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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生 刘凯强:消费结构转换与全球化风险——基于“常人世界”的生活实践范式

更新时间:2020-09-11 23:21:12
作者: 范和生   刘凯强  

   内容提要:消费全球化的讨论历来多聚焦在国家战略、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等宏观维度,有所忽视“普通人”生活世界内微观行动表征之于消费结构转换的作用。伴随全球化进程与人们“常识性”消费实践关联程度加深,刺激我国消费升级动向包括民众“一元”到“三元”消费模式内涵进阶、消费场域由区域性人格化向全球性市场化扩容、混合消费品“进场”渠道多元拓展以及国际商品“锚定效应”倒逼本土品牌自我追赶。反观全球一体化步伐加快也带来诸如生活方式“虚无”等质化、消费主义“庇护”载体软性渗透、空间正义对抗诱发阶层消费“裂痕”和消费者维权“定位”陷于失范等风险。这就需要我国尽快从全球化的“被定制者”走向“消费自觉”的践行者。

   关 键 词:消费结构;全球化风险;常人世界;生活范式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社会学研究”(19BSH1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范和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凯强,安徽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合肥 230601)。

  

   一、研究缘起:“不容小觑”的消费全球化

   自15世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以来,人类便拉开从原始封闭到开放互融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大幕。特别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辅之资本与商品的国际流动,全球化力量逐步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延伸。与之相对,学界关于全球化理论的积极探讨也迈向多重向度:一是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认为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资产阶级内在生产逻辑的体现,各项国际事务和国家行为都在经济统一体框架下运行,呈现为“核心(core)—边陲(periphery)—半边陲(semi-periphery)”特性;①二是乔治·莫代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政治全球化”,此观点以理性主义的世界秩序立场为起点,要求尽快打通国家和民族边界,建立一体化的政治体系,其组织形式类似联合国、欧盟和世界银行等;②三是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阐释的“文化全球化”主张各文化主体间开展行为互动和相互尊重与妥协,以各国民主和人权等理念为依托,塑造并强化差异性共存的“全球意识”,重构人类社会认同;③四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论述的“现代化全球化(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他将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在全世界蔓延的产物,其历史脉络实质上就是现代性不断彰显的过程,并覆盖四个向度,即民族国家体系、世界经济体系、世界军事秩序与国际劳动分工。④

   毋庸置疑,上述各种形态的全球化大致要素可以殊途同归至物质或精神生产这一内核。在此基础上,各大跨国公司将“流水线”式的物品、服务或文化,借助宽阔交易空间和广告投放推销至世界各地。全球化业已被赋予全新内涵,正沿袭“生产全球化→贸易与金融全球化→消费全球化”的主线前进。由之衍生的“标准化”生活式样大范围传播开来,并对消费者产生规模性影响:现在,我们周围充斥着大量原本西方社会中的主流消费品,人们饮用可口可乐;品尝肯德基、麦当劳;身穿ZARA和H&M等快销品;在影院观看《速度与激情》《复仇者联盟》等好莱坞大片……越来越多“舶来之物”不断冲击发展中国家民众传统的消费模式和价值偏好。可以说,消费领域的全球化以“来势汹汹”之姿态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交叉叠加,共同革新着国内个(群)体生存状态和生活面貌。但是,尽管官方机构或媒体时常“发声”,呼吁重视全球化“外衣”下消费因素对我国产生的综合效应。事实上,此刻活跃在彼此身边的西方化和全球化消费现象并未得到应有高度和深度的学理探究。本文试图植根于日常生活世界内“普通人”程序性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改变,梳理当前全球化为中国消费结构转换带来的机遇与风险。

  

   二、介入范式切换:从“常人世界”方法论谈消费

   消费全球化某种程度上是不同国家、区域或民族的消费品、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在世界范畴内相互交流和传递的过程。与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有所不同,消费全球化“落地”更加依赖个人或群体的现实互动,起源的根本动力更是直接来自本国或本地区民众对他国或他地区内广泛流行的消费物、消费环境、消费工具的憧憬与模仿。然而,长期以来学界习惯将全球化研究动辄上升到制度、体系等宏观层面,并认为由此匹配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具有先验性和约束性,人们受到影响会自觉接受和遵从这些规范来被动适应全球化演变。在此,笔者并不拒斥站在宏观角度剖析消费全球化所产生的一连串正负外部性。但这种思维范式极易滑向将“活生生”的个体看成是全球化规则和规律之“傀儡”的深渊,将社会成员降级为“丧失判断力的人(judgmental dope)”,忽视日常生活复杂的组织过程中消费者通过大量权宜行为和努力反向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全球化浪潮涌动剧烈的今天,有必要把介入范式切换至人们实践活动构成的“常人世界”。

   (一)常人方法论“祛魅”:胡塞尔、舒茨和加芬克尔的“薪火相承”

