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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若平:投石问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

更新时间:2020-09-06 10:16:55
作者: 郭若平  

   摘    要:

   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式上寻求研究范式的更新有益于其学术进步。对于当代国际史学界极受关注的“新文化史”研究, 党史研究完全可以投石问路, 从中寻求适合自身学术特性的研究路径。从文化视角观察党史问题, 既可以拓展党史研究的分析领域, 也可以完善党史研究的知识结构。

   关键词:中共党史研究; 新文化史; 研究方式;

  

   促进中共党史研究学术进步的途径, 较有效的办法恐怕可以仰赖两种方式, 其一是新史料的挖掘与发现,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转借与参照。新史料的挖掘与发现往往可遇不可求, 不是主观意识想挖掘或发现就可以成功的。但是, 研究方法则可以通过合理的引介、转换等方式加以运用, 这是研究主体能动意识的功能属性。被研究的党史对象只是“沉默”的客体, 而承载这种“客体”的任何史料, 也永不自动说话, 绝不主动登场演绎历史。那么, 历史的亮相就端赖研究者的出场, 而研究者以什么方式出场“话说”历史, 其方法就值得考究。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适用性如何, 并不是一种想象性的预设, 而是一种投石问路式的探寻。任何方法都没有资格声称能够将历史解释一网打尽, 然而任何历史问题的解释, 都有资格接受合理方法的选择, 都应具备开门接受检测的心态。现在, 对党史研究而言, 假如“新文化史”这位生客莅临门前, 党史研究应当如何应对? 是邂逅领教还是闭门谢客? 看来是可以“琢磨”一番的。

  

   一、文化要素: 历史解释的意图

  

   新文化史是当今国际史学界的一种学术潮流, 它是西方史学谋求学术突围的实质性战绩。新文化史策马纵横历史学疆域, 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光景, 但直至1989年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出版, 才标志着 这一国际 性的史学“文化 转向”学术 运动有了 共同的名 称———“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之所以会形成一种学术气候, 无论作为一种具体性的研究方式, 还是作为一种观念化的理论思潮, 它的学理背景都来源于对传统研究模式的不满与反抗。1963年, 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E. P. 汤普森的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 正是这种“不满与反抗”的滥觞。这部历史著作以“形成”这样的表达来分析 工人阶级 的出现, 与传统研 究模式中常常使用的工人阶级“产生”迥异, 显然不是用语的随意性挪用。过往的分析通常是从社会结构或经济状况中, 推导出工人阶级合乎目的性的“产生”。汤普森拒绝这种解释历史的观念, 认为工人阶级作为一种阶级存在, 是一种在动态的主客观关系中“形成”的历史现象。这种历史意识意味着分析“工人阶级”的产生, 不能径直地借助社会学式的生产规模的扩展、职业分工的增加、劳动者数量的增长等计量化经济要素来确定, 最精巧的社会学论证也编织不了“工人阶级”的存在图形,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 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1。在这里, “自身的形成”是一种极具深刻蕴涵的观念, 它强调对工人阶级出现的历史分析, 不能把构成工人阶级的一系列统计数据作为该阶级出现的“原始资料”, 相反, 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出现, 看成是在一定社会文化关系中“形成”的历史现象。

   在汤普森看来, 工人阶级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中“形成”, 其“形成”方式是由工人生产生活的“经历”和阶级意识的 “觉悟”所构成。就“经历”而言, 只有“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 ( 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 , 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 益, 他们的利 益与其他 人不同 ( 而且常常对立) 时, 阶级就产生了”; 就“觉悟”而言, “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 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2。尽管构成“经历”与“觉悟”的诸多要素并不能直接归入经济范畴, 但汤普森并不认为二者可以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而存在。相反, 他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复杂的生产关系中“形成”, 只不过不能将其误解为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试图用精确的经济数据来确定其出现过程。

   对于这种历史认知方式, 马克思也曾揭示过。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 马克思对阶级的“形成”作过一个比喻, 称波拿巴王朝的法国小农如果只是处在“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关系之中, 那么, 这就犹如把一个个马铃薯集成一麻袋, 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是,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 就这一点而言, 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 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 形成全国性的联系, 形成政治组织, 就这一点而言, 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2。显然, “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等要素并非仅仅是物质性的, 它同时是文化性的。因此, 阶级的“形成”需要有这些文化性的经验“经历”, 并且在这种“经历”中, “觉悟”到彼此间具有某种广泛的政治性“共同关系”, 这时, 阶级的“形成”才能够成为现实。可见, 马克思所论述的, 与汤普森“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4的看法存在若合符节之处, 都强调仅仅是一些群体或阶层的存在, 并不足以构成阶级, 阶级的出现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文化关系。

