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

更新时间:2020-09-11 11:26:19
作者: 李孝迁  

   摘    要:

   20世纪以来, 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多种语言的应用, 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 无形中给中国史学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诸氏苦心经营, 激发民族主义, 欲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把原本属于负面的包袱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 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民国史学的发展, 尤其在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 均受域外汉学的影响。当时国内学界虽然弥漫着与国外汉学争胜的气氛, 但对海外汉学大体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 既不盲目推崇, 也不一概否定。然而, 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 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和格义附会的流弊, 此一恶习不仅至今不衰, 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可谓对中国史坛最大的挑战。

   关键词:民国; 史坛; 汉学; 胡适;

  

   近代中西力量对比悬殊, 政治、经济领域自不必论, 即使国人研究的自家学问, 亦受到多方面的挑战。19世纪以来, 法国汉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汉学大师辈出, 而东邻日本亦不甘示弱, 步武法人之后, 不论是西人擅长的“四裔之学”还是“禹内之学”, 均硕果累累。反观中国, 事事不如人, 学术专业化又晚于日人, 更别说欧美。五四前后, 海外留学生大批回国, 全面推动学术专业化进程的时候, 却发现自家学问早已被外人先行处理过。“先入为主”, 外人所确立的学术典范, 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 古史研究、中西交通史等, 作为后进的中国学者必须要有所回应。这种主客颠倒的尴尬局面, 让神州学人倍感沉重。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等苦心经营, 激发民族主义, 欲夺回汉学中心, 把原本属于负面的包袱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民国史坛之所以进步迅速, 正是学术界暗藏着与外人争胜的潜流发挥作用所致。中国近代学术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 离开了国际情境, 孤立地观察中国近代学术, 不易厘清学术内在的脉络, 从域外看中国, 别有一番景象, 这正是探讨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互动关系的学术意义所在。

  

   一

  

   19世纪后半期以来, 欧洲汉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渐成一种专门学问。“欧美诸国之研究汉学, 首推法国, 其造诣之深, 人材之盛, 贡献之宏, 他国所不及”1。1920年代李思纯说:“西人之治中国学者, 英美不如德, 德不如法。”2“二战”以前, 以沙畹 (Ed. Chavannes) 、伯希和 (Paul Pelliot) 、马伯乐 (Henri Maspero) 、葛兰言 (Marcel Granet) 为主的巴黎学派在国际汉学界独领风骚, 俨然是汉学研究之中心, 影响颇具世界性。瑞典汉学巨擘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的学术渊源乃师承沙畹, 胡适不无恭维地说:“在西洋的支那学者之中, 除了法国的伯希和先生, 他要算是第一人了。”3苏俄、美国汉学界要人阿列克 (V. Alekseev) 和叶理绥 (S. Elisseev) , 也是巴黎学派的传人;至于日本, “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之进步, 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4;在中国也有这派的众多学生和信徒, 如冯承钧、李璜、徐炳昶、杨堃、韩儒林、张世禄、王静如、陆侃如等, 其势力之大颇类似于兰克学派。

   20世纪初年, 在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社会风潮的带动之下, 欧洲、日本学者热心研究汉学被国内学者引以自重, 成为他们申论保存国粹的外援。然而, 当时中国学术尚未走向独立化的道路, 史学专业化正处于酝酿期, 故本土学术难以真正感受到国外汉学所带来的冲击。直到民国元年前后, 国内学人赴欧美留学渐多, 颇留心他国研究中国学问之情形5。海外留学生成为沟通本土与域外汉学研究的桥梁, 留德学生郑寿麟、王光祈、姚从吾向国内学界披露欧洲汉学发展情形, 留法学生冯承钧、李璜、杨堃、陆侃如、陈绵、王静如、高名凯等人积极向国人介绍法国汉学, 留日者如王桐龄、贺昌群、王古鲁、梁盛志、莫东寅等人报道日本汉学研究动态。经过留学生群体的努力, 域外汉学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 国外汉学成果往往在国内学界得到相当迅速的回应。

   1920—1930年代是民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此时与域外汉学界联系最为紧密。欧美、日本学者热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多种语言的应用, 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 光彩照人, 以致中国学者手头的那点小家业便显得暗淡无光, 无形中给中国学界以巨大的压力, 时人谓:

   外人之致力汉学, 为期虽短, 而进步惊人。即如欧美汉学家能以科学方法处理史料, 其研究之精细, 立论之精辟, 多为国人所不及;又如日本学者之研究中国学术, 其精密处虽不如西人, 然取材之赅博, 刻苦不苟之精神, 殊足供国人所借镜。6

