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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中国阶级结构及其意识形态

更新时间:2020-09-14 08:31:12
作者: 瞿同祖  
也要指出,商人的地位并不总是如此。在诸如明清时期他们享有更高的地位,这一时期,没有了令人不快的禁止奢侈的法令反对他们,商人获得了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权利,大大增强其金融实力的工商业也得到发展。所有这些因素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增强了其社会活动性。

  

   很明显,尽管平民作为一个团体在社会和法律地位上低于官员,但是他们之间还要细分。他们在职业声望上存在差异。此外,尽管财富不是中国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不同职业集团的地位和同一职业集团中不同人的地位。不幸的是,我们只是片面地了解不同职业间的声望,有资料证明某些职业在声望上优于其他某些职业。但是我们不能将不同职业的声望加以比较,不能按照分层等级重建一种职业声望的标尺。这样的研究要求根据已经达成一致的地位或者客观的自我分层,对社会中不同职业有客观的评价,而这种客观的评价在历史研究中是不可能获得的。

  

   五、阶级结构:“贱”民

  

   最后,社会金字塔中有一个最低的社会阶层。这一集团包括奴隶、妓女、艺人、侍从及一些地方性团体,如陕西和山西的歌手,苏杭和安徽的“乞丐”,浙江的“懒人”,广东的船夫和安徽省徽州、宁国、池州的“终身奴仆”及其他。他们的职业仅仅是为别人服务,不具有生产性,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所以,他们在声望比例中处于最低等,并被称为“贱”民。某些家族规定,任何决定当演员、妓女和侍从的家庭成员都要从宗族中驱逐出去,因为从事这些低贱的职业是对整个家族的莫大的耻辱。贱民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社会差距非常大。社会和法律都禁止两个阶层之间的通婚。其社会变动性很小。事实上,“贱”民形成了一个职业阶层而非一个阶级。

  

   此外,“贱”民是无权阶级。他们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禁止其踏入仕途。他们的孩子同样被剥夺权利。这样,他们无法进入社会流动的最佳渠道。在禁止奢侈的法令下,他们仅仅能拥有最低贱的生活方式。如果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给予其特殊的社会荣誉,那么,我们可以说,“贱”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如某些具体的颜色和装饰,则给其以社会羞辱。所以,他们不能与良民相混淆。例如,黑长袍和绿围巾是羞辱和卑微地位的标志。法律也不能将“贱”民与平民一视同仁。每一个朝代的法令都宣布,奴隶伤害或谋杀平民所受的惩戒比双方都是奴隶所受的惩戒要严厉得多,然而,平民伤害或杀害奴隶却受到很轻的处罚。通奸也适用同样的原则。

  

   六、官僚政治的权力基础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上下层关系以职业类别为基础。官员有最高的地位。士农工商和其他职业团体,如平民和良民在其次。他们又可以划分出下一层。社会最底层则是“贱”民。

  

   权与位的分配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官僚政治是声望与特权的根源。进入官僚政治中的人都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最大的特权。士在平民中居最高地位,因为他们接受的训练是文官政府的基础。这样,他们就是潜在的官僚政治成员。这就是为什么在考试体制下拥有学位的学者比没有学位的学者在地位上要优越;因为他比普通的学者更接近权力机构。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中国的社会阶层更多的是由公职资格而非财富所决定”。

  

   “贱”民不像平民一样,至少在理论上大多数平民可以参加考试,进入官场,而“贱”民却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根据政治权力,永久性禁止其踏入权力机构。所以,他们在社会中居最低劣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声望的区分与权力等级紧密呼应。如果不根据权力考察阶层体系,我们就不能理解和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分层。在这一意义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二分法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其社会学意义不容忽视。

  

  

   王妍慧 译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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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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