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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历程与前瞻

更新时间:2020-09-12 23:46:28
作者: 陈奉林  

   摘要:东方外交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特定的体系。把东方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加以规划、建设和发展,建立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艰巨课题,也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对理论的重大需求。十几年来,中国学者以东方本土资源为构建素材,以中国人的史观,对东方外交史进行了总体构建,在学科定位、学科体系、发展主线以及理论分析模式等方面大胆探索,取得了初步成就。作为前期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予以认真总结、概括和理论升华,完成新时代社会变革形势下学科建设的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是文化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

   关键词:东方国家 东方外交史 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一个新学科的兴起,大都以国家发展作为深层次的原动力,反映出国家社会发展与时代急剧变革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需求。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外交史的主要议题。在这个主题下,外交史呈现的几乎都是政治史的面孔,反殖、反帝、反霸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重心。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反思过去外交史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新构建东方外交史的时代课题,主张以中国人的视野、东方本土材料撰写一部新的东方外交史,反映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后外交史研究的成就。新的学科与研究范式兴起总是在原有的形式中酝酿新的重大变革,有着总结前代、启迪后来的社会功能。十几年来,在中国国内兴起的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构建材料、以中国人的史观为指导的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作为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对东方外交史研究历程本身进行考察,探讨其面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学术增长点,可以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空前变革背景下学术发展的若干轨迹。

   一、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2006年10月,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可以说,这是一次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拓荒会议。此后,围绕着相关重大理论问题,东方外交史研究进入全面探索阶段。开辟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要把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文化背景复杂国家的外交整合起来更属不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东方外交史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东方外交史学科。自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学界专门就“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时空范围”“东方外交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互动”“东方外交的历史与现实”“东西方外交与丝绸之路”“东盟与印度崛起”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初步确立起对东方外交史体系、框架、内涵、发展主线以及时空范围的基本看法。此后,学术界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紧紧围绕着东方外交史学科的确立、建设与任务,整体推进学科学术体系建设。东方外交既有极大的魅力,又有深沉的惰性,更有积极意义与不朽的价值。崛起于今天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完全不同于书斋里咬文嚼字、寻章摘句的学问,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已经显现出它的意义与盛大气象。

   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先后召开了十一次“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九部东方外交史著作,构成独立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系列,内容涉及东方外交史的定义、体系、时空范围、学科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外交与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历史与现实以及当前的东西方关系等重大问题。从十余年来出版的成果来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构成自成一体、相对完整独立的外交史知识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一定的挑战性,例如如何确立东方外交史的上限时间?有学者把它确立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认为“就东方外交而言,它在历史上比西方外交远为悠久。若从西元前15—14世纪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的外交信件算起,东方外交至少走过了3500多年的历史”。也有学者认为,“至少在以黄帝为领袖的部落大联盟时期,中国古代的先民就已经与域外有了交流,并伴随着交流有了域外物品的传入……域外的概念并不仅仅是黄帝部落大联盟实际控制的区域以外,它甚至涵盖了现今中国的疆域以外,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隶属关系,而是不同的部族、联盟和初步具有了国家实体性质的政治集团或组织之间的关系”。苏联学者B.П.波将金等编写的《外交史》强调外交执行着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任务。这几种意见都存在一个把外交史上限时间确定得过早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出现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随着16世纪西方殖民运动的展开,东方国家才逐渐向民族国家转变,因此,东方外交史的起点定在16世纪比较恰当。但是,如果以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作为东方外交史的上限似乎又为时过晚,这实际上等于忽略或否定了此前东方国家长期的丰富的外交活动,换句话说即等于在16世纪之前东方国家没有外交。外交活动是社会文明连续发展与文明交流的产物,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与规律性,不宜无限地向上古时代拓展扩大,也不宜以西方外交作机械比较。西方的外交经验是无法解释东方国家外交实践的,也没有多大的可比性。他们的有益经验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吸收,不能成为评判东方外交的标准。

   在向前整体推进的过程中,学者们也关注了国别外交史研究,先后探讨过日本、朝鲜、韩国、蒙古、苏联(包括俄罗斯)、东南亚各国以及印度的外交史,与此相关联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也都进入探索者的视野,尤其对东西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均有颇多关注,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在国家崛起长期趋势下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的巨大热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些探索确实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无疑代表了同类研究的水平与动向,可视为具有独立研究体系的集中展现;既总结历史上的外交经验,又对当前的外交有足够的观照,关注大国,也关注周边,在体系与内容上打破了单纯记载记事的旧框架,代之以重大事件的理论分析与深层次考察的新框架与新体系。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国家崛起作为深层次的原动力,没有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所有的研究,所有的立项课题也就没有了立足立世的根基,甚至可能导致浮游无根,产生精神失重现象。

