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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文学史的对话——以“互文性”探寻现代女性成长主题

更新时间:2020-09-06 22:48:39
作者: 郭力  

   摘要:回望百年文学史女性创作,女性主体成长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并且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密切相关。现代女性成长与解放也是不断被思想文化建构的现代性内容之一。本文选取《青春之歌》《玫瑰门》《长恨歌》三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考察三部作品主人公作为知识女性人生起点相近而命运却截然不同的故事,从林道静参加革命自我成长的圆满性,到司漪纹、王琦瑶新社会自我成长的历史悬搁过程,通过个体生命历程的比较,明确女性成长路径的差异性,而女性成长故事构成了文学史上主题互文性的对话结构。几代女作家关于女性成长的思考都带有现代思想启蒙意义,其笔下形象本身具有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以及与女性解放宏大叙事话语之间的落差,都说明了现代女性成长的时代命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故事。

  

   关键词:互文性; 女性成长; 《青春之歌》; 《玫瑰门》; 《长恨歌》;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女性求解放求发展的道路走过了100年。今天,关于女性解放的话题依然是一个时代的命题,尽管女性解放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从现代女性精神发展轨迹和社会女性面临的切身问题来看,“娜拉”依然在路上。100年的时间, 文学如何想象和建构女性成长问题?哪些作品以镜像的寓言方式见证了现代女性的成长过程?有关女性成长的思考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文学史上不断以互文性展开对话探寻,在历史不同时空中,折射着女性所面临的自我存在和成长路径问题。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时间轴,女性成长和解放会因不同时代作家的思考创作,而呈现出对话探寻的互文性特征。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作家对相似问题思考结果的不同?作家所处的时代语境是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其创作背后的意识形态冲动会融进国家、地区、阶层、民族、性别等方面,而女性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家庭等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选取当代文学史中有关女性成长主题的三部长篇作品《青春之歌》《玫瑰门》《长恨歌》作为参照,认为三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关系到现代女性成长的命题,特别是主人公林道静、司漪纹、王琦瑶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开始人生起步,时代相同,道路选择却不同,三部作品因主题、历史语境、性别因素构成文学史“互文性”对话体系。

  

   一、启蒙年代:新女性人生选择的多种可能性

  

   回顾中国百年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女性创作的思想资源,而“现代女性”一词也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现代符码而存在。借五四时代风雷“浮出历史地表”(戴锦华语)的新女性作家群体,如我们今天熟知的女作家冰心、冯沅君、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现代新女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启蒙的成果而存在。五四时期女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与五四文学践行“人学”密切相关,思考女性解放这一问题的大前提是首先作为人的解放。作为“五四”的文化精神遗产,关于女性的成长和作为人的权利的争取,也一直是女性创作一个长期探讨的问题。

  

   “五四”这一宏大的历史语境为后续的研究者带来了源头活水。“五四”这一历史文化事件与国家、民族命运关系的思想建构关系重大,在今天已经转化为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知识话语生产体系。其中百年中国现代女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有“女性解放”这个同样宏大的命题的建构。女性解放与国家解放、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关系,即使在现在也依然是意识形态建构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在历史幽深的空间中,这一宏大建构并不能清楚表达解放之于新女性切实可感的生命感受,以及在历史机遇中人生选择的明确方向。如五四时期冯沅君《旅行》、庐隐《海滨故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所表达的新女性精神困惑在行文中清晰可见;解放初期杨沫《青春之歌》和宗璞《红豆》,都描写知识女性转变为革命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铁凝《玫瑰门》、王安忆《长恨歌》、蒋韵《栎树的囚徒》、徐小斌《羽蛇》等家族叙事,以20世纪百年的历史视野,叙述着现代女性成长与解放命题的时代艰难性。这其中始终蕴含着有关女性现代启蒙的思想命题。观察20世纪女性文学创作,源自“五四”的启蒙话语始终回响,对于中国现代女性成长命题的反思,一直是一个历史行进中尚未完成的启蒙过程。如何触摸历史的真实,更好地理解女性精神成长轨迹,阐释其中历史发展的复杂肌理?文学以历史镜像的方式,始终提供一种历史想象的可能性。如何思考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作家的历史价值观,同时也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

  

   关于现代女性成长主题,在百年现代文学长河中始终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即女作家对现代女性从历史客体到成长为历史主体的重复叙事和文学想象。几代女作家的创作勾勒出中国现代女性开始向政治文化中心迈进的过程。新女性获得了现代文化意识,并且有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一个总体印象。但历史的演进过程曲折复杂,作家笔下的现代女性形象千差万别,会因历史时空、地域空间、阶层划分、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表现出差异性。分析现代女性气质中“现代意识”的代际区别,可以折射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本文选取《青春之歌》《玫瑰门》《长恨歌》三部长篇作为阐释对象,出发点就是看到不同代际的女作家杨沫、铁凝和王安忆,在创作三部长篇作品的女主人公林道静、司漪纹、王琦瑶初始的人生舞台时,都选择了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三个人物的少女成长期是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历史时段,从人物早期命运故事中,也可以获知人物受到五四文化启蒙和现代思想风潮的洗礼。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对包办婚姻的反抗、《玫瑰门》中司漪纹和进步青年的浪漫爱情、王琦瑶每天清晨去上海新学堂接受的新式教育,三个人物人生起步历史落脚点的相似,似乎看起来能让她们成为精神气质相近的新女性,但是在三部作品的叙述层面,由于作家的原因,对阶级话语、民族话语、性别话语理解不同,特别是对理想与现实、革命与人性、政治与性别文化之间思想张力的呈现方式不同,终究使原本都接受过新文化教育的三位女性,在小说文本叙事推动下,有了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径,为我们理解现代女性成长之路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

