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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卉娟:谁是“妇女”?——以及“妇女”作为话语的实践

更新时间:2006-12-19 20:21:36
作者: 储卉娟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符号,“妇女”的所指究竟是什么?本文将“妇女”的使用和传播视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事件”,通过对“妇女”这一名词的历史考古学意义上的分析,考察它在一般思想史的层面上——而不仅仅是精英的意识中——所表达的概念和传达的“背景”,以及由“妇女”所引起的特定“话语”和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政治力量,试图指出当女性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而“妇女”一词的话语实践过程,体现了同时也参与促成了这一个历史过程的发生。

  [关键词]话语;话语事件;妇女;女性

  

  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

  ----毛泽东

  

  标题的问题看上去有些怪异,但是却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人困惑,比如说三八妇女节到底是谁的节日,校园里的女生属于“妇女”吗?从官方的界定来看,当然属于;但是从日常语言的理解来看,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接受这样的群体界定。所以每年妇女节的时候,所有的校园女生就会显得很尴尬[i].而这种认同的尴尬不仅仅存在于校园之内,正如同李小江所描述的那样,尽管小女子已经被提携为“妇女”而且“妇女能顶半边天”,却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喜欢或认同“妇女”这个称谓。话语可能是新生的,话语的元素语言却不得不是古老而滞重的,“妇女”这一语言符号中,仍然隐含着它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已婚的、成年的、老态的、旧式的。“妇女”是在官方文件中或者在会议上官员对女人的统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它其实是一个受女人鄙视被社会掷荒了的词语——仅适用于街道和农村里没有职业因此无从找到“性别—职业”代称的女人(李小江,1998)。为什么会有这种语言符号运用上的混乱,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认同尴尬?将之归结为“约定俗成”或许是一个简便有效的答案,但是我们如果想一直保持批判性,而又使自己的敏锐好奇心不致落入愤世嫉俗的陷井,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采取福柯的姿势。于是我尝试这样问:谁来约定?如何约定?而这个给我们带来尴尬的“俗”又是如何成就的呢?[ii]

  这些问题赋予了日常生活困惑以理论分析的可能性。正如福柯不断提醒我们的,词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符号,而且可以是“话语”——一组按照一定的顺序安排组织起来的符号,这种安排赋予这些符号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态(福柯,1999)。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妇女”作为一个词如何取得话语的地位,它是否产生权力,这种权力如何进行生产性实践[iii].正是在这样的问题和立场的指引下,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历史,因为“为了使词能够讲出它讲的东西,就必须让它从属于一个语法整体,这个整体相对于它来说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福柯,2001),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这个语法整体。

  从方法论上来说,本文将“妇女”的使用和传播视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事件”(刘禾,2002),考察它在一般思想史的层面上——而不仅仅是精英的意识中——所表达的概念和传达的“背景”(葛兆光,2000),以及由“妇女”所引起的特定“话语”和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政治力量(黄兴涛,2002)。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正如很多女性研究者已经观察到的,当女性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戴锦华,1998)。本文试图指出,正是“妇女”一词的话语实践过程,体现了同时也参与促成了这一个历史过程的发生。王绯和孙郁曾指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杂揉在‘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等问题中”(王绯,孙郁,1995),但关于妇女与革命话语的关系,却很少被提及。本文试图说明“妇女”,不同于与现代性话语紧密相联的“女性”,它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革命话语紧密相连的概念,并与“无产阶级”或者“青年”位于同一话语系统中,发挥着革命动员的作用。“妇女”因此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词汇。在“妇女”与“女性”两种身份中痛苦游走,牵涉到中国女性群体如何选择生命体验的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的认识中国妇女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不是所谓政党政治的牺牲品,而是必须面临一个分裂的空间,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性别角色。

  本文将观察的范围限定在1949年之前,主要“描述”[iv]晚清至解放前对于woman 的中文表述,以“妇女”为主线。文章第一部分总结晚清至1949年之前的各种出版物中词语的出现频率与特点,试图勾勒出中文表述的总体演进趋势,由于能力、精力、篇幅的限制和资料收集方面的拙劣,这部分只能是点到为止;第二部分简要分析“妇女”与“女性”话语之上负载的不同形象,并联系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对不同表述和形象的偏爱;第三部分则对丁玲进行个案分析,希望能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史个案,揭示同时作为知识女性和革命者的丁玲在“妇女”与“女性”之间挣扎的困境,试图以此切进话语与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总体演进趋势

  

  晚清之前,汉语内并没不存在“妇女”这个词条,而只有分开的“妇”和“女”。按照《说文》中的解释,婦,服也。从女,持帚,洒埽也。会意。谓服事人者。高级汉语词典中则将本义解释为“已婚的女子”。《说文》所载,女,妇人也。对文则处子曰女,适人曰妇。可见,无论是“妇”还是“女”,都是与家庭紧密相连的概念,与英文中强调性别特征的“Women ”或者“female”都大为不同。而事实上,在晚清之前,汉语内也不存在任何有关女性[v]群体的词汇。从指代上来看,汉字表示代词“他”的最初形式包含着一个没有性别区分的单人旁,并没有性别区分的指代形式,今天在书面语中广泛使用的“她”则是刘半农在1920年左右发明的[vi].另一方面,女性只有当作为个体,或者家庭某一成员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并不存在被作为一个相对于男性的群体被提及的可能性[vii].

