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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民法典的中国故事与中国法理

更新时间:2020-09-12 23:04:56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汲取了我国民事法制传统的法理精华和制度精粹,体现着中华民族明德明理、尚善尚公的法理精神和德法共治、定分止争的法治智慧。

   (三)世界民法的有益成果是中国民法典的文明镜鉴

   文明互鉴是精湛的立法技艺。谈到民法,我们便不能不提罗马法这一“民法地标”。罗马法不仅解决了许多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的方法问题,创造了诸如公法、私法、物权、债权、地役权、时效、代理、公民、人格等许多经典的法律概念,提出了诸如(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契约自由、一物不二卖等科学的法律原则,而且还巧妙地引入了希腊人的自然法概念和自然法精神来论证罗马法的神圣性、广泛适用性以及适应罗马人与异邦人的交往而适度变化的必要性,萌生了影响至今的法律原理,镌刻下千年不朽的法理精神。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灭亡而消亡,宗教随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这无疑是对罗马法历史地位的生动赞美。

   1804年问世的法国民法典(亦称“拿破仑法典”)是对罗马法传统的继承,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开启了民法的法典化时代和“法律的百科全书”时代。亲自推动并主持制定法国民法典的拿破仑不无自豪地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四十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由序言和人法、财产法、取得财产所有权的各种方法三编正文组成,是一部以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民法典,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民法典。

   一个世纪之后问世的德国民法典(1896年通过,1900年施行)分为五编,包括总则、债的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它确立了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民法理念,设置总则编,把民事领域的普遍性问题抽象出来集中规定,在体例上区分债权与物权等。这些理论和制度创新深化了对民法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优化了民法典编纂体例,扩充了民法典的法理空间。德国民法典虽然不像法国民法典那样在民法发展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显赫地位,却因其立法理念先进和立法技术创新而与法国民法典共同彪炳史册。

   稍后几年问世的瑞士民法典(1907年通过,1912年施行)开创了“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第一次明确把“法理”即“公认的学理和惯例”列为次级法律渊源或兜底性法源,使该法典具有积极应对社会变化和矛盾纠纷的开放性、灵活性等优点。

   我国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认真研究罗马法传统,研究国外民法典编纂的有益成果,特别是借鉴和吸收了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这三部世界级民法典的概念、规定和技术。例如,我国民法典对民法基本概念的使用显然借鉴了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总则编的设置、统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民事理念借鉴了德国民法典,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显然借鉴了瑞士民法典等。此外,我国民法典没有固守德国民法典债权在先物权在后的体例,而是借鉴了日本民法典的经验和理据,把物权置于债权(合同)之前,此乃因为“债由物而生,必先有物权而后有债权,事务发生之次序,本应如是也”。当然,我们对国外的民事法律概念、理念、制度以及立法技术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于现实国情、法律体系的整全性和民法典编纂工作实际进行了本土化、当代化、法理化的改造。

   总之,我国民法典扎根于社会主义民事法治建设的丰富实践,厚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人类民法文明的有益成果,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世界视野,是人类法治文明园地中颇具代表性的民法典之一。可以说,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民法典的典范,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民法典的典范,中国民法典毫无疑问将被公认为21世纪民法典的典范。

  

   三、中国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立法之程序法理的生动呈现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我国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曾说过:“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说道:“法律有实质以及形体的两种元素。一国的法律是否真正地具备实现国家利益,促进人民幸福的条规的问题就是该部法律的实质问题。一国的法律是否真正地制作出简明正确的条文,又是否以该国人民容易知其权利义务所在的问题就是法律的形体问题。”可见,立法不是按部就班的操作规程,而是深思熟虑的智慧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良法善治”的新理念,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就是说,中国法治不仅应当是形式上的“法律之治”,更应当是实质上的“良法善治”。“良法”包含四层意义:一是法律应符合人性、人文、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的规律,与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各种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保持一致,而不能蔑视规律、违背规律。二是法律制定得良好。这是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包括立法权法定,法律规则确定的行为标准适度、不强人所难,权利、义务、责任对等,公开透明,标准统一,普遍适用,连续稳定,非溯及既往,规则与规则、法律与法律、法律部门与法律部门、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协调一致,等。三是法律实施得良好。法律合乎国情世情社情民情,具备良好的实施环境;法律规则可遵守、可执行、可适用;不仅全民自觉守法,而且国家机关尊重宪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四是法律体现社会良善价值。这是实质法治的基本要义。是不是良法善治,关键是看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贯通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我国学者倾向于把秩序、自由、民主、公平、人权、效率、和谐、文明、安全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概括而言,在当代中国,“良法”就是反映人民意志、尊重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保障改革发展、引领社会风尚的法律,就是体现民意民智、符合客观规律、便于遵守和执行的法律。

   那么,如何制定出“良法”?如何为善治提供良法前提?我们党在领导法治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提出了党领导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等四大原则,这既是立法经验的总结,也是立法程序法理的升华。我国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党领导立法,科学、民主、依法立法,确保了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了民法典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民主性、合宪性的法理品质。

   (一)民法典是党领导立法的成果

   民法典编纂自始至终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领导立法的显著优势。第一,我们党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把编纂民法典摆上重要日程,确定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第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立即启动了民法典编纂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项重大的法治工程,将其列入每年度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点工作之中。第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民法典编纂工作。他于2016年6月、2018年8月、2019年12月,先后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别审议了《民法总则》、民法典各分编、民法典三个草案,对民法典编纂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为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多次就编纂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总体考虑、工作步骤、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体例结构、主要内容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及时作出重要指示,指导并推动这项工作高质量高效率的开展。

   (二)民法典是科学立法的成果

   科学立法,就是把立法作为一项科学活动,尊重科学规律,运用科学思维,坚持科学精神。马克思认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毛泽东主席在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明确指出:“搞宪法就是搞科学。”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科学立法,而且对科学立法的内涵作出了精辟论述,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

   坚持科学立法,首要的是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依法治国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我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立法工作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规律和特点,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使立法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高质量法治需要。我国民法典编纂正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历史产物,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品质制度供给。

   在把握和体现规律方面,民法典编纂面临一个突出问题,即,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法则和机制构建我们的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民法典在对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科学认知,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成功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作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法治一般原理的制度设计。民法典第206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除此之外,民法典还作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具体规定。这些原则和规定破解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瓶颈,是史无前例的重大的制度创新。

   民法典编纂充分体现了立法自身的规律性。一是秉持“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程序法理,紧跟经济社会改革步伐,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反映经济社会现实要求。二是在立法步骤上,先制定单行民事法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待主客观条件成熟后再编纂为统一的民法典,而不是一开始就一味贪大求全,搞“成套设备”。三是在立法模式上,采取“民商合一”“民知合一”“民行衔接”,把许多商事法基本规范、知识产权法基本规范以及涉及民事的行政法规范纳入民法典中,体现了我国民法典的系统性、综合性、基础性特色。四是把法理与制度融为一体,以法理支撑民法制度,使之具有“科学性”“美德性”“融贯性”;以民法制度表达法理精义,弘扬中国精神,构建中国法治的核心价值体系。正可谓“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在程序和内容上尽合于法理,在事实和价值上尽尊重现实,是我国民法典立法的科学性之所在。

科学立法还体现在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方法和技术上。编纂民法典既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现有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法规范进行修编整合。在编纂过程中,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需要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要求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必然需要进行守正创新、推陈出新的科学研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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