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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振兴中国乡村: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更新时间:2020-09-15 22:29:14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因此而为后来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在美国经济整体的全盘资本化和大企业化的大潮流下,原先的两种所有权——社团所有和个人所有——兼顾和并存的传统和意图越来越让位于私有资本化:即,由资本来支配的运作规则,迈向了由占资本份额最高最大者来支配合作社的运作,由资本占有额来分配盈利,或由所占销售额——实质上多由其资本投入额而定——来决定分配。虽然它们仍然在表面上(部分根据全国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体系理念),保留了名义上一人一票的规定,但实质上,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如此,已经逐步成为由有限一家或数家大农场、大资本来控制合作社的运作和分配。如今,在美国的“合作社”中, “合作” 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虚名,实际上已经成为基本完全是在资本支配下的一个类似企业公司型的组织。在所有的合作社中,仅有少量的真正以社团共同所有的宗旨来主导分配的合作社,仅是一种 “另类”组织。总体来说, 其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是越来越趋向一切以资本为主。(关于此演变在文化层面上的论析,尤见Hogeland 2006)

  

   四、中国2006年专业合作社法律以来的虚拟合作

   中国2006年的专业合作社法的逻辑、条文和运作模式都是模仿当时的美国而来的。其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不同主要在于,由更加强势的国家参与来推动,尤其是其资金补助和税收减免,而美国则没有那样程度的国家参与。结果是,参差不齐的合作社,其中大部分是主要由资本支配的,对社员的所谓服务实际上乃是对资本的服务。难怪,“合作”也常有名无实,和美国的一样。有的则混合资本主义和小农社区合作两种不同原则。

   笔者和其他论者曾经估计,当前的合作社可能仅有20%是“好的” 真正服务于小农户的合作社,但规模多是较小的,而大的合作社则多是假冒合作社的企业性私人资本,借此争得非分的国家补贴和税收优惠,它们所占比例可能达到约30%,剩下的50%是而两者性质皆有的合作社(黄宗智2015:21及其后;刘老石2010)。国家在2017年对合作社法的修订,仅仅做了一些修修补补,仍然保留了其原先基本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总体设想和主导框架,其背后仍然是不符中国实际的美国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2017修订)》

   实际上,中国仍然具有不少集体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性资源,迄今尚未被充分动用。一旦国家政策改向,足可供新型合作化所可能借助的制度资源:包括集体产权、传统社区及社区共同利益的“共有”财产、村庄政权组织、村社的亲族纽带和拟亲族纽带等,都是可兹使用的资源。最新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便明确指出如此的共有财产的实际(虽然,“规划”的部分设想的前景仍然仅是美国式的资金化和股金化,不是将其当作振兴农户社区和承继传统与革命的可用资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十三章,第三节)。再次是因为受到美国模式的深层影响,无视中国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实际。

   更有进者,在法律实际运作层面上,原来的中华法系中的关键性实用道德主义的基本精神仍然健在,仍然可以广泛见于引进的西方法律在中国的实际运作之中。此点可以见证于今天的正义体系的诸多方面:一是上面已经说明的,社区的民间调解结案在所有2500万起案件中仍然占到20%的比例(530万);二是各种不同调解占到纠纷总数的40%(1000万);三是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半正式司法机构(如基层法律服务所、消费者协会以及公安部门)所处理的纠纷,调解结案占到所有案件中的25%(247万)(以及所有纠纷中的40%);四是,即便是正规和相对高度形式化的法院处理的492万起案件中,也有34%(168万)是调解结案的。(黄宗智2016b:11页,表1;黄宗智2020b)可以见得,中国传统基于社区的非正式正义和半正式正义体系,在今天的正义体系整体中,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绝对不可以用传统正义体系已经不复存在或必定将消失的绝对化视野来观察中国的正义体系,必需看到其中的仍然是关键性的中华法系传统因素,不可继续盲目试图模仿美国模式。

   这里需要指出,最新的中国国家“振兴乡村战略规划”虽然明智地突出了长期被忽视的农民主体性,但是,却仍然基本无视村庄社区,“规划”文中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其未经表达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村庄社区应该或只可能消失——显然再次是受到美国模式的深层影响。而且,在其关于“乡村文化”的规划中,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城市中心主义,简单将城市等同于“科学文明”,乡村等同于欠缺“公民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等的落后群体,将其当作仅仅是需要现代文明改造的对象(不然则将其视作观光旅游与好奇的对象)。(中国中央  国务院2018:尤见第二十三章)。在法律层面上,“规划”同样将乡村视作落后地带,将重点放在其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包括“加强乡村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完全没有对其长期以来的非正式调解正义体系传统的认识,表达的还是高高在上的城市“文明人士”对待无知的土著人民的基本态度(同上,第二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这一切难免使人联想起西方在殖民主义时期对待其殖民地“土著”人民的基本态度。虽然如此,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规划”同时又前所未见地特别突出了农村人民“主体地位”和“主动性、创造性”。显然,两种矛盾的态度和意见之间还存留一定的张力,还需要一个超越贯通的过程。

   未来需要重新概括、设想合作社的基本性质,采用过去的合作历史经验,再次借助社区整合的历史和社会资源,再次借助社区中的人际人脉关系来建设共同体意识,推动公益化的道德理念来推动振兴农村社区的合作化运动。