   使用本土资源材料是中国学者的优势所在。可以这样说,已经出版的东方外交史系列著作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印度、阿拉伯帝国留存的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提取和发现有价值问题的。如龙登高的《郑和之后: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海洋贸易与制度选择》、杨宁一的《中日民间外交的个案分析——亚细亚民族大会简析》是这方面的代表;有的具体而微,不厌其烦,在别人没有注意和起步的地方做出了成就,成一家之言,如宋成有的《简论明治初年的日本东亚外交》、李兆良的《明代中国公元1430年前测绘美洲——〈坤舆万国全图〉的揭示》、陈文寿的《甲辰(1604年)漂流船与海洋东亚世界像》、唐欣伟的《丰臣秀吉的检地与出兵朝鲜》、张建华的《日俄战争对俄国近代军事转型的影响》;有的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处,纵论中国外交大战略,挥洒自如,如谭中的《中印两大“文明国”冲破“民族国”世界秩序的超越》、黄枝连的《探索中印二十一世纪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文明再造”在两国交流协作中的作用》、时殷弘的《武装的中国:千年战争传统及其外交意蕴》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特色,绚烂多姿,不仅展现了东方外交史整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构筑了缜密开阔、自成一体的东方外交知识体系,让人看到东方外交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些令人引以自豪的成果,无疑是学者们多年深思熟虑所得,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思考。

   十余年来,东方外交史研究相继推出的论著已经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确实具有回溯力强、带有总结东方外交史成败的显著特征。从浩如烟海的本土材料中理出头绪,做艰辛的摄取工作,重新发现和估价历史,以实证精神检讨过去,将古代中国、印度形成的外交规制与理念、内容与形式呈现给世界。对此,国外学者有精湛的评论,也是西方学者的主流看法。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谈到东方历史时这样写道:“了解亚洲是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已经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我们的生活。”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东方的经验都是重要的,尤其在21世纪世界需要更多的东方文化支持的时候更显示其无可替代的经世价值。

   第三,培养了学术队伍。东方外交史的研讨都是开放的,参与者遍及亚欧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大学与研究机构,几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东方外交史相关问题的研讨。学科要发展,必须有稳定而专业的学术队伍。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志同道合、学有专攻的研究群体。在这个学术队伍中,既有学富五车、成果丰硕的老学者,也有成为现在学术中坚力量的中年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博士生和研究生,蔚然形成规模庞大的东方外交史研究阵容。古语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或许是东方外交史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在历次学术会议上,学者们都有观点交锋,你来我往,相互质疑,彼此问难,在切磋与砥砺中共同提高。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学有专攻、业有专精的学术队伍,才能不断把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向前推进。

   东方外交史研究队伍的蔚然形成得益于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学术人才的培养。如果离开了这个根基,一切研究就无从谈起,不可能“行行重行行”坚持走到今天。从学术类型来说,一部分人深受中国治学传统与风格的影响,强调治史的路径与方法,凭借自己坚实的史学功底,对史料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求彻底解释清楚,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史风格,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另一部分是中青年学者,他们是研究队伍的主体,特别是有一些接受国外教育,有良好的外语基础,具有中学与西学的良好背景和学力,吸收了东西方两种治学方法之长,走的是中西合璧的道路。他们热衷于史学研究,从理性出发探索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以期达到对历史价值的认识。外交史队伍与其他学科队伍不同,强调的是国际视野,不仅要有良好的外国语言基础,熟悉国际事务,还要以开阔的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在理论分析与概括方面有独创之处。传统方法的坚持,东西方法的结合,精品意识的建立,主体作用的发挥,学术环境的宽松,这些条件聚合才使研究者们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确立了中国的视角与史观。建立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除了要讨论清楚体系、内容、发展主线与使用的基本理论外,还涉及以什么样的史观来研究的问题。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除了要有通常所讲的史德、史才外,还要有史观。旧的王朝循环史观、中原王朝正统史观和落后的亚洲史观都已经不能正确指导今天的历史研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史学研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以区域的和全球的观点思考中国、印度与东盟在世界的发展延伸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印度这样具有悠悠数千年文明的大国来说,仅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现代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伟大的历史传统与悠久文化当中去把握,从伟大的遗产中寻找崛起的根源。东方国家崛起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观和有效模式。由于多种条件限制,西方历史研究中对东方国家有太多的曲解与误解,许多错误观点需要进一步地清除,特别是对长期盘踞于国际史坛的欧洲中心论应予以彻底的解构。今天我们的视角和正确史观应该是以发展的大视野看待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以展示中国学术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二、东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东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国家和问题众多,时间跨度大,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遇到许多困难。就其空间而言,东方地域面积约为45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等多种宗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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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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