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我的西南联大 ———张世英的片断记忆

更新时间:2020-09-15 16:10:59
作者: 张世英  

  

   ●口述人:张世英,1921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名誉顾问,美国传记中心名誉顾问,国际“哲学体系”研究会会员,《德国哲学》丛刊主编(1986—2001)。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到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或公开讲演。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张世英讲演录》、《我的思想家园》、《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张世英自选集》、《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天人之际》、《北窗呓语》、《进入澄明之境》、《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辞典》(主编)》等;用外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7篇,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访问与整理人:杨澜洁(1985—),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师。

  

   访问者:张老师,我看过一些书,回忆西南联合大学那些有趣的故事。我知道,您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所以,也想请您给我讲讲您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很难找到个安宁的地方。我的老家武汉,当时已经成为沦陷区。在离开老家七八年后,我跟老家已经没什么联系了。我到了昆明,开始了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西南联大当时可真穷,校舍就是一些人字形的草房子,上面盖着一个铁皮,一旦到了下雨、下冰雹的天气,铁皮屋叮叮咚咚,连老师的讲课内容都听不清楚。我们的图书馆也很小,只好跑到茶馆去念书。当时的学生都很用功,早上起来吃了早点,夹着一本书就上茶馆,泡一杯茶,用不了几个钱,可以看书一上午或一下午、一晚间,甚至一整天。西南联大的学生们都在茶馆里读书、写文章。我与我的妻子也是在茶馆里逐渐交流才熟悉起来的。她年轻的时候总是穿着红毛衣,我们八九个同学在茶馆里看书,看到她来了,女同学们就打趣说:“你看,红毛衣来了。”后来大家就把她叫作“红毛衣”。她的文章真好,又会作诗,旧诗尤其好,女生宿舍的人都称她为“女诗人”。

  

   访问者:是不是因为您也会写旧诗,于是以诗寄情?

  

   对。2012年春节,我儿子带我到湖南凤凰城去旅游,回来的时候经过邵阳,我跟儿子说,我们一定要去邵阳的雪峰山。儿子问为什么,我说:“你妈妈在那里丢了一件红毛衣。”1946年,我跟他妈妈结婚不到一年,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结束。我们大学毕业,要从昆明回到武汉。我跟她两个人,坐着一辆敞篷车,从昆明经贵州、再过长沙,最后到武汉,走了两个礼拜。现在恐怕两个小时就到了的路程,那时候坐敞篷车却要走两个星期。敞篷车经过雪峰山的时候,她披着一件不系扣子的红毛衣,一阵大风把红毛衣吹到山上,那情形我永生难忘。后来我儿子说:好,这一次就把我妈妈的红毛衣找回来。

  

   他妈妈本来可以当诗人,但是由于到解放之后她只能写些政治口号式的东西。我跟儿子说,你妈妈本来可以当一个很好的诗人,结果因为时代的原因,她却没当成。唉,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件当年的“红毛衣”了。

  

   我妻子是进步人士,她虽然不是党员,但总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总羡慕解放区怎么怎么进步。跟我认识以后,觉得我不够进步、觉得我老脱离政治,说我是个书呆子。我总爱跟她谈陶渊明,谈什么小国寡民,可她想的不是那么回事,她可是闻一多的干女儿。有一天,闻先生跟她说,把我叫到家里来,跟闻先生谈谈话。闻先生教育我不要老在象牙塔里面过日子,他叫我走出象牙塔。强调联系实际,走出象牙塔,走到现实里面来。我这个人总想清高、想离开政治,羡慕陶渊明描绘的小国寡民,有点脱离现实。我离开闻先生家时,他送我一本金丝绒封面的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走出象牙塔。我想,我跟他的干女儿结婚,就是走出象牙塔的过程。我后来走向进步,原因一是国内的大形势,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妻子的影响。

  

   访问者:您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也很有趣。您先学经济学,再去了社会学系,后来听了贺麟先生的课,最终选择了哲学系。您觉得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有什么特点?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的讲课方式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而是重在个人的整体气质对学生产生影响。西南联大的气氛和现在的学校可太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人功利心特别少。就以我为例说吧,我是在农村出生的小孩,我父亲的家庭很穷,靠借贷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在汉口当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喜欢陶渊明、喜欢屈原,喜欢背一些中国不得意的文人的文章。或许我无形中就受到了清高思想的影响。我小的时候座右铭就是父亲的两句话:“不求仕进,要做学问中人。”仕进就是做官,他希望我不要当官,要做学问。所以,我一辈子就好像跟当官的事不沾。我经常跟女儿说,我脑子里面从来没有羡慕过当个什么“长”,连一点点念头也没有,任何这样的机会我都不要。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向往的是什么人?那时希望当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总都是各式各样的“学家”,我就佩服那些人。