   首先, 对于自己“技不如人”, 表现出惭愧、耻辱、不满的情绪。1922年胡适《章实斋年谱·自序》坦言:“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 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最可使我们惭愧的, 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7同年8月26日, 他对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说:“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 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8至1931年, 胡适还认为要做到学术上的独立, 为时尚早, 且不说理科、法科, “即文科中的中国学, 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先生曾对我说, ‘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 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9周作人谓“近来甚嚣尘上的国故整理, 不知道比前汉学家的业绩能够超过多少, 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还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学, 这实在是学人之耻。”10

   其次, “知耻而后勇”, 急起直追, 赶超域外汉学。傅斯年《史语所工作之旨趣》集中反映了绝大多数民国学者的心理状态。如《旨趣》有这样一番话:“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 欧洲人求之尚难得, 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 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 即便学问的原料, 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又说:“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 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 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1929年傅在给陈垣一封信中, 表示了他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

   斯年留旅欧洲之时, 睹异国之典型, 惭中土之摇落, 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 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 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 是若可忍, 孰不可忍?11

   傅斯年以中研院史语所为基础, 聚合一群学者急起直追, 以实践他所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所以顾颉刚也认为:“傅在欧久, 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 且与之角胜。”12在傅氏看来, 学术之所以进步, 甚赖国际间合作、影响与竞胜, 汉学亦不能例外, “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 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 而努力赴之, 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 此非自贬, 实自广也。”13

   面对中国学问“礼失求诸野”的现状, 陈寅恪同样痛心疾首。就陈个人而言, 他极为自负, 对日本汉学的整体评价并不高, 1935年在清华大学讲授隋唐史课程时说:“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 ‘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 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 西学略佳, 中文太差;西京一派, 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14即使被日本学者奉若神明的白鸟库吉, 亦未入他的法眼, 1937年1月31日在给陈述一封信中谈论契丹辽史研究, 称“白鸟之著作, 盖日人受当时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 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 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 且日人对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威权者, 不过随西人之后, 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公今日著论, 白鸟说若误, 可稍稍言及, 不必多费力也”15。然若整体比较中日学术水平, 陈氏不免黯然神伤, 1929年他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赋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 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 要待诸君洗斯耻。”161931年他为《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撰文时又强调:“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 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 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今日国虽幸存, 而国史已失其正统, 若起先民于地下, 其感慨如何?”17

   1930年代胡适认为世界汉学中心有三:北京、京都和巴黎。外人恐不一定认同此说。当年访问胡适的日本学者长濑诚对京都为汉学研究中心之一, 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可对北京是否为汉学研究中心, 他似很不以为然, “如果叫日本的学者来说, 最近在中国的中国学, 只是模写日本的和西洋的方法论而已, 尤其是不能逃出日本所予影响的力圈以外”18。且不论此说是否正确, 但外人轻视中国学界的成绩则无疑。杨堃曾不满地说:“我们很应惭愧, 就是有些英美学者, 想得研究中国文化, 不来中国来, 而倒肯来巴黎来。”19对于外人瞧不起中国学者的努力, 1920—1930年代陈垣多次说到:“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 不是说巴黎如何, 就是说日本如何, 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夺回北京。”20

   傅斯年、陈垣力主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与外人争胜, 论长较短, 在学界得到了普遍响应。这种带有浓厚民族情绪化的主张, 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 亦步亦趋就中国学问与外人争高低, 遂不得不进入欧洲东方学的“论述”, 所注意的范围、材料、问题, 便不能不受其影响, 以致脱出传统史学的范围。陈寅恪所谓“预流”的代价, 即是中国学问日益缺乏自主性, 不得不面对章太炎在《救学弊论》所提出的困境:中国史是为中国人而作, 还是为世界学术社群所作21?与人争胜并不是中国学界所独有, 日本汉学研究动机之一, 即与欧人争高下。面对欧美汉学界, 日本学者相当自信, 他们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 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 所以日本人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的主导权22。除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少数学者, 日人很轻蔑中国学界的成绩, 自然没有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作为后进的中国学者欲与欧美、日本较量, 尾随他们的历史论述, 如此才能在同一平台上一较高低。但问题在于, 对欧美、日本学者而言, 汉学只是他们的“外国学”一部分, 这与中国学者对中国学问的态度和立场迥异。国内学者在迎头赶上的同时, 无形中也逐渐迷失自我, 舍己从人, 导致传统学问在西潮的冲击之下全面失语。

  

   二

  

   民国学术的发展, 尤其在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 无不存有欧洲、日本汉学的影子。“近数十年来, 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 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 贡献甚大。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 其所谓“支那学”的成绩, 最近二三十年, 尤多可观。老实说, 近年提倡国故整理, 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23从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创办, 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成立, 公举伯希和、米勒 (F. W. K. Mueller)与高本汉为该所国外通信员, 欧美、日本汉学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他山之石”。

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826.html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0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