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英：清末博学鸿词科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振”
在张之洞看来,传统文学为道德伦理之外在表现,而道德伦理又为政治统治之思想根基,彼此联结。通过对文统的规范来重振学统,进而恢复道统,其最终指向乃在维护政统。因此博学鸿词科之设,名为提倡中国文学、保存国粹,而其背后的真正动因是企图维持有利于统治的社会文化秩序。这便将其与当时轰动一时的国粹保存运动判然区分开来。当时倡言保存国粹最有力的“国粹派”,其关注之点固在传统之学,但“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36),且认为“我国之所有而适宜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37)。故国粹派实将国粹之学的发展视为“开放的、可依据时势变迁和吸纳适宜于自身国情的其他文化因素而不断自新的过程”(38)。国粹派诸人固然一方面坚持传统文化的本位主义,另一方面则“奉达尔文、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为无上的真理”,或许不如论者所说“表面上认同于中国文化,在实质上则认同西方的主流思潮”(39)那么严重,但从其著作无论思想还是形式皆受西方学术方法影响来看,至少是倡导中、西会通的。而张之洞领导的博学鸿词科则是自觉地站在了西学的对立面。这从其一方面推重桐城派诸人成为应试主力,另一方面规定“此次考试鸿博,系为保存国粹,各卷不得参用新名词”(40)的态度可以看出,其召试特科的目标预设乃在于重新确立雅正的文学传统。
桐城派以其标举的“清真雅正”的文风为二百余年来官方倡导的文章典范,对其推重本就昭示着树立文学正则的意图,而“新名词”的禁令又明确表示在语言形式上对新学语的拒斥。这样的标准显示了官方对于文学在审美与功能层面的要求,但这种固定风格的坚持亦会导致将文学视为封闭的结构而使其失去自新之机。决策者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就张之洞而言,实为有意采取此种保守策略,因为他认为文学风气的转移与文教事业的兴衰休戚相关。如他所制定的《学务纲要》便强调:“中国文学一科……但取理明词达而止,以能多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词华。”(41)而对当时已然出现的务新求奇的文风痛加挞伐,称应“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又谓:“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又若外国文法……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42)由此可见,这次召试“博鸿”而要求清除新学语对文体的污染,实与张之洞的一贯主张相契。
廓清西洋学语对中国文学的渗透以维持文体之纯正,并进而挽救日颓之风教,实为此次“特科”的举办思路,清晰地显示出藉此扫除文坛尘氛、重树“雅正”文学轨范的意图。
三、对开考博学鸿词科的异议
博学鸿词科的开设,是张之洞将“湖北模式”文教改革经验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在国家层面推广的尝试,体现了他以文学为切入点进而恢复、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努力。如上文所述,其最终指向乃在于维护政治统治秩序。然而威权人物行改革之事,在具体操作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意志的印迹。各派力量交掣的晚清政局,这种由一派主导的改革必然会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阻力,因此隐现于背后的政治力量的交锋也就令“特科”的诏开难以顺遂。晚清大吏以兴办学务见称者,除张之洞外,还有袁世凯。此次举办“特科”背后的政治抗衡力量,即是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派政治集团。