   常人方法学是一种直面社会个(群)体的研究方法,它主张从“普通人”的方位去操作化社会运行中的诸项事件。其概念雏形滥觞于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社会学中“生活世界(living world)”一词。他将“存在问题(Question of being)”置换成“意义问题(Meaning of being)”,把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的外在世界转化为透过人们意识或行动而展开和发生的与人类主观建构有关的世界。⑤相应地,胡塞尔反对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将“社会事实(social fact)”仅仅当作社会现象中纯粹性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不同群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为完成各自实践性行为所使用的策略及方法,才是连接客观实在科学世界和先验现象主观世界的关键中介。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在胡塞尔思想基础上将“生活世界”明确界定为人们寓于其中生存并进行各种常规性活动的具体社会环境,“生活于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在科学研究之前,就已经营建着属于自己的意义与关联性的结构,即‘常识性构造’,并具备扰动科学研究的工具手段和理性能力”。⑥换言之,生活世界应当是研究者分析一切社会问题时必须重视的“假设性”前提。直到美国学者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在其著作《常人方法学研究》中,首次概括并系统阐释了“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叙事内涵。他坚持运用一般性知识和程序来观察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同时,更加细化地从人们行动的“权宜性(contingency)”“场景性(scene)”“索引性(indexicality)”和“反身性(reflexivity)”四重内涵特质出发,⑦关注社会中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严格“科学训练”却时刻用寻常言行影响社会发展的普通行动主体,他们才是真正推动社会改革的建构者和诠释者。

   综上所述,虽然常人方法论客观上存在“话题狭窄”和“界限模糊”的商榷之处,但它反对形而上学和以偏概全的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且新颖的视角去解决各学科理论取向中“宏观—微观”“能动—结构”相互融合的问题。在此图景下,“个人与社会”“专业理论与普遍常识”“生活世界与制度性环境”之间原先的两极对立得到缓冲。

   (二)“常人世界”方法论之于消费全球化启示

   常人方法论突出社会生活是最值得注意的第一“实在”,继而从普通民众的日常行动和其看待行动的思考模式出发来判断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此逻辑推导与笔者主张将“常人世界”圈定为探索消费全球化的边界范围,并着眼探讨置身其内的普通人的生活实践范式不谋而合。故而,常人方法论对于现今消费全球化的介入具有两方面启发。

   其一,消费全球化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普通消费者的情感意愿与价值选择,而非一味强调外部消费规范的确立和制度的创新。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中千差万别的“人”决定了日常消费事务无法持续具备高度稳定的特征,如果试图将某种制度或规则盲目普世,并在所有个(群)体中推广或强迫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同它们保持一致,便会夸大制度或规则的适用意义,反而增加消费互动系统的混乱状态;另一方面,各种规则和制度与其说是先于行动干预,作为行动的“蓝图”发挥指导作用,不如说是消费者根据本体需要自由选择后凝练的成果,是敦促各类消费行为具象成一种“可说明的”或“可描述的”工具,其根本“光辉”在于服务和帮助人们消费能力的提升。

   其二,消费全球化的拓展和精准把握必须依靠具有强大行动力的普通个(群)体。一方面,消费者处于既定的客观社会现实中,会自然而然地以周边日常理性程序(不限于规范和制度)为参照,趋利避害地进行各类消费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采取大量重复性惯习和模式,在主观能动性和消费能力阀限允许内极大拓宽消费领域,在满足自身各种消费欲望的过程中深刻影响消费全球化的内涵与外延。换句话说,消费者不仅是消费全球化的反映者、评判者和参与者,更是以其现实努力成为具有主动性的结果推进者和目标达成者。

  

   三、全球化机遇之“潮”:消费结构的“中国转型”

   消费全球化指涉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进程中“社会—个体”在市场理性框架下的动态过程。在现代性全球化力量下,我国消费结构的全面嬗变离不开国内群众消费文化、态度、行为在世界范围交流和互融后出现的变革。

   (一)跨内涵进阶:“一元”到“三元”消费的模式换挡

   在改革开放深化和市场经济成熟的双重助推下,40年来中国民众的消费经历了三步递进过程,即“一元”量的模式(物质)、“二元”质的模式(物质—精神)、“三元”感性模式(物质—精神—趣味)。此三种消费模式分别代表了泾渭分明的时代气息和内涵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一元”消费模式(1978年-1998年)大多发生在商品短缺时期,首要目标是基础性物质资源数量上的满足。此20年的光景里,国内经济环境和全球化程度较改革开放之前大幅改善,人民收入水平稳固提高。然而,受限于前期财富积淀薄弱,此模式下,广大消费者最迫切的仍是将有限的财力放在对耐用消费品的追求,居民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值得说明的是,在国际贸易推力下,部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高档“洋货”(BB机、大哥大、桑塔纳轿车)初步在小规模“先富”的消费群体中流行开来,但这并未能从整体上动摇国民消费仍处于重“量”的生存型阶段事实。

其次,“二元”消费(1999年-2010年)是小康社会的典型产物,它作为一种发展型模式,是人们物质消费基本满足后,应势向文化性消费转变的高阶需求。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精神消费诞生;1000—4000美元之间,精神消费渐趋活跃;4000—12500美元之间,精神消费比例攀升;超过12500美元时,精神消费进入繁荣状态。⑧“质的消费”是从“量的消费”母体里孕育而出,它在强调物质欲望满足的同时,开始侧重“知识”欲望,即赋予文化消费、专业或非专业服务消费高度热情。换言之,“二元”消费不仅迎合生物有机体的“元需求”,同样兼顾休闲旅游、娱乐分享、知识订阅等“次生”精神层面的愉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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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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