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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德性的暴政”是如何炼成的?——勒庞《革命心理学》导读

更新时间:2020-09-15 16:24:48
作者: 萧延中 (进入专栏)  
这两种逻辑是“理性逻辑”所无法直接概况的重要社会心理现象。前者主要涉及到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等属于人性自身无法避免的心理要素;后者就是他在《乌合之众》中反复强调的“匿名免责”、“情绪感染”、“暗示模仿”三大定律。综合而论,“一个人只要成为有组织的群众的一分子,他的文化水平便降低了几级。独自一个人,也许是一个有修养者,但加入了群众就可能变成了一个野蛮人,一个受本能支配的人。”在此无论“高尚”还是“残忍”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勒庞的这些洞见几近常识,这里就一概省略了。勒庞自信地说,“我们可以把现代心理学中的那些发现运用到我们必须论及的历史中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更加深人地理解了古代的影响、支配人类群体行为的规律、集体行为中个性的消解、大众心理的精神传染、无意识的信仰以及各种形式的逻辑之间的区别等心理因素”。(p. 2-3)

   “神秘主义逻辑”:这是勒庞本书最为关键的分析范式,可遗憾的是,它也是勒庞最需要说清楚,但却最没说清楚的一个部分,甚至他对“神秘主义逻辑”并未给出规范的定义。我个人推测,正如勒庞本人在书中所说,在《革命心理学》出版的前一年,他发表了题为《观点与信仰》(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Opinions and Beliefs)的小册子,并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对此有所参考。由于各种原因,本人没来得及查找到这本小册子,但凭直觉,我觉得其中极可能会对“神秘主义逻辑”的完整界定。鉴于“神秘主义逻辑”对于勒庞透视法国大革命的至关重要性,为了理解和叙述的方便,根据全书的逻辑,这里我们冒昧地“替”勒庞对他所使用的“神秘主义逻辑”的核心内涵做一简要的概括:

   第一,神秘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绝对至善的理性社会,这一目标不是人为的,而是“天启”的,“冥冥之中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它已经“预定”(predestination)了秩序和安排,这一秩序的本质是对某种绝对、纯粹之崇高伦理的目的追寻,尽管世俗之人暂时还对此懵懂无知,难以理解,但对其神圣的本质必须敬而仰之。

   第二,神秘主义是一种“信仰体系”,这种逻辑体系以“创建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为宗旨,因而必须“对历史来一次大扫除”,“与过去的一切遗迹彻底决裂”。为此它将不惜以破坏和毁灭为代价,甚至“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第三,这一“预定”的崇高伦理目的之主宰者,是超越了人间世俗法则之外在的正义真理,而革命者,特别是革命领袖则是这一正义真理的人间使徒和人格代表,因此,逃离黑暗,“救赎”(salvation)苦难,实施革命行动,是他们内在的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由于这样的崇高秩序和伦理目的是超世俗的,“它属于信仰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独立于一切理性之外”,所以它才能被称之为“神秘”的。(pp. 6-10;17-19;29-31;88-98;166-174,以及弥漫在全书各处。)

   总而言之,这样的一套逻辑是以“无意识幻象”为支撑的非理性“信仰”体系,用勒庞自己描述性的话说就是:“信仰源于无意识,并且独立于一切理性之外,它从来不会受到理性的影响。”(p.7)

   在对“四种逻辑”进行概况以后,勒庞又针对本书主题,对“革命”这一重大主题做出了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广泛分类,而且在具体谋篇时,他把“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放在一章里,而专门为“宗教革命”开出新的一章,给与其在叙述构成方面的重要性。

   对于“科学革命”,勒庞只留下了寥寥几笔,认为“科学革命”带来了文明的进步,如天文学的革命,其重要的后果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使人们想象宇宙是受永恒规律的支配,也就不再求助于上帝之类的怪诞了。这类“科学革命”的“惟一起源就是理性因素”,在观念领域内,它是“纯粹知识性的”,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们,由于它们的结果受到实验的控制,所以它们可以免除一切批评。

   至于“政治革命”,由于涉及到了《革命心理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所以,勒庞则也稍加铺陈,但却着墨不多。在他并不完整的表述中,所谓“政治革命”就是国家支配权力的更迭和转移,其观察的方法也不外乎阶级、阶层、利益的切割与分配一路线索,诸如王权、教士、贵族、新兴资产所有者的关系与平衡;法律、党派。工会和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政策颁布与实施中的技术和问题,还有军事力量在政治权力分配中的特殊性角色。关于政治革命的主体,勒庞看得很清楚。他说:“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而不是下层人民引发的。但是,一旦人民挣脱了枷锁,革命的威力属于人民。”(p. 20)在勒庞眼中,政治革命源于“不满”,终于“利益”,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取权力夺。在这其中展示、放大和传播那种被剥削,受压迫,遭遇欺辱,凌霸,蔑视和边缘化的感觉,都是一个必要动员环节;阶级、阶层、党派、种族、性别之间的无休止竞争是为生活常态;进而在人际关系的角度呈现出威逼、利诱、陷害、妥协,…… 等等五花八门的“技巧”,永不歇息。突发的政治革命虽然能给历史学家以强烈的震撼,但它通常是无足轻重的;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p.15)和思想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它的灵魂。