张、袁二人虽在政治、军事上时有合作,然而却一直暗中较劲,互争雄长。谋求统治秩序之稳定,为二人之共识,但在具体施行方案上又各怀主意,时或龃龉。即以学务一事而论,《奏定学堂章程》为张之洞设计并颁行全国,然而却并未得到认真落实(43),这自然与学部高层如尚书荣庆、侍郎严修皆为直隶一派且对该章程不无微词大有关系。张之洞对此甚为光火,以致甫一接任管学大臣,便有整顿学部之举(44),而提倡博学鸿词科,亦可视为其整改学务计划的一部分。只是这种整顿的推行并不顺利,博学鸿词科的举办同样步履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见难以统一。“据学部人云,举办‘博学鸿词’一事,系张文襄所发起,枢府、学部诸公均不甚赞成”(45)。而学部尚书荣庆甚至对此举公然表示异议,媒体云:“日前由枢臣与学部尚书荣相国提议举办博学鸿词之事,闻相国之意颇不赞成。据云此事固为保存国粹起见,然恐士风趋重浮文,轻视实学,殊于教育大有关碍。”(46)即此可知张之洞推行博学鸿词科所面临的内部势力的掣肘。
几个月后,首请诏开“特科”的俾寿便在京察中被以“声名平常,未孚众望”(47)为由发回原衙门行走,受到了处分。而事实上其之所以被打击,就是因为请开博学鸿词科(48)。随后又有与直隶派关系密切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停试“博学鸿词”(49),其奏折虽被“留中”,但也显示清廷内部对于举办“词科”仍是异见重重。
不仅朝廷如此,民间对于政府筹办博学鸿词科同样充斥着质疑的声音。晚清文化政策的主旋律是兴实学、办学堂,政府从改八股为策论,到停废科举、兴办学堂,效法西方规划新学制,十几年中不断弃旧迎新。而忽有效法前代拟复“特科”以提倡传统文学之举,这在已经习惯了西化变革并憧憬由此民富国强的人群中必然会激起不小波澜,一时议论纷纷,皆以为旧学不足用。如有人指出:“丁兹竞争时代,无教育不可谓国民,岂工文章而可为官吏……何居我国当轴者,操吾民生死之权,居同国休戚之地,乃眷眷于博学鸿词科哉?”(50)甚至有人暗讽此举系为科举招魂:“不谓在廷耆宿,罔知朝廷用意之所在,相与希旨望风,妄为尝试,以致所谓经济特科,所谓孝廉方正科,所谓博学鸿词科者迭起环生,不一而足。而影响所及,在下者复推波助澜,务以挫学堂进步之机,挽科举垂绝之运。”(51)指出所谓博学鸿词科,“名为提倡文学,恐反有破坏文学之忧;名为搜罗人才,恐更蹈搜罗骨董之诮”(52),尽显犀利之刺讥。张之洞本人也因晚岁倡保国粹与前半生力兴实学不同而被讥为“两截人”(53)。
作为晚清学务改革的主导者,推行新式学制一直是张之洞勠力不移的方向,因此他自然不可能有恢复科举的意图,这从其对待请复科举一派的严厉态度即可知晓。他始终认为“新学”与“旧学”可以并存,强国富民之道自以“新学”为佳,但维持社会风教亦不能废“旧学”之传统,“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54),但这样的用心显然并不为多少人所能理解。
四、结局与影响
尽管也有人从旧学衰微导致风教沦夷的角度对博学鸿词科的开办持认同意见,如谓:“文明开化之国,未有不宝贵其本国之文艺、学术,相与研究而诵习之者也……吾国自废科举、改学堂以来,类皆弁髦古学……轻弃祖国,崇拜外人,爱国心必因此而薄弱,于吾国之发达大有影响……则开博学鸿词科为不容已也。”(55)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之际,社会由传统朝向现代转型,传统秩序随着旧制度的变革而逐一崩溃,则赖其生存的文学传统又何能独完?对于多数人而言,在震惊于西方文明强大之余,唯思努力效法以接踵其后,甚至认传统文化为致弱之源(56)。更有甚者,因西学流播对统治秩序的侵蚀,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被视为新机发动的预兆(57)。而官员们对此事的因循拖延同样表明他们对这种“逆时代潮流而上”的做法并不支持,故学部虽通咨各省举荐应试博学鸿词科的人才(58),但响应者寥寥。虽经张之洞屡屡催保(59),各省仍迁延依旧,以至于原定试期不得已一再展缓(60)。而自宣统元年(1909)六月初四日张之洞因病告假,朝中便无人再主持此事。至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去世,此议遂罢:
