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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我所理解的宋明理学

更新时间:2020-09-14 23:34:57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就是对于唐宋之交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历史演变所具有的深刻性,以前人们认识不够。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与魏晋以来的士族社会相比,中唐以后社会总体趋势是向着平民化的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发展的结构相应地引导出文化层面的表现,所以说中唐以后出现的文化转向——新禅宗、新文学运动、新儒家的出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相适应的。它们代表了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儒学的重构,体现出了要和新的时代相符的文化运动。所以有些日本历史学家用近代化来表达唐宋社会的这种变革,虽然不准确,但是确实是有所见,因为在许多方面,如果放在世界史中来看,这跟西欧近代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就有一些类似的特点。所以这虽然不是工业文明、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的体现,但是的确可以认为是摆脱了类似中世纪精神的一种进步,可以称之为“近世化”。也有人称为“亚近代”。

   “近世化”或者“亚近代”的特点,就是开始向近代靠拢,虽然这个工业资本主义和科学体系还没出现,但是其文化的体现,已经向着近代来发展,至少已经具有了那种意义。日本学者堺屋太一提出:“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后半叶北宋鼎盛时期是近代型高速经济增长与合理精神充溢的‘东洋文艺复兴’,甚至是超越它的‘亚近代’。“合理就是理性化,他把社会文化的面貌看作是一种文艺复兴,然后把这个叫做亚近代。他得出这个结论,主要就是用北宋为典型的政府组织、军队、城市,商业货币,包括儒家的理性化的精神。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明理学的历史定位跟以前应有所不同,从中唐开始到北宋确立的文化转向,是中国社会近世化过程的一部分。它的文化形态,如果从世界的、比较的历史意义来看,可以说是中世纪精神和近代工业文明的中间形态。这个中间形态最突出的基本精神是世俗化、合理化、平民化,或者说世俗性、合理性和平民性。因此,我们今天讲宋明理学,我们对宋明理学的评价,应该在这样一个比较的视野下来展开。因此,如果在这个意义下重新评价定位宋明理学的话,我们应该跟以前的观点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是把宋明理学看做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封建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宋明理学恰恰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是配合、适应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近世化所产生的文化转向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在新的概念范畴下,对宋明理学有一种更积极的、肯定的理解和评价。这个观点是我在1991年提出来的,但在《宋明理学》初版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近年来宋史专家邓小南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王南湜教授都对这个观点给以了肯定或关注,值得大家做进一步研究。

   宋以来新儒家的努力,一方面要强化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价值的体系,新儒家要把先秦以来的价值系统抽象为天理的概念,同时规定为人性的基本内涵,所以这个体系始终坚守了它作为儒家思想价值理性的传统形态。同时,因为新儒家要努力排斥佛教道教这两个思想体系的出世主义的性格,同时又要充分吸收这两个体系发展的精神生活的丰富经验,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对于精神的修养、发展、完善的探求,使得宋明理学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发展,在中国社会蔚为大观,而且传播到当时的东亚社会,取得了世界性发展。例如,韩国从李朝时代一直到19世纪,儒学发展都是以朱子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在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也开始不断地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到了19世纪阳明学的发展,甚至在明治维新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所以有日本学者把宋明理学的体系看做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即这个体系和其发展,不仅是中国的,也是韩国的,日本的。因为在这个体系像韩国和日本传播的过程中,韩国和日本当地的儒者,结合自己的社会文化实际对这个体系不仅做了吸收,也做了改造,还做了发展。所以如果我们抽象地就这个理论的思想体系来讲,要完整的、全面把握这个体系的各种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除了研究中国的宋明理学以外,还要了解韩国朝鲜朝的性理学,研究江户时代的朱子学、阳明学,才能对这个体系有更完整的、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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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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