   显然, 在汤普森或 马克思的 历史意识 中, 与经济关系不同的文化要素同样可以构成解释历史的前提。当然, 新文化史的理论灵感主要来源于汤普森而不是马克思, 但这并不妨碍其解释历史的可行性。新文化史“一方面, 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 也就是说,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范畴之内; 另一方面, 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 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 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5。就历史意识而论, 新文化史追问的不是“文化”现象是什么, 而是这种现象在解释历史时成为什么。这也就是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所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 新文化史所遵循的是一种新的‘范式’”1。所谓新范式, 主要是指新文化史试图突破以往那种将文化置于历史观察被动地位的分析模式, 而将文化的存在看成是历史变迁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另一位新文化史家林·亨特也强调: “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先于或决定文化关系, 它们本身就是文化实践与文化生产的场所———对文化生产的解释是不能从文化外经验维度推论出来的。”2按照这种认知, 显然可以推导出一种历史观念, 即任何一种文化实践尽管必须在经济和社会关系这样的“场所”中生产, 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关系之于文化实践就享有优先权, 不仅如此, 文化实践反而能够塑造经济和社会关系, 能够改变社会经济生产的状态。新文化史的核心历史意识就是确认在历史认识域里, 文化具有解释历史变迁的功能。

   按照常通的史识, 文化生产受一定经济社会关系的制约, 可是一旦文化成为解释历史的主导要素, 似乎就会颠覆文化生产与经济社会的主仆关系, 继而推论出历史解释客观性的丧失。但是, 这恰是出自于对历史认识功能的误解。在新文化史的观念中, 社会经济关系已经先在地制约着文化要素的作用, 文化要素的自主解释功能是建立在历史实在本体基础之上的, 所谓“承认‘客观性’自身实际上已成为了历史, 而历史学家们恰好被委托去书写它”2正是此意。如果不是如此, 任何文化实践的历史解释都可能导向虚妄。其实, 在现代历史哲学发展史上, 恩格斯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时就指出: “经济状况是基础, 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不论是创造历史还是认识历史, 构成历史最终动力的是“一个总的合力”, 其中“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此中提示的是, 历史认知方式可以从各种复杂的文化要素入手, 这既源于文化是历史“合力”的构成形式, 又源于文化承载着历史解释的功能。新文化史在历史认知上先在地将社会经济要素置于“已成为了历史”的位置上, 直接将文化表征作为历史的解释载体, 并且试图从中揭示文化蕴涵的社会意义, 这并不意味其对社会经济的存在熟视无睹。

   新文化史解释历史的意图就在于“强调人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5。这种历史意识在方法论上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历史研究, 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的历史实践都存在着与之相关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 诸如政治的文化史、经济的文化史、社会的文化史、思想的文化史等, 都是以文化的视角介入相应历史的变迁空间。就历史的存在形式而言, 这种“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同样深藏于中共的历史变迁过程中, 对其展开切中肯綮的解释, 就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经济分析模式, 因为文化密码的破解, 只能通过对文化机制和知识生产的分析才有可能。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 恰恰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揭示历史变迁背后的动机、心理、心智、意义、行为等功能的方式。在历史存在方式上, 这些都是非物质形态的要素, 既不能用计量方式进行测定, 也不能用社会经济史进行结构化研究, 它只能借助于分析语言、话语、文本、符号、象征等文化表征形式来实现。实际上, 文化表征本身就是党史作为历史存在的一种现象, 通过新文化史的治史取法提示, 使党史研究不但可以借重其资源而别开生面, 而且使党史研究由此转向以文化要素为出发点的历史分析。

  

   二、在共相与殊相之间博弈

  

   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对话空间, 由于双方的史学同构性, 使得党史研究可能介入其中而形成历史解释的自足性。但问题在于, 面对这种“介入”, 研究者可能陷入两种认知尴尬。其一, 党史传统研究方式早已积淀为一套知识体系, 原本并无所谓的新文化史的惹是生非, 照样硕果累累, 现在有必要自找麻烦吗? 其二, 研究对象的主体转向, 挑战的不是问题本身的存在, 而是问题提问方式的改变, 这就涉及思维方式的置换, 历史观察的直线式视角被切断, 党史的历史叙事如何可能? 这两方面认知所产生的疑虑, 与其说是党史研究试图变更学术视域所造成, 倒不如说是党史研究因新文化史提供的历史解释方式所引起。因此, 在知识共同体的意义上, 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谋求可通约的互为交流的契合点, 建构可阐释的互为介入的涵盖面, 应当是获取合理认知的路径。

   对中共历史上发生的任何史事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研究, 都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进行分析、描述、解释、评判的一 种心智行 为。这种心智行为的独特性, 就在于它是由研究主体来实施的, 并赋予研究客体以意义, 而研究主体采用何种手段对历史进行意义解剖, 都意味着试图使早已逝去的历史发出回声。如何才能接收到这种历史“回声”呢? 长期以来, 党史研究者费尽心力, 试图探索再现中共历史发展变迁的有效方法, 为此还为学科性质而争论不休。实际上, 中共的历史在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存在巨大张力, 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完全可以在这种张力之间展开。中共的历史既是一部置身于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政治性历史, 也是一部置身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性历史。这种双重身份正是引发晚近所谓“革命史”方式与“现代化”方式争执的内在根据。但是, 争执的意义无论如何, 都改变不了中共历史原有的内在双重叙事的特征。

中共党史蕴涵的是一种政党行为的历史, 它既是作为政党的组织政治行为的历史, 也是作为政党的社会活动行为的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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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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