政府以博学鸿词科各省保送者甚属寥寥,现时经、文各科大学已将次开办,博学鸿词未便再设一格,转使士习多歧。因拟决定将该科实行停止,不日即行具奏矣。(61)此时距张之洞去世仅仅五十天,可以推想,其草草结束与荣庆等人重掌学部大权不无关系(62)。
博学鸿词科未能成功举办,张之洞重振中国文学的愿望也一并落空。但其在西学大昌的时代能觉察到西盛中衰所产生的流弊,并进而力图补救,则不能不说具有前瞻眼光。而随后发生的事实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担忧。宣统二年二月,分科大学正式开办,经、文等学列为众科之一,然而学生寥寥,几有不足额之虑(63),且学生国文水平亦较差(64)。此由时人对传统学术的价值视如敝屣,有人甚至称:“青年正当浚瀹其新思想,发展其新议论,而反使之埋头故纸堆中,以求所谓古文学者……此真不达时势而已。”(65)在这种趋新风气影响下,传统文学日益衰落,当时的学术名家恽毓鼎在评阅学生国文试卷之后,亦不由感慨:“廿四卷中,粗为清通顺适者,两卷而已。斯文至今真大劫也。”(66)即此可知传统学术凋敝之惨状,亦可见张之洞等人的道丧文弊之虑实非无因。
“博学鸿词”之议虽未能如愿引领时代的文化走向,但适逢“保存国粹”呼声方兴未艾,又经历长达一年有余的筹备时间,因此对当时的文化环境仍具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相关书籍的热销:“《词科掌录》一书,目下厂肆需二十金,近因开鸿辞科,其价更昂。”(67)“《四库全书提要》……诚艺林之总汇也。现议开博学鸿词科,非得此无由考镜。”(68)与“中学”相关的书籍也在销量上有所提高,而新学书籍的销售则出现下降。1909年有人曾对书籍销售情况做过调查,谓:“尝与各地老书肆中人过从,相谈询其旧书之销路如何。彼等尝曰:‘自有学堂,《论语》《孟子》诸书销路大减。至停罢科举后,其减益甚。一二年前稍稍增多,年来已复其旧矣。’又闻诸新书肆中人云:‘各种教科书之销路,以丙午之春(即停科举之翌年)为最佳。自是至今,江河日下,大有不可终日之势。’”(69)书商的闻风而动说明在此前后,以博学鸿词科为代表的重振传统文学的举措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透露了另外一面的信息,即振兴传统文学与发展西方实学没有能够做到张之洞所期待的“并行不悖”,而仍旧保持着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新、旧双方以相互对抗而非相互融合的面貌呈现,其间难以弥合的界限注定解决分歧只能靠一方战胜另外一方。在破旧立新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晚清,这种不可调和的态势似乎早早便为议开博学鸿词科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光、宣之际的博学鸿词科,正是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有感于传统学术的衰落所导致的民族文化特性的沦亡之危,意图用举办“词科”的方式来振兴“中国文学”,抵御西学对传统文化形态的冲击,纠正当时文教政策过度重视新学所产生的社会弊端,进而维护政治的稳定。其实施方案即以文学为切入点,通过对“清真雅正”文学典范的推重,抵制文学领域淆乱文体的革新风尚,以维持中国的文、道统绪。进一步而言,也是用文化的自我体认来化解政体的变乱危机。然而在传统不断消解的文化环境中,依靠“博学鸿词”这一古老的科举名目来振兴传统,以文学为重点选择与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学变革风尚的对抗,本身就存在取径过于狭隘的缺陷。这种过于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也使得这场博学鸿词科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更由于其根本目的旨在维护飘摇的政治统治,即使其一再宣称此举为“当时急务”,也仍显得口号与目的之间存在差异、缺乏高屋建瓴的文化导向意义。因此,同样是在“保存国粹”的口号下弘扬传统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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