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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

更新时间:2020-09-15 16:38:00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而是一个超然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建制。二是这个国家被所有国家都认定为超然国家利益之上,并且被接受为设计世界秩序的存在。这是一个涉及赵汀阳激活天下体系的另一个刚性前提。但目前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思考世界政治的时候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于是,“从世界去思考”很可能因此变成一个国家从自己主观愿望上去思考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可能世界,思考的国家并未改变其作为民族国家一员的国家特性,这就与“思考世界"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了。

   最后,在赵汀阳的思路中,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照框架本身在理论上就是很可疑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具有世界想象的远不止这两个载体。从一般可能性上讲,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这种想象的空间。即便退让一步,承认他的设定有其道理。那么,如果人们探问其在当然意义上使用的“中国”“西方”的概念,也可以发现其成立的理由不足。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是一个变动性极大的概念——如果将之设定为一个历史的既定性概念,那么当下中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历史中国的正统继承者,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而如果反过来将当下中国设定为历史中国的唯一正宗继承者,那么历史上的中国所呈现的帝国建构与汉民族王朝之间的关系,所要继承的是哪个中国,也是一个难以轻易确定的问题。如果确立历史中国是王朝中国,确定当下中国所要继承的历史中国遗产相对较易;如果确定历史中国是帝国建制,其征服史就绝对不如赵汀阳说的那么温文尔雅,而且其帝国结构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当今中国领土归属的格式化表述中,根本无法为涉事国家与国际社会所接受。

   就此而言,赵汀阳试图将中国设定为一个非/超民族国家,并且为世界预制好了一套自己的秩序的论断,也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拒斥。其断言的当今世界唯独中国能够“从世界思考”,也就根本没有依托理由了:既然中国不过是自己不认、别国均认为的民族国家,那就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的眼界,脱离国际社会组成的现实“世界”,去凸显一个颇具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世界”。须知,在世界体认中,国际社会就是一个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不是一个期望论意义上的世界。离开“世界"的现实性,是无法设想对这个“世界”具有规范效力的秩序的方案的。换言之,真实的“世界”,或具有现实性品格保障的“世界”,只能是民族国家的世界,离开这样的国家载体,“世界”就完全虚化了。那个“世界”,就只能是赵汀阳设想的“中国”需要去整顿并给定秩序的纷乱且虚幻的“世界”。可以说,在赵汀阳的论证中,这个世界,除开中国是唯一具有真实性的存在以外,其他国家都是有待中国去给出定位,将之整顿进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性质待定的单位。

   赵汀阳的思路具有新颖性。但由上可知,从基本思路上讲,他并未彻底跳出民族国家的思考套路,也没有成功将中国置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因此就很难将中国设定在一个跳出民族国家三界外,不在国际秩序中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国家。没有跳出民族国家思考套路,可以从他设定的实力论证进路上得到确证;没有成功将中国置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是因为他不过是想以激活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以展现中国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一种争夺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领导权的策略,而不是尝试彻底挣脱这一体系的努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从来不是一个抽象和整全的存在,而是差异性极大的不同国家的集合名词。以抽象的“中国”概念与抽象的“西方”概念作为比较对象,也是令人质疑的做法。

  

   二、无国家、国际的“天下”?

  

   可以循两个思路进一步分析赵汀阳的主张。一方面,可以从方法视角看问题。确实,“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的区分只是一个哲学的区分,而不是一个政治学的区分。在哲学的区分上,主观载体与客观结构之间是可以做出清晰分离的。因此,将世界作为对象的认知与内在于世界之中的思考,确实是两种类型的思考。在政治学视野中,不从世界去思考世界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思考进路,因为那缺乏政治学所必要的现实性条件。思考世界,就必须有一个世界支撑。即如赵汀阳所论,西方国家是将国家/国际视为“世界”,这就将世界虚化了;而中国的“天下”,才真正是超出民族国家限制的“世界”。这样的区分,实际上是在“世界"的真实性程度上的区分,而不是在“世界"的有无上做出的区分。可见,在政治学上讲,任何国家针对“世界”设计的政治秩序,只会遭遇对这个世界的真假质疑,而不会遇到对这个世界的有无评断。因此,并不存在唯独只有中国才能够“从世界去思考”世界的独异性,而西方国家只能在“世界”之外去思考“世界"的问题。因为西方国家显然属于“世界”之内,从不处于“世界”之外。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与西方相关的思考存在什么差异性的话,可以说中国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切入世界思考,而是从“天下”视角切入;因循习惯性说法的“西方国家”则是从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切入,而不从一个没有切实载体的虚拟政治体出发去设想相关秩序。如果说两者都存在某种论证困难的话,那就是中国需要坐实相关思考的现实政治载体,从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出发,而不是超民族国家出发思考相关问题;而西方需要坐实相关思考的超国家主体,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国家或国家间(国际)关系处理世界秩序建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等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优价于西方的问题。

   在赵汀阳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由于他认定西方仅盯着国家与国际关系,因此先天地缺乏“世界”眼光,而中国却以悠久的“天下”传统,恰好弥补西方人的思考缺失。因此,他判定西方人缺乏世界理念所设计出的国际秩序,并不能真正为“世界”供给秩序,只有天下理论才足以构成“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这构成了他关于“世界制度哲学”之“天下体系”论断两个紧密关联的部分。

