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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韵:范文程与清初科举的明代模式移植之路

更新时间:2020-09-07 09:26:59
作者: 宗韵  
还是进士等级职位的授予,乃至中式者服饰穿戴的规制、考试所需物什的筹备等等细节条例,定鼎北京的清王朝都一律参照明代旧例行事。这表明顺治年间,清代科举制度走上了全面移植明代模式的道路。而在这一模式移植过程中,范文程的作用依然非常显著,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入关后,范文程最先提出开科取士。据载:“天下既定,公首请开科取士以收人才。”(1)顺治帝采纳其建议,在即位之初就宣布恢复科举制度。不过,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战争状态,统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进兵攻城,乂安区夏上,尚未立即实施科举制。此时的范文程却敏锐地发现,随着清军向长江流域的推进,满洲贵族同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需要得到安抚,同时也可利用他们为巩固政权服务。于是,顺治二年(1645年)十月,他上书建议清朝统治者立刻实行科举制度,他在所呈的奏折中指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2)在他的倡议下,各直省很快举行了乡试,而且录取名额从宽,“顺天、江南皆百六十余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九十余名递杀,至贵州四十名为最少。”(3)这表明,科举取士之所以在清初能迅即开展,范文程功不可没。

   二是多次担任会试、殿试考官。顺治十一年(1654年),范文程因病谢政。而在此之前的十年,清王朝共举行四届科举,他直接参与主持了三届。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任丙戌文科会试总裁官,九月充任丙戌武科会试第二场监试官。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为丁亥文科会试主考官;三月充丁亥文科殿试读卷官。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任己丑文科会试主考官。在他的严格把关下,三届会试为清政府选拔了诸多有用之才。史书评论他:“丙戌、丁亥、己丑三主礼闱,皆称得人。”出任考官频率之高固然由于范文程的大学士身份所决定的,而多次主持科举考试的实践,也为他在清初效仿明代科举制积累了实践经验。

   三是积极完善科举制度细节。就新庶吉士的培养,顺治四年(1647年),朝廷定新选庶吉士分书教习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等奏言,新庶吉士周启寯等二十员应同前科庶吉士分别读满汉书,命学士查布海、蒋赫德等一并教习。”一方面在满洲贵族主宰的清廷,精通满文是汉官政务练达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清朝统治下的广袤中原,汉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精通汉文对满族官员来说亦非常必要。范文程在清朝科举实行之初就能提出“庶吉士分别读满汉书”的培养意见,可谓高瞻远瞩。在主考官出身要求上,顺治九年(1652年),“大学士范文程等奏言,会试关系抡才大典,按明朝主试官,万历以前不拘大学士、学士、吏礼二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官员,皆得简用。万历末年,方始专用阁臣。今自顺治元年至今已历三科,未有定例,伏候睿裁。得旨:着照明朝万历以前例行。”这说明,范文程在帮助皇帝订立科举新规时,是以明朝相关旧例作为直接参考的。

   四是力主惩治考试作弊与腐败。由于顺治朝初以安定统治秩序为要务,重心在于严防、严治中原动乱,在科举法制建设上还存有缺陷。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大学士范文程等参奏,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上命革退可则名,并治考试官胡统虞等罪。”此后,顺治帝“降胡统虞三级,成克巩一级,皆留任;同考官,编修左敬祖等各罚俸有差。以不遵传注,文理疵谬故也。”范文程以重典治科场的主张,在主观上满足了清廷强化最高权威,整肃统治秩序的行政策略需要,在客观上对保障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也不无裨益。

   要而言之,清兵入关以后,范文程为贯彻落实、建立健全科举制下足功夫,而他所做这一切的核心价值就是使清王朝快速、有效地移植了明代科举模式。

  

   三政治环境、个人素养与模式移植

  

   新政权建立之后,满清统治者为什么不是忙于国家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而是急于恢复前明旧制,甚至惟恐因袭不够?范文程一介汉族文官,又何以在清初移植明代科举制中发挥强力推动的作用?究其原因,这其中既由清初建国形势所制约,又受满洲政权固有人才选拔制度的落后性所局限,既因为范文程对前明统治制度之谙熟,又是应满洲贵族“以汉制汉”之需要。

   首先就清开国形势而言,1644年清军人关,取代明朝的统治,摆在它面前的,并非太平天下,却是烽烟四起的抗争与割据。从1644年6月到1646年底,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和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在秦岭南北、大河上下与清兵进行顽强斗争。受大顺军的影响和推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各省农民抗清起义蜂起。1644年6月,明神宗的孙子朱由菘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南明政权。1645年7月,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于绍兴建立了鲁王政权。且在鲁王监国的同时,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聿键又在福州称帝,共同构成了清军的对抗力量。

   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如何稳固政权成为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1645年8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因地方上存在着“反顺为逆者”,建议清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1)。同年11月,范文程又进而指出,“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2)。

   张存仁、范文程二人“速开科举”的请求很快得到清帝的满足。这并不意味着二人有多强的口才与说服力,倒可折射出的是清皇帝对自身统治基础的现实考虑。作为异族统治者,运用恫吓、镇压的手段去对待汉族士人,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范作乱的作用,但在战争频仍时期,开科取士这种“不劳兵之法”显然更是技高一筹。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的科举制的实施,一方面使中原士子有了“出仕之望”,另一方面又让他们认识到新王朝并没有推翻旧王朝的“圣人之制”,士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服务新王朝,进入“大清臣民”状态。换言之,在汉地恢复和推行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于为国家选拔官吏,更在于能够笼络和收买汉族知识分子,消除其反抗情绪。这是巩固政权的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清初诸帝对此着实颇具深意。

