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光斌:发现真实的“社会”——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本体论假设

更新时间:2020-09-11 23:14:39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32)这种情势得到改变了吗?看看今日巴西动荡不安的政局,看看在非洲国家如南苏丹活跃的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所起的作用,就会明白,公民社会理论所强化的各种碎片化权力,使得政治机构无力发展。然而,所谓“经济学神童”的阿西莫格鲁却认识不到这种社会性质,居然把巴西当作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制度”。(33)而这样的观点居然还大有市场。

   强社会。“强社会”之说和“普力夺社会”有些相似,是亨廷顿的学生米格代尔所描述的非洲国家的社会形态。不同于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在非洲:

   社会控制可能分布于众多相当自主的群体中,而非大量集中于国家。换言之,大量权威可能高度分布于社会,但权威的运行可能是碎片化的。在这个大杂烩之中,国家仅仅是其中之一。各个组织——国家、种族群体、特定社会阶级的组织、村庄,以及任何施加游戏的群体、组织——单独或和其他组织一道,为个人提供生存策略的各种组成要素。(34)

   众多的第三世界社会像复杂的蜘蛛网一样富有弹性,虽然其中的某些部分之间的联系比其他部分之间联系更为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部分是被完全整合进总体的。(35)

   在任何一个个案中,社会控制的碎片化——社会规则制定的多元化——极大限制了独立后国家能力的增长。即使手中有用大量可支配资源,即使能毫不费力地消灭掉任何一个强人,国家领导人们还是发现他们受到了诸多的限制……强人有直接和民众接触的途径,并能以各种特殊目的动员民众。悖论是:在强人们日益依靠国家资源来支持其社会控制的同时,国家领导人们却依靠这些强人,而正是这些强人在运用着这些资源,对抗着国家法律和规则。(36)

   米格代尔的灵感来自亨廷顿,但差别在于,亨廷顿只是生动地描述了各种政治势力“立党为私、参政为己”的过程,而米格代尔回答了为什么政治呈现“普力夺”状态——强社会像蜘蛛网一样纠缠着试图整合权力的国家,使得国家寸步难行,每一个控制着国家的强人都实行“生存政治”,即清洗对手,掠夺国家资源。在这种“强社会”里,公民社会理论又意味着什么呢?

   伊斯兰社会。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西方学术界相信,中东国家的威权统治结束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民主政体。这又是典型的威权—民主二分法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简单粗暴表现,以一个简单的概念去看待如此复杂的政治发展。结果呢?威权之后不是什么民主政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威权、甚至更加严厉的威权政体。为什么呢?只有亨廷顿这样深刻理解中东社会的思想家,才能给出“天启式”的答案。亨廷顿认识到中东地区社会组织的伊斯兰化或伊斯兰教组织对社会组织的控制:

   在大多数国家,伊斯兰化的核心要素是伊斯兰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团体对现存组织的控制。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关注建立伊斯兰学校和在国立学校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教团体造就了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它在范围和活跃性上相当于、超过、而且常常取代世俗文明社会中常见的脆弱体制……在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会里,伊斯兰主义组织虽然被法令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却提供着堪与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机构相比的社会服务。(37)

   亨廷顿认为,虽然中东的威权体制需要转型,但转型之后的政权将不会是民主体制,而是伊斯兰体制。亨廷顿还指出,由于权力生成的世界秩序不对等,发展不平衡,伊斯兰世界中的年轻一代面对现代化的潮流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与抗拒,由此将会进一步激发伊斯兰极端思想与原教旨主义。因此,尽管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文明也会对西方提出挑战,但是世界冲突与矛盾的主体却在以西方国家为载体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对于土耳其,亨廷顿指出,随着伊斯兰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宗教势力正在土耳其国内复兴,土耳其正在谋求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其立国之基——凯末尔主义与军队监护下的世俗政权正在遭受冲击。亨廷顿还警告,土耳其将成为伊斯兰文明冲击欧洲的桥头堡。

   对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和伊斯兰转型之后的判断,引发了自由主义学者、尤其是来自中东地区自由派的反对。当代著名中东问题研究专家、美籍黎巴嫩裔政治学家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Ajami,1945-2014)认为,亨廷顿的预言并不可信。在他看来,国家间的秩序是西方国家建构的,传统是脆弱的,全球化过程本身也就是西方化。因此,在这层意义上,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西方本身,转型的伊斯兰政权必然是民主的,第三世界中的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国家,概莫能外。阿贾米特别指出,土耳其已经走上了现代化历程的不可逆道路,因此,土耳其并不是致力于在从巴库到塔什干的突厥国家中发挥影响力,恢复昔日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帝国荣光,而是让自己融入从法兰克福、波恩到华盛顿的全球化的道路中。(38)

   但是,“9·11事件”以及“阿拉伯之春”迫使阿贾米改变自己的普世主义信仰。当众人为“第四波民主化”到来而欢呼时,阿贾米却表示了担忧,认为这在带来自由的同时也孕育着危险。他指出,在埃及,强人穆巴拉克的统治虽然终结,但自由主义政党却没有做好准备,反而是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跃跃欲试,在等待这个历史时刻。毫无疑问,在选举中获胜的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乃至更极端的萨拉菲主义政党。(39)在伊斯兰化社会,竞争性选举刺激人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事物。(40)果然,“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埃及是伊斯兰主义的穆兄会政权,比威权的穆巴拉克总统更加专横。不得已,城市中产阶级又联合军人,推翻了穆尔西政权。