   先看他所断定的、业已归于失败的西方国家的国家/国际秩序设想。对这一点的论证,赵汀阳给出的是两个相关论域:一是在理论上,西方国家凸显的现代国家与国际关系秩序,是遗失掉“世界”的一种秩序。二是在实践上,西方国家确确实实失于建构世界秩序。从总体上看,他强调指出,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特征之一的民族国家体系,在基本价值观上不过是“个人一主体”及其“更大单位”的“民族”“国家”而已。因此,人们熟稔于心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或个人权利、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关系,不过是都有独立意义的存在形式(个人或国家)而已,其思维模式也就围绕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展开。如果一个民族国家:足够强大,它就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中间不存在避免危险和毁灭的适度设计。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危险性,所以公正、规则、法律、权利、权力、秩序、对话和合作才成为当今世界的关键问题。这就将“世界”排除在外。或者,仅仅将“世界”视为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如此就很难真正处置世界秩序问题。“就西方主流思想而言,民族/国家是人们更喜欢的概念,人们在思考到世界问题时仍然是以国家为最大单位的独立单位去计算的,因此,所谓世界问题就只不过是‘国际问题’而不是以世界为单位的世界整体问题。西方的这种主流思维在实践上表现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国际契约,在理论上则典型地表现为康德—罗尔斯观点。”

   赵汀阳认为康德的思想是具有开创性的,“康德关于‘世界公民’‘各民族的联盟( foedus amphictionum)’或‘和平联盟( foedus pacificum)’的理论基本上涉及了以个人权利和民族/国家权利为准则所能够想象的国际关系最优模式。”注意这里强调的是康德所设计的仍然是“国际关系模式”而不是“世界”模式。罗尔斯在此基础上,以“万民法”(law of peoples)为根柢的世界制度,不过是在细节上发展了康德,而且提出了两个“非常阴险和危险的”观点:一是适合于国内社会的公正原则不适合于国际社会,这就等于取消了国际公正;二是堵塞了弱国对强国的反抗通道,方式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干涉主义,这其实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

   在理论上否定了西方学者设想世界体系可能性的基础上,赵汀阳进一步在实践上否定了西方国家构造的国际体系,认为那不过是世界性的帝国与帝国主义体系而已。由远及近来看,一是罗马帝国的范式,这是一种领土扩张型的军事大国, 只有临时性的“边陲”(frontiers),而没有法律性的边界(boundaries)。如今的民族国家时代,它在理念与实践上已经不再可行。二是大英帝国模式,这是“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典型的帝国主义”,它是“现代化的方式来实现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现代化本身可以理解为“最纯正的帝国主义”。三是全球化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不仅继承 了现代帝国主义能够被继承的特性,而且以对其他国家的政治霸权、经济支配和知识霸权从而形成“依附”格局。这就不仅保证了现代帝国主义永远是赢家的局面,而且“在这个全球化帝国主义新游戏中,帝国主义不仅由于强大实力而永远是赢家,而且还是唯一有权选择游戏种类的主体以及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美国因此成为世界游戏中唯一的法外国家。

   至于人们在面对世界问题时曾经给予明确期望的联合国,在他看来,它也绝对不是一个世界制度(the world institution) ,仅仅是“一个试图解决世界性和国际问题的‘国家间机构’(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它的思考方式和利益分析单位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标准,它至多只能照顾国家而不是世界”。联合国的决议,因此不过是国与国的协议,反映的不过是国与国的利益博弈,并不存在高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制度面向。国际制度由帝国主义给定,世界性机构反应的是国与国关系,因此推而广之,也逃不过帝国主义的行为逻辑。在一个仅仅具有地理意义的“世界”上,人类确实需要一个基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的真实“世界”。超越只有国家/国际观的,而具有全方位意义的“世界”,已经成为今天人类社会思考世界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

   与国家/国际体系构造的虚假“世界”不同的是,“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进而伦理学优势(virtue),它具有世界尺度,所以能够反思世界性利益,它又是一个冲突最小化的模式,最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的生态。由于天下概念意味着先验的、完成式的世界整体性,因此它是个全球观点( globalism)而不是全球化要求。”赵汀阳承认,天下体系的理想不同于中国古代帝国的实践,因为后者仅仅部分地实现了天下理想,而且主要是依托于专制帝国来实现的,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榜样。经此一进一退,他将“天下理想”从中国古代处境中拯救出来,成为可以依傍中国古代历史经验,但又可以脱离中国古代历史限制的“理想”理念。

   赵汀阳将天下界定为“世界整个大地”、世界全体人民、一种世界制度。大地是质料,天地之心是其价值,天下制度是其存在形式。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是一个意义饱满的厚重概念。这是一个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政治世界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统一体。它是一种世界尺度,成为理解世界问题的世界标准。这就完全超越了以国家标准衡量世界问题的西方国家。这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从世界去看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思考方式:它把世界看成一种政治存在或政治学对象而不是一种物理存在或科学对象,全力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其间,天子和圣人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治理天下。尽管这让中国人对物理世界缺乏科学兴趣,但却保证了人类关系对人类而言的绝顶重要位置。中国没有生成自然科学,但却凸显了政治科学探究的对象。在其宏阔的视野中,中国的政治知识论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限于个人、国家与国际的关系,而形成了一种“以‘天下’作为最基本的政治概念和初始政治原则,即世界制度优先于国家制度”。

其基本原则大致包括:首次,它确认了世界制度的优先性( priority )和先验性(a priorit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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