   一个重要的搭配措施可能将是,确立集体/社区产权也可以像建设用地、房产、基础设施那样成为国家金融机构所愿意接纳为贷款抵押的资产——譬如,作为村社信用社融资的抵押。那样的话,将赋予农村,特别是被忽视的最基层村庄小组,比目前的情况宽广得多的融资渠道。那样的话,应该能够赋予未来基于社区共同财产的合作社更为宽阔的发展道路,也可以激发更多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

  

   五、可资借鉴的东亚模式

   与以上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所谓的“东亚合作社模式”,是一个由多个历史传统的偶合所促成的总体经验。表面看来,它似乎不符合逻辑,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既非以资本为主也非以劳动为主,而是以村庄社区为主;既非以私有资本产权为主,也非以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政党国家为主,而是以村庄社区为主;既非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也非以公有产权+计划经济为主,而是以社区+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它的特殊性,也是它的悖论性,更是它的成功秘诀。

   对小农户来说,社区合作组织为其提供了基层合作化的多方面的服务:联同购买(有折扣的)农资,联同提供大市场经济环境中所需要的加工、运输,营销服务等。加上政府建设的大型现代化批发服务市场,包括冷冻服务、电子信息服务等一系列非营利性的新型“物流”服务性辅助,形成一个完整的高度现代化物流体系。凭此,经合作社推进的农业发展成为全经济体发展的至为关键性的第一步,进而导致相对高度的社会公平,免去要么是高额的资本主义纯营利化的大商人+小商小贩所组成的物流体系的收费,要么是低效的计划经济下的官僚化供销社的物流体系,推进了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做到了远比中国今天要优越的社会公平度。(黄宗智201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名智库兰德公司2016年发表的一份合作报告早已明确指出了此点。(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2016)

   从法律层面上来考察,东亚合作社的出发点乃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所主导的关于农业和村庄的新法律:1945、1946、1952年陆续制定了《农地法》,规定农户耕地不可超过45亩,地租不可超过25%,外来资本不可购买农村土地。也就是说,凭借国家法律来给予小自耕农在日本乡村中的中心地位,借此基本消灭了地主经济。(固然,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几位设定的立法蓝图的官员还有确立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意图,其中也有误以为美国自身农业的基本单位将永远是所谓的“家庭农场“,没有预见到后来越来越强盛的高度资本主义化大农场。)(黄宗智2015; Kurimoto 2004)

   同时,这些人员也受到美国经济大萧条后农业复兴过程中,小农场合作社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历史经验的启发。此点可见于这组官员中的一位人物科恩Theodore Cohen的回忆和叙述之中,直接反映于该书的总标题:《重新塑造日本:作为[美国罗斯福总统下的]“新政”的美国占领》(“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他们将美国的占领视作在日本树立进步的美国型“新政”的契机,试图在日本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进步社会和经济。(Cohen 1987)

   此外,他们在1947年颁布《农业协同组合法》,勒令之前的基层地方政府将其所掌控的农业资源转交给基层农民和其社区合作社(General Headquarters, 1945-1960),规定合作社必须为社员所有和管控,并为其利益服务,必须是农民完全自愿参与的组织,并且必须通过一人一票的方案来治理。之后,农协的理事长和理事成为民众广泛积极参于和竞争激烈的公共大事。其理事长身份在公众场合所占地位仅次于当地头号官员。每年可以组织和领导合法的“米价运动”,推动该年拟定米价的政府举措,为农户们争取最大的利益。(Moore 1990; 黄宗智2020a:280-290;481-487; 亦见黄宗智2015)

   在以上的基础上,日本建立了扎根于村庄的合作组织,企图在日本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的“新政”民主社会和经济体系,由此而设定了日本之后几十年的农业和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

   其制度核心在于以下一系列的特殊条件:一、合作社乃是当时的政府认可和大力支持的高度自主组织;二,它完全是一个以服务社区农民为主旨的社团组织,并具有高度的合法性;三、它还是一个可以为村社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其所组织的信用社可以接受社员的资金,可以贷款给农民,包括让农民低息赊购物品和贷款;四、合作社本身也可以向国家或私营金融机构贷款,具有合法的社团和所有权身份,并且在这些基层服务社的基础上,还成立全国性的 “农林中央金库“(简称”农林中金“)银行,其后发展成为全国六大银行之一。在这方面,与中国由国家极其严格控制的金融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Kurimoto 2004; 黄宗智2015:21-22;亦见黄宗智2020a:280-290,481-487)。[1]

   另一关键因素是国家设立的服务性规模化农产品批发市场,包括对生鲜产品的冷冻储藏设备和服务。与中国的部门营利性批发市场不同,其目的是要为小农户提供高效廉价的完整的“纵向一体化”供应和销售链服务,并在基层的民间合作社之上设立全国化的、凭借市场机制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大型批发交易市场,借此来达到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的最佳体现。(黄宗智2018)

   结果确实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在军国主义的灰烬之上,建立了一个确实是比较成功和民主的,也是高度经济现代化和发达的日本,更是一个社会分配相对平等,不见巨大城乡差别的政治经济体系。

东亚模式应被视作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也非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比较贴近特别关注村庄社区的、实质主义理论的,悖论的历史现象和模式。它绝不排除私有产权,实际上是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体系基础上而建立的社区合作“纵向一体化”“物流”体系。它与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农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限制了外来资本购买、垄断农村土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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