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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 李艳平: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自觉与发展路向

更新时间:2020-09-06 22:50:19
作者: 王岩   李艳平  
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因而共产主义就是由大工业造就的“世界历史”即新全球化的必然结局。新型全球化确立了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超越资本逻辑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超越单边主义走向合作共赢、超越霸权政治走向命运与共,寻求解决人类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问题。

   新旧全球化的转换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语境。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政治霸权、金钱至上、全球分化、人性异化、生态危机等不断叩问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全球治理这一重大问题;同时,囿于民族国家的范围,以往政治哲学长期表现为国家哲学,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人们很少思考一个全新的问题:什么样的全球社会是好的全球社会?(参见沈湘平,第7页)在传统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和矛盾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基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正义的建设性方案,既是新全球化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全球正义的内在逻辑使然,它从三重维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要义:一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实现人类文明前景为愿景,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方向,以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经验和路径为手段,助力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纠偏和全球问题的消解,从而展现出真实完备的世界历史意义。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与本国的历史传统、国情与政治结构相适应,促进国家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有助于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三是立足于新全球化的自我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22页)的构建出发,积极思考和追问公民、国家和世界发展的政治价值,以承认共在的方式推动人类命运与共,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公正更合理,为重构全球正义、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奠定基础。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在新旧全球化的语境转换中实现学术自觉,在全球正义的逻辑使然中展示学术自觉,在“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设和构建中体现中国智慧,以突破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世界格局,建构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向世界人民展现平等、和平与公正的新全球化发展图式,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

   二是场域转变逻辑: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场域转换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它寻求着与不同文化和传统融合的可能,思考着人类共同解放和发展的可能,追问着普遍规律与“共同善”映照下民族化与个性化的存在。然而,场域转换并非单纯的地理学概念,它是与资本、利益、权力、情感、再生产等复杂因素密切相关的系统。由于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出场必然有其难以避免的困难和疑虑:一是形成于西欧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理论学说犹如一颗种子或幼苗,一旦种植或嫁接到有着较大差别的东方土壤,会不会水土不服、成长受阻;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具有强大的韧性与同化能力,马克思主义能否与它们融合相处;三是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转变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如果说出场意味着差异的呈现,那么在场则意味着追求和谐统一。内在的契合与融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兴未艾、秉持在场的根本缘由。“场域”同时来自于一个对现实反问的问题域:永恒的在场何以可能?这不仅涉及历史语境、时空话语的转换问题、融合问题,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式创新的问题。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经济社会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和时代场域。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呼唤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跳出西方中心的理论窠臼,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思考中国问题,是其肩负的重要使命;同时,中国社会面临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广阔的舞台。一方面,在具有内生性的中国场域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都有其自身的话语系统与言说方式,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又存在着一定的可通约性。后者对它们不能全接受,也不能断舍离,而应该在彻底批判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和话语理路。另一方面,基于场域转换,要自觉“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1引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无缝对接,强化其出场的时代语境与中国语境,提高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形态转向“中国场域”,促使哲学走向时代、生活与实践,摆脱了政治哲学的无根状态和唯心史观的学术误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唯物史观为话语底板,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以此展现中国社会价值理性的分量和实践理性的深度,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生命力和感召力,是当代中国学界的重要使命。

   三是范式演进逻辑:从“政治解放”到“国家治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理论主题就是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目标的政治解放。在政治解放的范畴内,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劳动与资本、宗教与政治逐渐趋于分离,政治自由与平等获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然而,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使人成为二元存在,政治解放虽然摆脱了人对人的统治,但又陷入物对人的奴役之中。一方面,马克思接过近代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问题,在对其解剖中为共产主义构筑现实台基。市民社会中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整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等人类历史轴心脉动的深层关怀和广角涵摄,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超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面对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出离市民社会的狭隘领地,自觉承担起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重任,与近代以来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相对照,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传统。(参见李佃来,第42页)马克思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提升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高度,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旨归,找到了以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透视人类历史之谜的研究方式,从而将共产主义建立在科学性与价值性、历史性与规范性的双重自觉基础上。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脚点实现了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转换,从根本上解构了隐匿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保守性与欺骗性,从而在人类解放的视域中实现人的自由、平等的真实性和充分性。正是这种根本性转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崭新范式,它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人类解放的光明前景中,将哲学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照亮了人类解放的道路。

   沿着马克思开辟的航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在把人类解放事业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旨归就是为实现人类解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现实的制度保障。首先,在国家治理主体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再次确认和创造性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理念和行动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其次,在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阐明的现实解放路径的生动实践。我们必须科学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发展理念,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其三,在国家治理目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目标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方向,不断为实现人类解放贡献力量。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积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把全人类解放的共同事业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从而引领着人类解放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把人类解放事业当作一种动态的、超越性的过程加以审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获得更多的认同与支持,指导人们争取并建设一个值得生活其中的更加美好的社会和未来。

   四是方法论转换逻辑: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西方哲学崇理性、尚思辨、重学理,在形而上的总体特征中构建出话语体系,开启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两千多年思辨哲学的发展历程;立足于“直观”“感性”和“经验”的旧唯物论哲学,伴随着思辨哲学的全部历程,而科学的唯物主义则被遮蔽于上述两种哲学世界观的阴影之下,并最终在唯物、辩证的视域中实现了科学实践观的超越。“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506页)科学唯物主义主张从实践出发,认为社会生活立足实践,在实践中破解世界的神秘性。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不满传统哲学脱离现实、解释世界的致思取向,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同上,第516页)鉴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哲学与政治联袂,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剥离出思辨哲学笼罩下的世界本质,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指明了现实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阈内,哲学不再是在沉思中直观不变的真理,而是在实践中直面现实的人类智慧;政治不再是神秘的理论和怪诞的行为,而是构成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解释世界”为工具,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以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学术自觉的实现指明了方向。

   学术研究当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只有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政治生活的本质,以正确的思想把握时代,以深刻的理论解释世界,以科学的实践改变世界,才能真正确立起与时代相契合的价值观念,使价值理性的崇高与美好引领人类不断走向政治文明,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揭示的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在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沉湎于单纯的思辨范畴、崇尚于本本的理论诠释、陶醉于自说自话的学术表达、满足于亦步亦趋的话语依附,等等,这些研究态度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变成书斋呓语,成为远离实践的哲学独白。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新战略、新理论应运而生,对政治实践时代议题的研究,不在浪漫言说中,也不在故纸堆中,更不可能在国外的理论中寻找现成答案。建构具有“改变世界”功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须打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藩篱,积极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发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自醒、自信与自觉,同步、同态、同构地助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创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要自觉面向人类历史,探讨社会基本矛盾与人类社会发展大势;面向经济发展,探索对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批判和超越;面向价值领域,研究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价值和民族情怀等等,以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为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工作者都应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独特功能改造社会和改变世界,不断开辟和引领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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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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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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