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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中国阶级结构及其意识形态

更新时间:2020-09-14 08:31:12
作者: 瞿同祖  
但是如上文所说没有受到重视。然而,他毕竟与统治阶级密切交往。这种交往使他“游于各国之间,并依附于他们生活,其后是华丽的车辆和数百侍从”。这种从下层社会分离出来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某种解释和合理化就是不公正的。对此,甚至依附于特权阶级的人都会提出质疑,更何况无权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孟子一门徒对其奢侈的生活方式感到困惑,提出一位没有做任何贡献的学者接受如此之厚待是否正当的疑问。对此,孟子回答: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彭更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孟子]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馀粟,女有馀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彭更]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又被另一门徒问及为什么君子无事而食。他回答道:

  

   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

  

   上文所引两则表述了孟子的理论阐释,即君子在社会中具有重要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理论产生的背景了解其动机,尽管这远远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想像,当权力受到质疑和挑战时,它必然寻求理由为自身辩护。在这种情形下,其合理化成分更为清晰,而在其他情况下其表述模糊。不管孟子有没有解释的意图,其理论很明显是捍卫上层阶级权力的。它们代表了特权集团的利益。

  

  

   我们的讨论表明这些理论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层密切关联,并且与封建社会结构相符;他们之间和谐一致。然而,社会结构和这些理论的某一方面存在着一点矛盾,即儒家提出的强调操行之重要性的成就模式与封建制度特有的出身模式发生冲突。如果人生而决定一切,那么地位和俸禄与个人资格和成就就没有任何关系。除非所有贵族都是高尚聪慧之人,否则,这些理论是不公正的。而情况并非如此。孔子和孟子对统治阶级控制下的国家的评价意味着它与理想模式遥不可及。孔子及其门徒强调国家应该由最有德者管理,如尧舜。这是他们的乌托邦,然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另一方面,孔子促进了阶级结构和社会变动的一定变化,即给予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迄今这仅仅是贵族的权力。他培养了一批平民并使之成为士,从而有资格跨入仕途。孔子的大部分门徒出身卑微。当贵族不再垄断知识时,平民就有了参与社会变动的机会。事实上,孔子的一大批门徒,或者成为了贵族的管家或者获得了高官厚禄,如冉求、子路、子游、子夏、原思、子骞、子高、宰我和子贡。在这一法则下,当一个人“学而优则仕”,对君子操行和特殊培训的培养是有实际价值的,即提高地位改变角色。然而,他们进入的仅仅是下层政体。巨室豪族依然控制着整个社会。

  

   处于战乱状态的周末时期发生了更为根本的变化。经过政治斗争的激烈活动,封建主义秩序如果不是完全被破坏也是被大大削弱。当拥有权力的封建领主和其大臣不再敬重封建制度体系时,上层政体就被颠覆了。同时,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也发生了变化。一批杰出人才对不同国家的统治者产生影响,并进入了上层阶层。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被尊为统治者的座上宾或老师,如子夏、淳于髡、蓬蒙、荀子、邹衍和其他学者,尽管他们不是政府指派的官员,但是他们拥有高位厚禄。其中,有些人能够成为高官,如范雎[编者注:原文作Fan Sui]、蔡泽、苏秦、张仪、吕不韦、孙膑、白起、王翦,而另外一些出身平民的人则成为国之将相。赵翼指出,出身低微的人达到如此高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一空前的变革当然给成就和社会变动理论的合理性以新的基础。由于这一原因,荀子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这一状况。先前,孔子或其他人认为,君子或者是有德者,或者指有地位的人,或者两者兼有。然而,荀子给出的新定义几乎完全忽略了地位因素,他着重强调操行这一方面,也就是指个人修身。在其作品中我们读到: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汉朝再次发生变化。首先,除少数王侯外,多数官爵均非世袭。巨室豪族不能垄断权位。尽管还没有正式的公务员考试,但原则上,官爵都依照德才授予。学有所长的人不是被推荐进太学学习,就是被直接推荐做官。前一种情况,那些有突出学术成就的博学之士的学生被任命为官员;第二种情形,学者分门别类地被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员推荐,如“德、智、义”,“纯孝”或者“杰出才能”等类别。另外,享有特殊声誉的学者有时会因为特殊法令而被传讯。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社会变动的正式渠道才得以建立。这些机遇过去是不为人所知的。

  

   通过一套合理的考试体系,以形成一种有利于并规范“自由竞争”的机制,但是这一机制直到隋唐时期才建立起来。理论上说,这种机遇对大部分人是公开的。这是择优选能的最合理的措施。一般认为,能者都能够通过考试;反过来说,如果考试失败,说明此人还没有足够的资格和能力。这一普遍原则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使社会变动的实际程度和理想模式之间的差异最小化。

  

   四、阶级结构:官员和平民

  

   现在,我们来研究周朝以后的阶级结构。封建制度崩溃之后,以上理论继续在中国社会实际阶层中发挥重要作用吗?社会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受这些理论所限?阶级结构与理想模式很接近吗?两个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理论能够描绘出阶级结构吗?社会中只有两个阶级,还是有更多阶级?

