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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

更新时间:2020-09-08 10:26:41
作者: 瞿林东  

   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的问题

   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必然趋势。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由于我自己在20世纪六十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这些,我在当时还不能作出具体的回答。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用“反思”这个思路来反映中国史学上的几次重要的进展,或许可以勾勒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见解。这就是我说的偶然机会的大致情况。

   为什么说中国史学上的反思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五十年代就变得沉寂了。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文革”开始,又沉寂下去了。“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第二,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第三,当人们在“熟读”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当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几个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从而作出自己的说明。这些,就是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背景和特点

   中国史学上的反思,是在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和很多积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两汉时期,司马迁和班固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复杂、动荡的政治形势和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局面,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历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了。到了唐初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以及《南史》、《北史》,当朝实录、国史也在撰述中,还有杂史、家传、传记、谱牒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史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一方面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和问题。这种客观存在,激发了史学家的思考,加之现实的历史撰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①刘知几认为,当时史馆“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以至于把修史活动的种种障碍概括为“五不可”②。这使史学家对于这种思考达到了必须作出总结和说明的程度。于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落在了曾经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担任史官的刘知几身上。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刘知几是开中国史学反思之先河的史学家。

   刘知几对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史通》这部书,对唐初以前的史学从历史编纂上作了全面的总结,涉及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态度和历史撰述方法的许多问题,既概括了成功的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思路开阔、语言犀利,是《史通》的鲜明风格。

   中国史学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现于清代前期。其学术背景是,在刘知几之后史学经历了中晚唐、两宋、辽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发展,成果积累和思想积累更加丰富,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为反思的前驱,于是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一部有系统、有深度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文史通义》讨论文与史的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主。这部著作继承了刘知几的自觉反思的批判精神而又发展了这种精神,它主要是从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思想对以往史学作了总结,并着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见解的认识,从而把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层面。可以认为,《文史通义》一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峰。

   中国史学上的第三次反思出现在清代末年,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清代后期从1840年开始,中国备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了20世纪初,更是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史学家们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加强了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一方面是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作为改良政治的思想武器。这种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激发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审视和批判,于是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界革命”的主张,形成了第三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梁启超所撰写的《新史学》为标志“史界革命”的“宣言”。《新史学》以历史进化论为武器,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提出革除“君史”、撰写“民史”的主张,强调历史撰述应写出人群进化的过程及其公理公例,否则不是好的史学家。以《新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史学上的第四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二十年代,它同第三次反思有紧密的交叉,但它们在性质上却有明显的区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历史步伐也大大加快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皇朝统治的结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史学家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理论思考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史学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思考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李守常(大钊)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此书参考了当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述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基础,同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成为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于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子活跃起来,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一是“四人帮”对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文革”前十七年中的经验、教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重点,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算,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的检讨。这样一个严肃的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起点,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是学术群体的反思;第二,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第三,它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元发展的形势下,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并创造出新的成就。

   以上是讲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梗概,下面我们着重讲这五次反思的标志性著作及其理论意义。

  

   三、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理论意义

   中国史学上的这五次反思,都以其突出的理论成就,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一)关于《史通》的理论成就

   刘知几《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是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前十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批评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十篇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刘知几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辨其指归”,而且“多讥往哲,喜述前非。”③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等。刘知几认为:“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遗恨”,还必须增加“三科”,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五志”加上“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④。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刘知几认为,博闻、善择是撰史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史通·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史文有阙”的问题,一方面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刘知几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诫撰史之人:“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迷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善于辨别真伪虚实的能力,这是刘知几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史通》以精辟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是指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表现形式。刘知几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本人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作了总体上的把握,并详尽地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史通·叙事》篇较早从史学的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刘知几写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同时主张“用晦”,认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诲之道也。”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时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反对“虚加练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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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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