  

   我念中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好。念到高中二年级,要分文科、理科班,我念了理科班。等到要升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在念理科。我喜欢物理,特别喜欢抽象和理论的东西,物理、数学的成绩都特别好。在念高二、高三的时候,上课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同学是当时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的负责人,说来也好笑,当时只要是国民党或者三青团的人,多半成绩都不好,真怪。这个三青团的同学做数学题、做几何题都有困难,他向我请教,我说,这个题要先画一个等腰三角形,然后再怎么怎么样。他竟然问我:等腰三角形怎么画?我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连等腰三角形都不懂?我骂了他一通。结果,高中毕业会考结束时,这个三青团的负责人把我报上了黑名单,说我是共产党,要逮捕我,我只好偷着离开高中。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开始对这个社会产生兴趣,想着要改造它。听到“经济”二字,顾名思义,济世救民啊,我于是抱着改造社会的想法考进了经济系。各类关于货币、银行的知识念了一年。我不满意,心想这算什么学问啊,一天到晚全是关于做生意的知识。我心想还是要研究社会,就转到社会学系。当时转系非常自由,刚转到社会学系,就有一堂课是老师带着我们到妓院去调查。我只觉得恶心,心想这算什么学问?于是对社会学系也不感兴趣了。正好这个时候选修贺麟先生开的一门哲学概论课。一个教室里坐满了几百人,窗户、走廊都挤满、站满了人听讲。贺先生讲黑格尔的辩证法,举了一个例子论证要在污泥里面才能够表现出清高:“有人说自己从来不贪钱,可是你根本没有跟钱接触过,你说你不贪钱,这都是空话。如果让你当会计、当出纳,还一点不捞钱,这才算清高。出污泥而不染,就得先从污泥里长出来,并且不沾染污泥,才算真正的清高。”贺先生就用荷花做比喻讲辩证法,讲得真生动,我完全是为贺先生的讲课所打动,决定不念社会学系了,转到哲学系。

  

   访问者:您进入哲学系学习后修习了哪些感兴趣的课?

  

   转到哲学系以后,看了好些外文的、中文的哲学书,我完全陶醉了,在茶馆里面一天到晚看哲学书。我第一本书读的是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贝克莱讲,所有的事物都是感觉,外面的物没有客观的存在,一切都在我的心里面。我心想,这讲得真有道理,我坐在茶馆里面,一切喧嚣于我来讲,都不过是我的感觉。当然,后来关于贝克莱有很多批判和争论,但是他的理论也有自洽的道理。

  

   访问者:您听过西南联大许多老先生的课,我想每位先生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有哪些?

  

   当时我经常到贺麟先生家当面请教一些哲学问题,贺先生热情接待我。贺先生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我后来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才知道他的思想观点和冯友兰在这方面正好是对立的。在西南联大,对立的观点争奇斗艳,已成为学风。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但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却是:“我虽然重翻译,但做学问,最终还是要依据原文,不能单靠翻译。”

  

   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二本原著是柏拉图的《理想园》,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美学家冯文潜先生(字柳漪)在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时要求我们必读的书。柳漪师特别嘱咐我:“要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熟悉原著,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似乎都强调这一条。柳漪师了解到我因经济困难在外“兼差”,由于时间冲突,常常不能听他讲授的“美学”课,便破例允许我可以不上课,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我的“美学”课成绩居然得了92分。

  

   在联大期间,我特别爱旁听一些必修课以外的课程。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我赶着要去上我本系的一门什么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原来是吴宓正在上“英诗”课。一看黑板,满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One”(一)和“Many”(多)。有点像魔术,顿时吸引住了我,足足站了50分钟,本系的课自然也就放弃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之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可是,吴先生备课之认真,也广为英语系同学所传诵。听说,他每次讲课前一夜,都要写出详细的讲授提纲,哪些先讲,哪些后讲,哪些多讲,哪些少讲,他都要仔细斟酌。临到讲课的那天清晨,他还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默想一遍当天讲课的内容。他的讲课效果很好。我亲身看到,他讲课不看讲稿,偶尔瞟一眼,马上又面对学生,即便是引文,他也背得很熟,极少拿起书本照念。吴先生是一个性格多方面的人:为人不拘小节,教学却严谨认真;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梦》,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

  

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这也许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也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88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