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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伟:走向第三种科学哲学

更新时间:2020-09-10 00:21:33
作者: 孟建伟  
但它所理解的科学依然是知识;其二,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将主题转向科学的历史性和科学的历史发展,但依然是知识论的认识论,特别是关注在历史主义的条件下,如何理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问题。在库恩看来,科学与其说取决于经验,倒不如说取决于范式。科学史既不是像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一部纯粹的“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史,又不是像批判理性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一部不断“猜想与反驳”的错误史。真理与错误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在同一个范式内,由于其有相同的价值标准,因而主要体现积累的特征;在不同的范式之间,由于各自的价值标准是“不可通约的”,因而主要体现批判的特征。这样一来,库恩巧妙地将“水桶说”和“探照灯说”二者整合到他的范式之中,与此同时,也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特别是范式之间)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问题。于是,在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对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做出重大突破和超越的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陷入了困境。

   为了维护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拉卡托斯一方面用他的研究纲领概念代替库恩的范式概念,另一方面用他的精致的证伪主义修正波普尔的朴素的证伪主义,从而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之间、在研究纲领和经验基础之间做了某种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仍并不足以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因为经验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解决一个研究纲领自身的进化或退化问题,而不能解决两个或多个研究纲领之间的进化或退化问题。

   劳丹提出两个模式:一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科学进步模式;二是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前者一方面用研究传统的概念代替库恩的范式概念,另一方面将真理的标准削弱为解决问题,然后用解决问题的标准来评判研究传统的进步性;后者对范式做了结构化的理解,认为范式包括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三个层面,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范式合理演变的机制。两个模式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采用的是一元化的科学进步评价标准,即解决问题的评价标准;而后者似乎又放弃了这一标准,强调标准是多元的和变化的,进步是相对于某种价值标准而言的。可见,劳丹也试图通过采用削弱逻辑标准和历史性的方式,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之间做某种平衡,但这种尝试由于缺乏真理性这个最根本的基础,因而同样难以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尽管夏皮尔同劳丹的科学观有所不同,前者倾向于从实在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而后者则倾向于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但是,夏皮尔的关联主义模式同劳丹的第二个模式颇为相似。在夏皮尔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那种超越时空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也不需要求助于某种超验的一成不变的价值标准。科学中的一切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非理性的,都有其“合理演变”的“理由”。所谓“理由”,即是“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并且没有遭到具体的怀疑”(13)。他将“理由”不仅视为“真理”,而且当作科学合理性的“内在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充其量只是一种摆设,因为一切变化都有所谓的“理由”,因而都是合理的,于是,科学合理性事实上成了一种空洞的预设,并没有真正有力地论证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由于费耶阿本德的另类思想,他的科学哲学往往被归为另类的科学哲学。其实,他的科学哲学还是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属于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知识论。像其他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一样,它也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知识,是一种知识论的认识论,也在重点关注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问题。所不同的是,大多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都在想方设法捍卫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而费耶阿本德则对其做出了全盘否定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极端的历史主义结论却源自极端的逻辑主义论证:因为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唯一一条规则就是“怎么都行”;因为归纳法存在问题,所以,应当推行“反归纳法”,等等。

   费耶阿本德说,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此语显然过于偏颇,但的确深刻揭示知识论的科学哲学的问题和困境。应当肯定,知识论的科学哲学无论从逻辑主义角度还是历史主义角度看,都有其不可磨灭的深刻的思想和洞见,但是,在知识论的框架里,现行的科学哲学几乎已经穷尽了所有的逻辑可能性,最终还是无法令人信服地解决有关科学的本性及其如何变化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问题。知识论的科学哲学之所以陷于困境,关键就在于,它只是从狭隘的知识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与认识论,并试图用知识论的逻辑来揭示科学及其发展的逻辑,进而解决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问题。然而,科学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人创造的文化。切断其人性、创造和文化之根,仅仅用知识理性及其逻辑理性来抽象地理解科学及其发展规律是远远不够的,最终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问题。更进一步说,既然科学是历史的,那么,就不应有任何超越历史的先验预设,而问题在于知识论的科学哲学的各种逻辑模式往往是空洞而抽象的,充其量不过是关于科学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一种预设。

   二、文化论:批判与解构

   “另类的”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论。也就是说,这种“另类的”科学哲学首先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理论,是一种文化哲学,其主要兴趣聚焦在人文文化方面;其次才是一种关于科学的理论,才是一种科学哲学,才将兴趣拓展到科学方面。正因为如此,“另类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解往往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文化、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外在关系问题,特别是科学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但很少关注科学自身的内在结构及其合理性等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另类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和探索往往是批判性和解构性的,而不是辩护性和建构性的。最典型的“另类的”科学哲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蕴含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另一类蕴含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如果说,前者站在所谓的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对科学与理性展开猛烈批判的话,那么,后者则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对科学与理性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包括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等诸多流派。尽管这些学派及其观点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蕴含着相似的“另类的”科学哲学思想。这种“另类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非理性主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给“人”以本体论的优先地位,是一种强调以“人”为本的哲学。不过,这里所说的“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也不是理性的人,而是非理性的人。于是,这种哲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非理性主义的基调。二是反科学主义。强调科学与理性同人的对立,对人性的妨害,并将其置于人、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对立面而予以批判。三是以艺术对抗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代表的是理性,因而只是外在世界的工具,而艺术代表的是非理性,因而代表的是人性即最真实的存在。因此,以艺术对抗科学也成了他们批判科学最重要的方法。

