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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向桐: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与科学革命

更新时间:2020-09-11 22:52:06
作者: 贾向桐  

   作者简介:贾向桐(1975- ),男,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E-mail:jiaxiangtong@126.com。天津 30005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0199期

   内容提要: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对自然科学的革命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与意义,这构成我们透视十六世纪以来科学演变转化的一把关键钥匙。随着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基督教文明的碰撞,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理念逐渐发生改变和泛化,并延展至传统理论与创制活动领域,由此在自然哲学中相对立的“沉思”与“操作”维度日渐融合起来,换言之,即阿伦特所谓的实践开始附属于理论与创制活动。在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的转变过程中,“自然-技艺”二分的破除确定了实验干涉自然的合法性,而牛顿的物理学-数学进路最终取得成功则预示着实验与数学的真正结合,近代科学实践的基本范式成型,这也决定了自然科学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逻辑与特征。

   The changes of ideas about practice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This offers u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oria and praxis that dated back to Aristotle became not so important,practice got a broader meaning,and the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rtificial and the natural broke down.In the view of Arendt,this means that practice began to belong to Theoria and Poesis.In this way,scientists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experiments that intervened nature.The breakdown may expla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peculative philosophy to experimental natural philosophy,which determined the logic and character of experiment science.

   关键词:自然-技艺/实践/沉思哲学/实验科学  Nature-art/Practice/Speculative philosophy/Experimental science

   标题注释: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路研究”(项目编号:TJZX17-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局域化辩护研究”(项目编号:63182031)的阶段性成果。

  

   从实践观念的转变角度理解和解读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革命是我们深入解析现代科学及其社会特质的关键视角,这种实践观念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伦理政治实践向泛化了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实践的过渡。在此背景下,新的“科学世界”逐渐形成,而这种发生转变了的新实践观念指引着人们重新去认识和探索自然,就此,古希腊以来的静观科学开始向介入性的近代实验科学发展和演进。

   一、古希腊哲学“实践”的意义及其泛化

   古希腊以来,人们一直将科学(知识)视为人类理性静观的产物,即对自在自然的纯粹客观洞察的绝对知识。这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自然哲学传统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与创制(Poesis)三种形态:理论具有最高地位,它又内在包括形而上学(神学)、物理学和数学;而实践活动主要涵盖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创制的“目的是活动之外的产品”,例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的目的是船舰,战术的目的是取胜”。[1]这样,理论、实践与创制被亚里士多德视为不同的活动类型,其中,“实践活动的目标被定义为实践自身,而理论科学的目标则是知道(gnosis)”,在这里,“理论科学仍保留着宽泛层面上的‘实践’意义,其意在目标:智慧”。[2]再者,因为人的“行为(action)与制造(making)是不一样种类的东西”,“制造意在一个制造行为不同的目标,而行为的目标只能是行为自身”,所以,“创制活动的目标不在活动自身,而实践活动的目标则在于活动本身”。[3]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界定不同知识类型价值与等级的重要原因,纯粹理论是对绝对实在的静观,这种性质的认知活动可以停留在必然性的知识世界,只要凭借人类理性本身就能够直接通达心灵的自由。实践则被限定于人们的政治与伦理活动之中,如此一来,“实践不能等同于活动(activity),它也是和生产、沉思,包括上帝的沉思相对照的”,这是一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创制活动相对来说则不是“自我选择的”,因此也不具有“自己的目的性”,[4]这样,无论是其地位还是活动方式在古希腊人那里都相对并不重要。

   所以,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自然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某种内在目的性,“自然就是运动或变化的原则,并且变化是目的论概念化过程的效果,或者是向目标的努力。这样,成长和消亡的变迁通过目的因就有了合理秩序”,按照这种理解,人们“给出一个科学解释就是说明一个事物的特殊本质或者形式,而一个事物的本质只有通过发现其趋向目的才能揭示。这样看起来,亚里士多德应用的范式是生物学的:例如,获知一个橡子的本质,就要通过观察其生长为一棵橡树的过程”[5]。这也就是意味着,科学的理论研究最终是“自然自我决定的”,换言之也只有那些具有内在原则的存在才是自然,“那些具有‘变化或静止的内在原则’的才是自然物质”,这不像是那些没有内在原则或目的的人工物,它们是变化而缺乏内在原则的,因此不属于理论所要关注的范围,正是基于“在自然与人工产品的区分下,亚里士多德对实验不感兴趣”。[6]

