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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 陈柏峰:法教义学,你的理论贡献是什么?

更新时间:2020-09-12 23:58:47
作者: 陈瑞华 (进入专栏)   陈柏峰 (进入专栏)  
像在美国只有一套,在超市里偷一个面包和轻微的交通违章也构成犯罪,叫违警罪或者轻罪,可能判处罚金,也可能有前科,但前科有可能消灭。这导致它的犯罪率特别高,因为所有的都叫罪(crime),所以我们和美国的犯罪没法比。去年中国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判了约113万人,而在美国,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中国是三套公法体系,美国是一元化。

  

   我们通过分析法律文本和多学科交叉,就可以提出概念和理论。我的一个博士生受到启发,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并作为专著出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书里面就提到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现一元化。因为中国有两个特点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一是中国没办法把一个轻微的、小额的盗窃变成盗窃罪,我们的入罪标准有数量的限制;二是我们的入罪标准还有情节因素的限制,情节轻微的是民事违法或行政违法,不是犯罪。因此,中国构建的三套体系经过三十年的法制建设,尽管中间环节在削弱和减少,但基本没有任何变化。

  

   再比如,刑讯逼供是刑事司法里司空见惯的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屡禁不止?过去在这方面几乎很少有人做深入的研究,因为我们上来就通过严禁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沉默权等来改造它,结果越改造,刑讯逼供反而越严重。为什么中国对刑讯逼供的治理几乎是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做研究,找到它的病根。还是我的一个博士生,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研究刑讯逼供,写了一篇引用率很高的论文。他找了很多案例和数据,最后得出结论:

  

   第一,刑讯逼供成本很低。一或两个人、一个健壮的身体、一支笔、一个屋子就够了,只要有力气,能熬夜就行,不像DNA鉴定和血型鉴定需要投入仪器设备,刑讯逼供什么设备都不要,成本极低。

  

   第二,收益极高。中国的证据有两个源泉:犯罪现场和被告人口供。被告人口供是活生生的证据来源,拿下口供,什么都能找到,案件就破了,这是收益大。

  

   第三,风险小。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全年立案的刑讯逼供罪只有1000件左右,并且三分之二都判缓刑,判实刑的很少。全国进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的有600多万件刑事案件,到法院判决有罪的113万件。600多万件中只有1000件进入刑讯逼供罪的司法程序,这说明刑讯逼供逃脱法网的几率是最高的,风险极小。刑讯逼供成本低、收益大、风险小,结论:人们必然会趋之若鹜。

  

   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在为刑讯逼供辩护。一定要记住,即便是细菌和病毒,也要学会分析它的原因。这里没有做价值判断,刑讯逼供是恶的,谁都知道。我分析的是刑讯逼供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它的成本低、收益大、风险小,刺激了侦查员。将来对它的改革就要找到病根:增加它的成本、减少它的收益、加大它的风险,才能真正改变人的选择。

  

   社会科学永远是研究人的行为,要想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就得改变一定的激励机制和惩戒机制。比如,可以加大成本。下午六点以后,一律不许刑讯逼供,天黑即休息,早上八点才开始,每24小时给8小时的睡眠时间,并且可以让律师在场,律师就坐在旁边什么话都不说,当一个见证人的作用,这样就没有刑讯逼供的机会了吧。比如,还可以降低收益。口供只能是证据资料,不能转化为立案根据,用口供自愿法则加以限制,不像今天这样,到了法庭上就能用。另外可以使代价变得更加高昂,只要打一巴掌,都构成刑讯逼供罪,而不是致伤或致死才入罪,目前的入罪门槛太高了。这些不是我的立法建议,只是举例。找不到病根和规律,提不出理论,怎么能够解决刑讯逼供?强行解决反而会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把问题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综上所述,我是想说一个观点:对法教义学也好,社科法学也好,我都是欢迎的。学术就像一个市场,提供的产品越多元、越多样化,这个市场就越丰富,作为读者就像消费者一样,自有他的鉴别力。标签、口号、符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解释问题、解决问题、提供方案,如果能够有独到的贡献,我们就愿意接受你的思想。

   【作者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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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的十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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