   至于宗教革命,勒庞不仅占用了完整的一章篇幅,而且从“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宗教改革的开始和它的第一个信徒”、“宗教改革教义的理性价值”、“宗教改革的传播”、“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冲突:宽容的不可能”、“到宗教革命的结果”六个方面,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可见他对宗教革命的重视。“虽然,宗教的或政治的革命在其刚刚兴起之时,很有可能得到理性因素的支持,但革命只有借助神秘主义或是情感要素的力量才能继续发展,而这些要素同理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pp.7-8)

   思想是概念运动,宗教则是信仰运动,概念运动与信仰运动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往往是纯精神的,并且是个体的;但宗教却是一种实践,是一种必须有广泛参与的社会实践。换言之,在哲学发展中所广泛出现的由多而一的逻辑进程在宗教生活中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为宗教的一神教进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基于社会层面的具有真正意义的革命。以为哲学的就是宗教的,概念运动中的由多而一的进程会在信仰活动中自然或必然的再现,这一判断其实是虚假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最后,勒庞感叹地指出:“宗教革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信仰的巨大力量,虽然它们的理性价值微乎其微,但它们却塑造着历史,为各民族提供凝聚力或力量,使他们不再成为一盘散沙。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宗教和信仰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引导自己的行为,至今还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替代它们。”(p. 40)

  

   二、革命理论是一种“新宗教”

  

   革命理论与神学预设

  

   此次读书,我欣喜地发现,勒庞学术神经的敏锐决不仅仅限于对社会群体的现象观察,而且他那不受拘束的眼睛还有穿透现象,发现隐蔽实质的潜能。勒庞明确地指出,透视法国大革命,采取通常的“理性”分析将有诸多不便,若干历史曲径和行为表现,运用理性逻辑就解释不通。如,明明高举着人道的旗号,却又杀人如麻,嗜血如注;革命的对象之一本来是揭露和废止骗人的宗教,但革命的理论和行动却又对冥冥在外的超越命运敬畏再三目。这样,勒庞认为,只有通过“神秘主义逻辑”的路径,上述诸多悖谬现象才能有解。毫不夸张地说,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触摸大革命理论背后的神学预设,是《革命心理学》超出本题而做出的最大胆的分析尝试。

   如上所述,勒庞在本书中并未对“神秘主义逻辑”的内涵给出精确定义,在为什么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种“新宗教”的问题上,严重地缺少论证环节,以至于会使对神学理论相对陌生的读者来说是云里雾里,不知其所详。但是,勒庞的确在书中断断续续地提及革命者思维与加尔文宗之间的暧昧关系,并明确认定加尔文宗“预定论”教义是“神秘主义逻辑”的神学基础,因此,这里要首先对这一基础教义做一简单勾画。

   最为简略地说,加尔文宗教义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预知论”(Foreknowledge),二是“预定论”(predestination)。“预知论”是说“上帝无所不知,预先知道人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结果”,而人对这个结果未必懂得,“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1]而“预知论”则是说“上帝依据他的永恒旨意,来决定在永恒的拣选中预定一些人蒙救恩,赏赐他们永生的盼望;也预定其他人灭亡,判他们永死的结局”。[2]对此,人本身也无从做出自主的选择。这两项“不可知”就成为所谓具有某种超越力量之“神秘主义”的神学依据。

   如果一个人有幸得到神的“召唤”(Call Of Duty,Vocation),蒙选将得到救赎,那么,他就同时获得两项特别的嘉许,一是作为“上帝选民”的优越身份,拥有荣耀救赎之恩的特权;二是作为“上帝选民”,他也被同时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责任,他要“为神打仗”,义不容辞。这时,他的行为及其结果,就不再是其一己之命的私意,而变成了一种超越肉身的指令,去完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圣的“使命”(Mission)。按照这项“预定论”教义,“一些人将受火刑而死,另一些人则得救,这在全能的、永恒的上帝那里是注定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意志”。但是没有什么能使信徒退缩,反而让他们觉得烈火的考验是一种解脱。(p. 31)这种神圣的超越指令就是“神秘的真理”,它不仅规定了宇宙的结构,而且主宰了人生的命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作为“蒙召”的信徒,其生命过程就被赋予了与凡夫俗子不同的意义,虽然他的言行只是成就神意所导演的生命历史戏剧中的一个零星的组件和一个微小的片段,但是这种“质地”的变化也决定了他们在世俗眼光中不可思议的言行,具有了“成义”的崇高正当性。

   具有科学训练背景的勒庞对此十分不解,他困惑地说,“如此令人厌恶的思想显然是精神错乱之作,但它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使这么多人为之折服,实在叫人匪夷所思。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时至今日,此种情况仍有过而无不及”。(p.30)[3]

  

   致力于“人类新生”的政治拯救

  

   基于对于这样的一个“神秘主义”神学框架的认知,勒庞十分赞同并在书中引述了大革命研究的先驱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做的判断:“翻遍全部史册,也找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这种革命。…… 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始终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为一切人所理解,法国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时人为之震恐;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为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又能到处为人仿效。[4]

而勒庞自己则比托克维尔更为断然地认为,革命者实际上是把他们自己的行为视为一种“神召”的圣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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