  正式开始使用“妇女”这一词汇,在我所能找到的资料里,最早的应该是康有为在1898年的《请禁妇女裹足折》当中,随后一系列关于禁缠足的文献,也大多在标题中使用了“妇女”一词,比如宋恕1902年《遵旨婉切劝谕解放妇女脚缠白话》等。这些用法是否可以证明在此时,“妇女”这个词已经被斩断了与家庭的联系,而转而指称家庭关系之外的全体女性呢?我想这种推论是不充分的。首先,当时汉语双音节革命尚未兴起,没有证据表明这里的“妇女”不是两个单音节词的叠加,就如同“父子”或者“亲友”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妇女”仍然是家庭内的“妇”和“女”,并不具有脱离家庭的独立意涵。其次,换一个角度来看,晚清有关女性的讨论一般集中在废裹脚和兴女学两大主题,而在我所接触的关于兴女学的文献中,则大多使用女子、女等词汇。作为中国最早以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出版物,《女学报》的英文对译采用的是Chinese girl‘s progress,很明显的,对于这一时代的人们来说,在“妇”与“女”之间仍然存在着类似于陈宏谋的区分。

  除了“妇女”之外,这段时间人们采用各种不同的词汇来表征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从杂志来看,从1898年的《女学报》开始,陆续出现了《女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等,基本采用“女”或“女界”,直到1911年才出现了以“妇女”为题的《妇女时报》,其它的称谓还包括“妇人”(如《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女子”(如《爱国女学校甲辰秋季补订章程》宗旨节:“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之心为宗旨”),“钗裙”(如《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士绍徽书》:“恭敬合掌,为二万万裙钗礼谢”)。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称谓是可以随意互换使用。比如兰坤在《英国妇人争选举权》中写到:

  “我国现虽处黑暗之世,终二十世纪民权、女权均大发达。我二万万女同胞,终必有参与政权之一日,诸姊妹其勉之!他日国魂复苏,女界独立,当不忘英国妇女筚路蓝缕之功也”。(见《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一期,1907年2月)

  但总的来说,“妇女”一词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尤其是在有关申女权的文章当中,基本使用的都是“女子”、“女界”等不带“妇”的词汇[viii].

  而在五四之前开始出现的中国女性历史的写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趋势。以徐天啸的《神州女子新史》为例,作者在序言中慷慨陈述男女平权的思想,所谓“美哉世界,非男子与女子公共之世界乎,美哉世界,非男子与女子公共构造之史界乎”,而他写作女性历史的目的则在于:“予尝读西国近数百年史……而其以一女子投身社会中,其一举一动之或成或败皆于世界之进化民族之强弱有绝大关系”,然而“吾乃返而求诸吾国,则见(当世女子)既无高尚之旨趣,又无奇特之思想,既无独立之主义,又无伟大之主义”。于是作者求诸历史,列举中国历史上之女英雄、女豪杰,并和西方杰出女性相比较,希望能振起当时女子之志气。有意思的是,整本书重点在于宣扬武德,并反复申论,凡国家有难之际,往往有英杰女子出而维持一面,所谓“纤纤玉手支撑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压倒一朝文武,夫人城外战鼓喧天,娘子军前绣旗蔽野”,以此号召当世女子奋起而为国奋斗(徐天啸,1913)。类似的著作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比如郑紫阳《女子新读本》等等。这类女性历史的特点表现在,一方面,通过对古代女性故事的重述,他们在女性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联。在新的叙事中,无论是花木兰还是梁红玉,她们的热情所直接指向的目标都不再是她们的家族或者丈夫的利益,而变成了我们的“国家”。另一方面,“尝读西国近数百年史”与“返而求诸吾国”结合在一起,作者就直接构造了一部囊括全世界的以西方为参照的女性历史。在这样的关联里,中国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部分。于是,西方人文主义的男/女二元对立——男人和女人彼此不同但却平等的观念进入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当中。也许正是这两个原因,在类似的文献当中,基本都采用了“女子”/“男子”这对词汇。“妇女”,作为一个没有对应词,并且在词源上与家庭保持了过多联系的词汇,在这个阶段则甚为罕见。在我所接触的材料里,绿荷女士的《中国妇女生活》似乎是一个例外,但是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这本书将“妇女”的概念界定为“受摧残的女子”,并不断强调,“这种艰苦的生活,当然不是都市里的太太小姐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吧!”。可见,当女性作为与男性的二元对立群体出现的时候,当女性与国家的苦难挂在一起的时候,在强调作为群体的女性这个层面上,“妇女”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和“女子”互换使用的通行词汇,却在与西方的对比中被打上了“受摧残”的标记。

  到了五四,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同时兴起有关。通过翻译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女性”作为一个单独的词汇开始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视野,并成为新“文学”[ix]的一个重要主题。考察五四期间的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女性”在出现频率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x],而且通过戏剧和电影等进入了大众意识的领域(比如《娜拉》和蔡楚生著名的《新女性》)。而与此相对比,“女子”由于其与文言写作过于亲密的关系,被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划入了旧式语言的行列,因而失去了其主流地位,退居旧式小说之内。基本在同一时期,“妇女”却在另一个潮流——思想启蒙中被重新发现,并频频登场:五四运动前后出台的女性专刊纷纷以“妇女”为题,如《新妇女》、《妇女杂志》、《妇女画报》、《妇女评论》等,1919年10月的1卷4期《少年中国》出版“妇女号”,同杂志同年的7月号中,赵叔愚发表《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妇女杂志》中《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中更是直接将“妇女”与国民解放联系在一起,“我们觉得中国现在的妇女问题,不是少数一部分人的问题,是关乎全国民的大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妇女”虽然被频繁使用,但并不排除“女子”或“妇人”等词汇的使用,比如1919年10月李达发表《女子解放论》,《新青年》第6卷第2号刊登李大钊《战后妇人之问题》等。

  “妇女”的使用和传播真正成为一个德曼意义上的“话语事件”似乎是与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20年李汉俊、李达翻译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第一次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关于女性的部分以“妇女”指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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