股票市场的运作逻辑和古典的资本主义十分不同。如今的股票市场的股东们,主要属于两种类型。一种主要是谋求长期增值的投资基金(也包括个人),一种是谋取暴利的投机赌徒或基金。前者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伴随实体经济整体而增值,一般会购入反映全股票市场组成的股票,借助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追求的是较低比例的增值。其投资对象主要是全经济、全市场。为适应那样的需求,已经出现了众多反映全股市的指数基金金融产品(如标普500[S&P 500]指数,直接反映500强公司股值的动态;或罗素Russel 2000/3000指数,基本反映全股市的动向)。其预期的增值一般是平均5%-8%的年增值。(同时,还会投资于一定比例的债券bonds,一般是7比3的股票对债券比例,对冲成为一种保险行为——因为股市下跌的话,简单的债券相对比较能够保值。但股票占据的乃是全融市场的大头。)

   赌博类型的基金和投资者则可以用小额资金来购买以现时股价来在未来(譬如,三个月后)购买某股票的选择购买权合同 stock option。保守的话,那可以是一种保险、对冲 hedging 行为,以防到时要购买的股票的价格激烈上升。但它更可以是投机行为。赌博者如果估计股价正在上升,可以凭小额的资金来购买以今天的价格在未来购买相当大量的、增值了的股票的选择权,即“看涨期权”call option。投资者可以凭借高达40倍的“杠杆作用”——如以$0.50美元一股的价格来购买一个价值$20元股票的选择购买权合同,即仅用50元来购买100股20元/股、价值2000元市价的股票的看涨期权——来谋取暴利。股价到期如果上升1元1股的话,便可以凭借50元的“投资”收回100元(当然,可以购买数千或更多股的看涨期权),在短期中将其所投资金增大一倍(当然,如果该股票的价格下跌,其所购买的先时价格购买权便不值一文)。投资者也可以采用相反的策略——预期股票价格下跌。那同样既可以是一种对冲保险行为,防范股票的严重下跌,但同样可以成为赌博行为——称作“卖出期权”put option,该股票的市价真的下跌的话,便可以同样凭借杠杆作用来获得同等的收益。(Royal 2019)

这种“衍生的”、“虚拟的”金融产品(即股票期货合约stock futures)花样众多,而且自身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金融工具,它们和具有与某公司的一份所有权的“真”股票不同,仅是一种隔了一个层次,经过重构/虚拟的金融工具。(笔者一位亲人半个世纪以来便是一位对冲专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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