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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学术批评从传统到现代

——重审《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

更新时间:2020-09-12 20:56:28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如胡适所指出的,柳著论王充《论衡》仅引《后汉书·王充传》注引的袁松山书一条,却不肯依据《论衡》原书,即是一例。

  

   这里当然亦有胡适之偏好,因为依其期望,对于王充《论衡》,正应大书而特书,而柳著却云:"《论衡》专事说诋諆,仅足以供游谈之助。"此句中的意气相当明显,它不只是针对胡适,亦是针对章太炎之说。

  

   在胡适一代,留学生的优势在于接受过现代史学训练。相比之下,史料的认定和运用,以及胡适提及的注释、表述规范问题,确是传统学者的弱点所在。

  

   当然,更大的弱点,或还是对于西学和西方历史的隔膜。柳诒徵在南高及东南大学,曾开有外国历史方面的课程,他本人也曾东渡扶桑,但对于西洋史的熟悉程度较之新派中的欧美留学生,仍存在较明显的差距。

  

   以胡适对于西洋宗教的了解,他自然很容易地指出柳著将"宋之一赐乐业,元之也里可温,及明季东来之耶稣会"不加区分,一概称为"西教"或"耶教"的笼统。而柳著中"基督教"、"天主教"、"如特力克"、"罗马教",各种译名都不统一。"异教而混为一教,同名而有数异译,一人而译为二名"等等,胡文使用"疏忽潦草,不曾细心研究"来评论,还算是比较客气的。

  

   至于他所指出的柳著"最后成书又全不经过校勘与修改",则非独家之发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图书评论》第一卷第三期上,一位署名"英士",对柳著持肯定态度的书评者也说:"这本《文化史》是用过多年的讲义,在《学衡》上早已发表过了,柳先生也许是年纪老了,懒得修改,故对那些比较值得考虑的新说,亦未加以充分的注意。"

  

   当然,如果硬要说胡适的书评是针对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的批评进行学术报复,此处也能找到一点点痕迹。那就是针对柳诒徵文末所说"吾为此论,……只以今之学者不肯潜心读书,而又喜闻新说",胡适和上述有关西洋宗教的一番评论,倒可以作为回应:即不是不读书,而是读书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读书亦非细与不细,实因去读什么书,这其实是知识的关注点在变化。

  

   而一旦对象或知识的关注点发生变化,原有的标准就不再成为衡量指标,以原有标准为依据的批评,也不再具有教训的意义,因而也无法达到警示或治病救人的效果。这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还是学术发展之缺失,真是很难说。

  

   胡适一九二二年曾就中国史学研究现状评价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但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无一个史家。"(《胡适全集》第二十九卷,726页)但十一年过去了,他内心里或仍以为,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也当非其时。因为细致的专题研究成果远谈不上丰富,具备贯通性的史家也还未出现,中国文化史的写作只好俟及后来的佼佼者了。

  

   (因胡文为书评,《清华学报》原作并无标题,现在这个《评柳诒徴编著〈中国文化史〉》为后人所加,故拙文中尽量不出现;而柳文《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原刊上目录与正文标题一为"言",一为"讲",拙文从正文。特此说明)

  

   (刊《读书》2017年第8期,刊登时的标题是"重读《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此为原标题)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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