   意志主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非理性的意志。无论是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还是尼采的强力意志论,都将人的本质归结为非理性的存在。叔本华首先对“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认为理性只不过是意志的工具,并强调艺术是人生的花朵,是摆脱痛苦之途径,而知识越多和理智越高,人生越痛苦。接着,尼采将叔本华的消极的生存意志改变成张扬的强力意志,然后以强力意志为准绳,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计,从而得出反科学和反理性的结论。在他看来,艺术同强力意志相契合,因而可称“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14)。艺术既代表着日神精神,更代表着酒神精神,给人以梦和醉的世界。而科学是“疾病的形式”,“真理是丑陋的。我们有艺术,这是为了我们不因真理而招致毁灭”(15)。除了对科学的价值论批判之外,尼采还对科学做了认识论批判。他说:“科学性是伪善的”:“1.指论证的方法,假如它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话;2.指对方法的要求,而这些方法在特定的科学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3.指对客观性的要求,也就是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16)

   生命哲学将人的本质归结为非理性的生命。这是另一种关于人的非理性的存在,但同非理性的意志非常接近。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即生活,而生活即体验,因而他更多地关注艺术、诗、美学乃至精神科学。在他看来,“作为我们生命的本性而给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万能的东西,便得到了诗人和艺术家的热爱和表现,而科学研究则是无法接近这种东西的”(17)。也正是从生命和体验出发,狄尔泰提出了一种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精神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这里,不仅有以艺术对抗科学的意涵,而且更有以精神科学对抗自然科学的意涵。在柏格森那里,生命即“质的时间”,而“质的时间”即“绵延”。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和直觉体验来把握这种“质的时间”和“绵延”,但科学和理性只能把握“量的时间”和“空间化的时间”,因而无法认识“生命之流”。

   存在主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非理性的存在。所谓非理性的存在,就是非理性的个人意识,即自我感。从这种非理性的自我感出发,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最靠近人的本真的存在,是存在之家,给人以诗意的栖居;相反,科学是“座架”,引导人在开发自然的同时,不仅让自然远离本真的存在,而且也使人远离本真的存在。萨特不仅从哲学的角度而且还从文学的角度聚焦人的存在,于是,在他那里,不仅哲学是人学,而且文学也是人学。当然,这种人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个性,而不是人的共性;主要关注的是人的情感,而不是人的理性;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存在,而不是人的本质;主要关注的是人的主观性,而不是世界的客观性;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自由,而不是必然性和决定论。萨特理论的主题是“存在与虚无”。萨特说:“把世界理解为世界,这是一种虚无化。”(18)可见,存在主义还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认识论,即存在主义的认识论。这种“另类的”认识论显然也是对传统的认识论的一种抗拒。

   正是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哲学诠释学构建了一种所谓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伽达默尔将存在的历史性同理解的历史性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将“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19)。这种方法论继承了一种“人文主义的遗产”,接近“另外一类的非科学经验,尤其是艺术的经验”(20)。它从“艺术经验里真理问题的展现”(21)吸取灵感,然后将“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22)。显然,这是一种与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如果说,传统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物理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诠释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则是一种艺术主义的方法论。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也深深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其中马尔库塞就是一个典型。他将人的本质归结为非理性的爱欲。所谓爱欲,源自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将其提升到爱、美和自由的统一。在他看来,早在柏拉图那里,“爱欲被逻各斯吸收了,而逻各斯乃是抑制本能的理性”(23)。到了近代以后,“基本压抑”变成了“额外压抑”,“现实原则”变成了“操作原则”。尤其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变成了新的控制形式,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相反,艺术是“对爱欲的执着”和“对生命本能的深切肯定”(24),表达了“被压抑的解放形象的回归”(25)。

如果说,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以批判的姿态表达了“另类的”科学哲学思想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以颠覆的姿态表达了更为另类的科学哲学思想。二者的共同点是都具有鲜明的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和以艺术对抗科学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前者所持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而后者所持后现代主义和反人本主义立场。前者将理性与科学置于人的意志、生命、体验、爱欲等非理性存在的对立面,并用以“人”为本的名义予以批判;后者则进一步将现代性的人和包括科学和艺术在内的文化置于“后现代”的对立面,并以“疯癫”和“精神分裂者”的名义进行解构。由于现代性的人及其包括科学与艺术在内的文化都统统被消解了,因此,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和以艺术对抗科学的特征更加趋于极端,更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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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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