   其次从满族政权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制度因袭,实在也是不可避免。众所周知,满族的先民们自古以来便生活在山高林密的东北地区,以渔猎为生,尚骑射而轻文采。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称汗建国,满族人方进入奴隶制社会。努尔哈赤时虽然开始接触汉文化,但他重武轻文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如他素来鄙视明朝儒生,认为明朝儒生祸国殃民,并于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3)除了世袭贵族之外,他仅依靠身边大臣推荐人才来弥补官职空缺。皇太极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4)

   皇太极即汗位后,满洲政权规模扩大,政权内部的建制日趋复杂,逐渐有了建立和完善统治制度的需求。但是对于这个统治东北仅有一二十年的地方政权来说,一来缺乏统治经验,二来政权的统治者———满洲贵族本身不是先进阶级。皇太极和诸王大臣可以作为参照系的周边大帝国唯有明朝。为适应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的需要,仿效明朝的典章制度,“渐就中国(明朝)之制”,包括举办官学,建立科考、选官制度,也成为当政者的必然选择。特别是文馆设立以后,文官需求量的上升又直接促使皇太极借鉴历代中原王朝选拔官员的方法,实行科举取士。

   从满洲政权的长时段发展脉络来看,消除满族亲贵的因循之习,仿照明朝实行统治,这已是一种莫大的制度创新和变革。

   再从范文程的家世、汉文化功底和在清廷的影响力来分析,他具备在清初充当移植明代科举模式的实践者和责任人的必需要素。关于范文程的家世与学识,《碑传集》中有载:

   范氏系出宋参知政事文正公仲淹。文正生尚书仆射忠宣公纯仁。忠宣之第五子正国,为宋枢密院料理,有靖康之变,扈元佑孟太后至江西,遂家临川。三传而至良傥,仕为迪功郎,徙饶之乐平。六传至景申公岳,明洪武中仕为云梦县丞,坐事谪辽东沈阳卫,遂为沈阳人,是为公始祖。四传为渖溪公鏓,正德丁丑进士,累官兵部尚书,以亢直忤严分宜,去,是为公曾祖。渖溪公生沈阳卫指挥同知沈,是为公祖。沈生楠,曰北垣公,娶于石,举丈夫子二,公其仲也。公生而颖敏,稍长沉毅多大略,读书辄解悟,善属文,年十八偕伯兄文寀,补博士弟子员。主者阅公试牍,深赏异焉。天命三年戊午,太祖高皇帝龙兴东国,首定抚顺,始得公。太祖伟其貌,询知为大司马孙,顾谓员勒曰:“此名臣子孙也,其善遇之。”……雅好读书,每引儒生,陈说古今,辄夜分不倦。(5)

   上述引文给出了几点重要信息:

   1.范文程出身于仕宦之家,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裔。他的先祖范正国、范良傥均为宋代官员。他的曾祖范鏓,是明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

   2.范文程自幼聪明好学,十八岁就考取了县学生员。

   3.范文程性格深沉宁静,胸怀大略,谙熟古今,善于旁征博引。

   4.范文程因其“名臣子孙”的身份得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善遇。

   仕宦家族的背景、沉静好学的资质、陈说古今的能耐铸就了范文程的个人基本素养。而这种个人素养又恰为一心效仿明朝制度的满族皇帝所渴求。恰如相关研究的揭示:“范文程为之效命的是一个雄心勃勃、富于进取,而在政治、经济上十分落后的满洲贵族地方政权。”(1)主观上,这个政权在开化之初有向邻近已掌握较先进文化的汉族学习的迫切需要。范文程得到器重,并能够在朝中发挥重要话语权的时代始于皇太极统治时期。与其父努尔哈赤不同,皇太极对学习汉文化抱有强烈欲望和浓厚兴趣。皇太极本人认识汉字,粗通汉文典籍,史称其“乐观古来典籍”、“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2)他还劝告满洲亲贵子弟学习汉文化。在总结阿敏永平败仗的经验时,他说:“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3)所谓理义就是孔孟之道。这番言论表明,皇太极已经认识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军事目标,乃至其自身的政治谋略都需要积极借鉴汉文化。范文程作为一名熟读孔孟之书,谙熟历代治政得失,并且忠心耿耿服务后金政权的汉族生员,自然会应时成为他所倚重的人物。继皇太极之后,多尔衮和顺治帝对范文程的尊敬,也都有满足自身汉化需求的因素。

   客观上,满洲政权若想君临中原、实现并稳固对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人的统治,得充分发挥汉官的经验与谋略。主观上,范文程在被俘时已经是明朝生员,他熟悉明朝典章,特别是明朝科举制度的诸多细节,亦完全能够按照清初诸帝的心意进行科举制度移植活动。

   更何况,范文程在伺奉清朝的过程中,不仅忠心可鉴,而且辅政才能不断增长,颇得皇太极及以后诸帝信任。清兵入关之际,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极力敦促多尔衮进军北京。多尔衮依计行事,完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人在评价范文程的这次上书时说:“公佐命兴朝,首倡入关廓开大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厥后皆如公策,而我国之大业以成,万世之丕基以定。”(4)在替清王朝运筹帷幄、竭诚尽智的同时,范文程渐为推重,成为清初汉官之首。定鼎北京后,多尔衮忙于战事,经常“挞伐四出”,“文武甲兵,事无巨细,咸公(范文程)综理之。”(5)俨然是国家政务的实际主持人。由此看来,范文程能在清初科举制度的设计、订立与实施中发挥重大作用,也由其在清廷中的地位所支撑。

总而言之,清初恢复科举,是清代皇帝基于统治现实的必然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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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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