   种姓社会。根据阿玛蒂亚·森的描述,“种姓的特殊角色将印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种姓层级巩固了阶级的不平等,尤其是西北部大部分地区对妇女的压迫相当普遍。不同类型的严重不平等相互强化,造成了一个极具压迫性的社会系统,位于底层的弱势群体生活在极端被剥夺的条件下。”(41)

   在种姓社会,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极为严重,进而塑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印度的教育系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严重分化,只有特权阶层的少数儿童能享受良好的——通常是杰出的——教育机会,大多数人只能局限于存在诸多缺陷的教育安排。”(42)结果,高种姓对公共机构——记者俱乐部、大学教师、律师协会、警界要员,以及工会、非营利组织、媒体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管理层——所占比例在75%左右,相比之下其占总人口的中的比例只有20%。(43)高种姓的统治地位在“公民团体”中比在国家机构中更加强大。例如,在阿拉哈巴德,高种姓在非营利机构代表和工会领袖中的比例约为80%,在律师协会执行委员会中的比例接近90%,在记者俱乐部中的比例高达100%。即使工会的工人主要属于低种姓,他们通常也处于高种姓领袖的控制下。(44)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自治是谁的权利?自治变成了不平等的特权,这与公民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上述诸社会类型中,伊斯兰社会以平等化为特征,却不属于西方人想象的公民社会。其他诸如利益集团化社会、普力夺社会、强社会等,其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而平等是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不平等社会中的各类社团,与其说是公民组织,不如说是各共同体历史上都存在的各类社会组织,在欧洲则是有千年传统的法团组织。美国的利益集团社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社会关系,属于他们宣称的“社会统合主义”(其实哪里能统合得起来?否则就不会出现“否决型政体”);普力夺社会、强社会和种姓社会,当然不属于所谓的“国家统合主义”,这样的社会或者国家可被称为“社会分利主义”,这样的社会形态与公民社会有什么关系?有趣的是,伊斯兰社会是以平等为特征,却不是西方人所说的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公民共同体”,反而有些不妥协的极端化倾向。所以,把基于扭曲的公民社会的公民社会理论(即治理理论)运用于非西方国家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这些国家还能得到有效治理吗?这些国家的“社会分利主义”使得国家组织不起来,如果再强化这些团体,只能是以好概念(“公民社会”)的名义强化了坏政治(“私民社会”),就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多对抗国家的力量,国家更加碎片化,这就是二战以来包括治理理论在内的各种发展理论失效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在历史上,发达的公民团体还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产生都是基于活跃的社团组织。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西方社会,社团主义既能促进民主发展,也能转化为反民主的结果。社团主义也许应当被看作一个中立的政治变量(因变量),本质上既不好也不坏,其积极或消极作用要视政治环境而定。(45)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但却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基于上述社会性质的认识,社团组织并不是“因变量”,社会性质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自变量”——社会性质决定了社团主义并不意味着就是公民社会。这并不是不鼓励研究社会自治并推进社会自治——这是各共同体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形态,何况再强大的、能力再强的国家都不可能对社会负全部责任。但是,当“自治”导致各类对抗国家的社会形态时,需要的是能够整合社会、整合政治权力的国家能力,而不再是所谓的“公民社会”。基于比较社会性质的研究,在治理理论的光谱上,我们更需要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46)

   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以“社会分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问题。比如,中国高铁项目(雅加达—万隆)搁浅,原因在于印尼土地私有制导致的难以征地、地方之间的恶斗、碎片化的政府关系,中央政府没有整合能力,让印尼总统佐科的基础建设计划付诸东流。(47)不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对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学展开深度分析,“一带一路”项目就难以顺利推动。可见,研究社会制度基础上的社会性质,不仅是国家治理理论的需要,更是全球治理的战略性任务。不加分析地滥用“好概念”,不仅浪费了学术资源,更直接导致政治性危害,危害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

  

   三、反思政治学发展方向,探索能够治理的治理理论

   由于基于“理性人”假设和“公民社会”假设,治理理论非但不能有效治理,而且起到牵制乃至破坏国家治理的后果,这是思想傲慢导致的非预期结果。因此,近十年来,美国政治学进入沉寂期,推广民主转型的转型学被宣布终结。治理理论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此前推动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早就风光不再。原因何在?说到底,二战后的西方社会科学主流、尤其是美国政治学一直作为一种“革命政治学”的身份而建构,主流理论也基本背离了本国的政治实践,因此使得一系列政治理论(包括一度流行的治理理论)从失败走向失败,流行的治理理论变成了“空洞的能指”。(48)也就是说,如果说西方政治学本体论性质的假设有大问题而使得研究结论不靠谱,那么二战之后政治学学科方向的错误则使政治学远离现实而更不靠谱。

   美国“革命政治学”的总体特征是“去国家化”,这既背离了政治学的规定性身份即“国家学”身份,也背离了美国战后国家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发展经验。二战之前,美国政治学关注的焦点还是国家职能、政府体制、政党制度等“国家学”层面的宏大问题,或者说沿袭了欧洲政治学的传统。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美国政治学少壮派阿尔蒙德等人不客气地宣布,基于老欧洲经验的政治学概念该腾出空间、让出位置了,政治学应该体现“美国气派”。于是,“政治体系”代替了“国家”、“功能”代替了“权力”、“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代替了“民意”等,(49)完成了政治学的社会性身份转型,即将政治学的“国家学”身份转型为“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从传统的“高政治”转向以公民为主体的“低政治”。

在政治学放弃“国家学”身份的同时,作为国家主体结构的美国政府体制却日益膨胀,国家(政府)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838.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9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