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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秦汉与罗马

更新时间:2020-09-07 23:03:46
作者: 潘岳  
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之马15,到粮食多得吃不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景之治”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16。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抛却“名实之争”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

   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17;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18;诸侯王们孕育了《淮南子》这样的人文经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19。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其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的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20。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21。“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22。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3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24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25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26,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他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这是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27。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

   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蓬莱”神话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

   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正是汉的精神。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28,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已受宫刑的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29;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30;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31。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中道、包容、和平)。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春秋大义,深埋于士民的骨子里。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负担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久远的摩崖石刻。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气候学家认为,在公元二三世纪,蒙古高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游牧族群无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国,要么西迁欧洲。匈奴首选是南下,但与两汉打了两百年后仍无法得手,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迁。西迁的北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不可抗力。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河西,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谁能捐钱捐粮,谁就能做官。“入羊为郎”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32。

   大臣抗谏说,匈奴连年抢掠,现既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去供养,让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33!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出。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将田宅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了与罗马类似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34,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35。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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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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