   与此相关,在理论活动中,形而上学关注的是“自然实体(natural substances):具有运动或静止内在本质的实体”,[7]而实体又可以分为三类,“可感的可毁灭的实体,可感的不可毁灭的实体,和不可感的永恒的不运动的实体”,“前两类是物理学、天文学的研究对象,而后者才是真正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8]其中,“物理学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定性科学,它用物体的本质属性解释事物为什么正好如此”,([5],p.3)也即这种物理学应该是常识和定性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理论关照是“一般自然与自然变化的第一因”。([7],p.4)这一点与柏拉图主义相反,数学在亚里士多德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哲学传统中并不重要,而且数学应用于物理学本身也不具有合法性。

   中世纪以后,古希腊自然哲学观不断面对新的冲击,特别是随着基督教文明的确立,人们对“实践”观念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古代城邦的终结-vita active这个称语失去了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而指向世上万物的各种生活”,[9]这决定了古希腊实践观念要逐渐脱离伦理与政治的基本指向,并在普通社会生活中泛化起来。古希腊人们生活活动等级高低的划分受制于活动自身内在目的观念,随着上帝创世说的确立变得难以维持了,“基督教的创世观念大大降低了自然的存在论地位。作为受造者,自然原则上分享了偶然性,而丧失了自主性。……经院哲学将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把自然界重新按照共相结成一条合乎理性的存在之链,仍然维护了作为理性体系的自然”,在此基础上理论、实践与创制之间的严格区分开始松动,以至于后来培根甚至开始将“科学”与“技艺”并列,很明显,“作为典型活动的实践与创制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彻底相对化了”。[10]

   更重要的是,中世纪后期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古希腊传统对劳动的歧视观念逐渐淡化,随之,劳动与创制活动的地位开始上升,“制作,即技艺者的劳动,存在于对象化的过程中……由于在造物主上帝形象中看到他的生产力,这样在上帝从无创造出有的地方,人类则从给定的物质中进行创造”。([9],p.138)在此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纯粹政治与伦理意义上的实践内涵在古希腊城邦瓦解之后难以持续,“每一自然物生长的目的在于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遇见到了社会的本性)。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是达到至善,那么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应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11]于是,人们对实践观念给出了新的解释,其中,“功利”价值逐渐成为各种人类活动的总体目标,以至于“技艺者的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在康德的公式中得到了最佳的表述:人不能成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每一个人自身就是目的”,“如果人这个使用者是最高的目的,是‘世界万物的尺度’,那么不仅自然界这个几乎被技艺者视为对工作‘无价值的材料’,而且‘有价值的’东西自身也仅成了一种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它们自身的内在‘价值’”。([9],p.151)

   而且,伴随着中世纪后期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唯名论极端强调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意志、全能和任性,拒绝共相真实地起作用,使自然物彻底丧失自主性和内在根据。原本用来解释自然物之所作所为、使自然界结成一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被否定,唯名论实际上使自然裂成碎片。每一个自然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直接接受造物主的支配,并不存在某种自然物‘必定’遵循的坚不可摧的内在逻辑。”[12]以至于在唯名论的大力“破坏”之下,“在中世纪,自然物逐渐失去了古希腊的那种自主性,它们都成为独立的存在”。([3],p.186)原来理论对象的自然观念破碎,创制与理论的对象差异性没有了意义,加之实践观念不再滞留于伦理政治含义上而也指向了理论与创制,在此意义上,确如阿伦特所言,所谓“实践”已经逐渐附属于创制和理论,[13]这也是近代实践哲学观念泛化的重要前提,这种实践的泛化同时也就意味着理论地位的下降而创制活动影响和地位的上升。①([9],p.222)

归其根源,古希腊理论观念发生转变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理论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它只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但人类活动不只有活跃于头脑中的纯粹认识和反思活动,更有与物质世界相碰撞交互的社会实践活动。须知,人类活动是异常复杂的,它不仅涉及人类理性认知,还涉及情感、意志与价值判断等诸多问题。而且,这些活动本身也并不能完全还原为纯粹理论的认知活动,也就是认识论不能解决所有人类的活动与实践问题。丁立群教授这样描述近代实践观念的泛化问题:“实践概念泛化的关键环节是技术、技巧、操作和手艺进入实践概念。由于它们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人们常在掌握‘生活技巧’的意义上使用实践概念,即通过实际活动习得一种生活技术”,而“所谓实践智慧在日常生活中,也随之泛化为处理生活问题的‘机智’性智慧。实践与此相连,其含义就变得复杂而多样,从而逐渐泛化。换言之,这种泛化的实践概念强调的是操作技术,其核心和原型是科学实验。因此,从根源上说,泛化的实践概念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制作’概念逐渐侵袭和替代实践概念过程中形成的”[14]。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本身也有这种倾向性,以至于“乐于见到作为‘实践’的理论自身”,例如,“在《政治学》中,实践生活被分为指向其他人、包括伦理美德的生活;来自于实践(doing)但目的在于自身包含理论与思想的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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