  

   几百年来,对劳心和劳力划分的规则已得到普遍认同,它在中国社会阶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决定一个人所从职业威望的标准。高度尊重劳心却鄙视劳力。可以说,劳力是一个被取消了资格的身份。

  

   同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明显的分界继续存在。官员是上等的,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中坚分子;而平民是低劣的。官员本身意识到其上等地位,平民也对之确认无疑。两个集团之间很少有社会联系,通婚也极为少见。

  

   客观标准也能说明两个集团的差异。官员和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平民的生活方式,所以,前者能够很明显地从后者划分出来。前者的生活方式不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一致。相反,这种生活方式被禁止奢侈的法令合法控制。这样,对特权集团生活方式的控制合法化:保证官员阶级享受奢华的生活,但不得威胁有产阶级。禁止奢侈的法令限制了经济权力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财富本身不能保证消费的权利。例如,庄子强调:“虽有贤身贵体,毋其舜,不敢服其服。虽有富贵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汉成帝的诏令也指出这一点:“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

  

   官员还被赋于其他合法特权。免除其劳役服务,没有君王的同意不能被逮捕和调查。并且免受肉体惩罚,放弃官衔或交付罚金可以取消惩罚。这些程序在不同朝代的法典中有详细说明。官员和平民之间惊人的不平等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平民伤害官员所受的惩罚要比双方都是平民所受的惩罚严重得多。

  

   从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官员和平民是两个不同地位的团体,这体现在威望、生活方式和法定的特权上。

  

   然而,不能认为中国是由两个阶级构成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所有力图使统治阶级的特权合理化的理论都注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自的地位和角色,而不关心被统治者内部的地位差异。从权力结构的立场看,士农工商都属于同一阶级,因为他们都是被统治者。然而,从社会学角度讲,根据社会分层他们不能属于同一阶级。首先,同一职业团体中的人有不同的地位。如富裕的商人和小店主、小贩之间有差异。农民也有类似的变化:地主、自耕农、佃户和雇佣劳动者,把他们归属为同一阶级当然会令人误解。此外,无数职业团体都像平民一样被分成等级。显而易见,他们的角色和地位都是相同的。然而,不同职业有不同程度的声望。传统秩序中士农工商的划分,其本身就表明声望是有阶层差异的。平民中士大夫的地位最高,因为他们是唯一劳心的阶层,是平民中的精英。农工商属于劳力,所以他们的地位卑微。在这种分类中,官员从平民中区别出来,士又从平民中划分出来,这与佩瑞多(Vilfredo Pareto)的分类非常相似:一方面是管理和非政治精英,另一方面是非精英。

  

   在这些劳力者中,农民最具有生产力,所以其他位仅次于士。普遍认为,工商的成就很少具有生产性,所以,他们不受欢迎,为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所鄙视。引用陆游《放翁家训》中的例子,他教导后代应该致力于以教学为生,成为农民也可以,但是不能当“小商小贩”,这对于家庭是莫大的耻辱。他也关注那些做了“商人或差役”的后代的命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商人非常受歧视。汉代不允许他们穿丝衣和骑马。唐朝对骑马的类似限制也是源于反对工商。并且,这两个职业团体包括屠夫和术士时不时被禁止参加公务员考试或踏入仕途。然而,上述描绘的分层秩序是一个理想模式。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卑微地位常常被夸大。无论他们的阶级状况与其地位多么不符,他们的财富的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这对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方式必然有一定的影响。

  

   政治家经常控诉巨富的商人违反了禁止奢侈的法令,他们享受了不该为他们所有的东西。汉代的商人被指责穿刺绣丝绸品。唐朝法令也指出工商骑着令人厌恶的装饰堂皇的马匹。以这种偏见,我们不难想象富有的商人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是怎样的。尽管如此,如果特权阶级特有的生活方式不再为其独享,那么,法律秩序就已经受到了威胁。对法令的冒犯意味着商人已经分享了上流社会的荣誉,这种荣誉并非合法给予。商人和官员的亲密交往也能以文献为证。与权贵结交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声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想像商人在平民中处于低下的地位。富商经常高于农民,虽然后者应该有更高的地位,但事实上他们被前者剥削,这一点在汉代晁错的请愿书中有记载。

  

   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认为,商人受到歧视和排挤也许不仅仅是因为统治阶级轻视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对受法律保护的特权阶级构成了不断的威胁。可以将所有歧视和再三警告看作是社会中坚分子对商人介入其集团带来的威胁的回应。后者满怀戒心坚决捍卫其地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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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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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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