  

   现代女性成长主题显然关乎女性解放这个与国家民族进步发展密切相关的宏大建构。同时,作家由于代际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女性生命体验和性别意识,因此表现出关乎人自身的生命意识、个体意识、性别意识对政治话语宏大叙事规定的女性解放的偏离。从文学场景到历史场景,从文学表征再到思想建构,体会女性写作现代女性成长主题的落差话语,挖掘“现代女性”这一符码在政治话语和性别话语之间不断演绎变幻的现代意义,不仅可以看到几代女作家对于女性解放的思考,同时从创作的女性形象命运比较中,也可以反思百年来对于女性进步而言,现代思想启蒙的复杂性。

  

   二、三个文本与三种女性命运的成长路径

  

   本文把当代女性创作中的《青春之歌》《玫瑰门》《长恨歌》作为关联文本,是源于这三部长篇小说在女性成长这个问题上具有丰富的跨时代启示意义。三部长篇在共和国70年创作中具有影响力,作品中所涉及的林道静、司漪纹、王琦瑶三位女性命运过程都历经大时代风雨洗礼,不同的是《青春之歌》指向知识女性在革命运动中达成自我成长的圆满性,而《玫瑰门》和《长恨歌》中女性自我成长却是一个历史悬搁的过程。不论是女性自我的圆满还是悬搁状态,都反映出女性主体成长的个体差异性,而非一蹴而就的同一性。要理解女性命运成长路径的差异性,分析三部长篇三位主人公各自的社会身份是必要的。

  

   文学史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的界定十分明确,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反映时代命题的创作。作品选取女性人物林道静作为主人公,她完成的是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最后的转变,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有关女性知识分子革命者主体完成的历史过程,也确定了《青春之歌》在新中国文学史中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历史地位。今天从文学创作流变角度,可以看到作家杨沫也吸收了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影响,其中林道静历经三次情爱过程,革命与恋爱的关系自始至终都被设置在女性先启蒙后发展的预设框架中,注定林道静是一个被启蒙与成长的典型,所以文本叙事的权威最终显示出女性在革命启蒙话语下必须完成的身份转变。林道静是新中国文学序列中党的女儿系列中的一员。

  

   《玫瑰门》是铁凝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序列以母系家族生命史展开。小说以三代女性的发展轨迹来展现历史时代进程中女性的精神发展和裂变。与《青春之歌》不同的是,铁凝注意到革命话语对于司漪纹来说,始终是一个由于阶级出身问题而不能够完成的内在的身份焦虑。在解放初期司漪纹曾经短暂地做过小学教师和革命干部家庭的保姆,这是小说为司漪纹设置的社会身份。她力求在革命风雨的洗礼中转变阶级身份,但都以失败告终。在“文革”中司漪纹与街道办事处主任罗大妈“斗法”,不断站出来以期获得公开的合法的革命身份,但是屡战屡败的经历中断了人物向革命身份转变的过程。司漪纹以内心的强大和精神的韧性对抗来自于父权和男权的侮辱与损害,但她始终不能以劳动者的身份获得自我认知的圆满性。解放后历次运动都使她内心焦虑,其对策是主动进入社会,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假面人生和革命身份的内在焦虑加速了人性的裂变,司漪纹就像绽放的罂粟花一样,丰满鲜艳、摇曳多姿。女性精神解放的求证在压抑中变成了自我指认的焦虑,司漪纹始终不能从庄家大奶奶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她作为现代女性的成长只能存在于历史的选择中,是一种悬搁状态。也许未完成恰恰是以象征的方式标示出现代女性精神发展和解放探寻的复杂性。

  

   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恨歌》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主人公王琦瑶一生不仅是历史时空对上海女性形象的思考观照,而且是有关上海的历史变迁和新时代发展的见证人,以自己生命不变的节拍构成参照系观照大历史的演进,所以作家放言,写王琦瑶就是写上海。只不过王安忆这一次在思考女性解放和现代意识主体的时候,把人物设置在一个反向成长的路径上。作家避开了有关女性成长的启蒙话语,而以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小的切口,从社会生活的最细微处来反映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变迁。但是长于叙事策略的王安忆,把家国大事与小女儿情态结合起来,在文本中王琦瑶时刻以个体生命存在的自我体认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作家是从生命个体伦理的角度,试图通过王琦瑶一生的存在方式反观女性成长的命题。王琦瑶与多个男人的情爱方式看似个人行为选择,实际上都有着大时代多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与个体遥相呼应无所不在,所以不论是在里弄、影楼、片场还是爱丽丝公寓、乌桥、平安里,无数个上海空间的位移最后都不能安置王琦瑶的身心,这个从未开始成长的新女性只能是上海的女儿。

  

有意味的是,上述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青春起步阶段大致时间段相同,关键是在她们各自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当中,有了不同的命运分水岭和人生方向。人物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而有着不同的人生命运表现,背后原因是作家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不同理解。《青春之歌》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的主题要解决和完成知识分子最终道路选择的宏大叙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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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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