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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恒:1994.04.20中国接入互联网

更新时间:2020-08-31 20:23:13
作者: 胡启恒  

   中标国内首个示范网络项目

   中国早期接入互联网的时候,我是中国科协的副主席。当时计算机学会挂靠在计算所,而计算所的上级是科学院,我是主管这个领域的。当时的院长让我做计算机学会的理事长,说这个学会很重要,又挂靠在科学院,勉为其难你也得做。

   1989 年 8 月 26 日,经过国家计委组织的世界银行贷款“NCFC”①项目(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论证评标组的论证,中国科学院被确定为该项目的实施单位。同年 11 月组成了“NCFC”联合设计组,这是国内第一个示范网络。

   在招标、评标的时候,我主管的学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组织了很多的人,关起门来干了很长时间,他们很努力、很辛苦。我们的标书、答辩只比清华和北大多了 0.7 分。当时我很紧张,现在讲究关系,这 0.7 分很容易地就被人家抹掉了。我就赶紧去找计委的副主任张寿。②我说张寿同志,我们这个招标可是在计委正式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个招标分数算不算?张寿说你放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要是讲人情什么的,我讲不过来,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有人情、都有背景,我跟谁讲去。有了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当时是 NCFC 项目管委会主持人。管委会的组成,是计委和科学院协商的。回想起来,我还要感谢当时教委的领导。我们牵头,清华、北大肯定是非常不服气的,我都看得出来,就差0.7 分,凭什么你们科学院牵头?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千万不能打架。作为科学院,我们一定得承认他们的强大,承认他们的优秀,虽然科学院领先了,但是我对他们非常尊敬,一个一个的去拜访。在成立NCFC 管委会之前,我拜访过教委主任朱开轩,③ 他对我说:“你放心,我们的学校没有中标,他们的心情确实不好,但我们会顾全大局,一定会尊重牵头单位。你们的责任很大,要对国家计委负责,要对世行这笔贷款负责,所以你放手干,管委会决定了就干,不必事事来教委汇报。”这个项目本来是跨部门的项目,是科学院和教委两个正部级单位之间的事情,要讨论 NCFC 的工作怎么做、钱怎么用等,如果要在两个部门之间扯皮太困难、效率太低。所以,朱开轩主任授权NCFC 管委会来决定跟这个项目有关的事情,这对我们牵头单位是最大的支持。

   然后,我又去拜访了两个大学的副校长,清华大学参加管委会的是梁尤能④副校长,他说,你不要有顾虑,虽然我们的技术队伍很不服气,但是我们一定会在管委会里团结合作,大家一定要把这任务搞好。梁校长这样的表态,我就放心了。所以后来 NCFC 工作一直非常顺利,大家团结合作,非常愉快,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摩擦。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摆在桌面上公开讨论,钱怎么用,都向大家报告。

   NCFC 项目如果是学校主导的话,我想我也会来做这件事,因为当时科技界对互联网要求确实非常迫切。像我们科学院的高能物理所,跟西欧核子研究中心(CERN)有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⑤记录下来的数据是海量的,双边要交换这些数据,怎么传递呢?都用 X.25 ⑥那个包交换,等于是一种打长途电话的费用,贵得不得了,给他们的那些科研经费,差不多都交了邮电部的电话费了。所以他们的要求非常迫切,一定要采用计算机直接联网。

   1993 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国家示范网络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清华、北大校园网,还有科学院中关村地区的 40 几个所,这三个校园网都完成,主干网也连上了,就在等候验收了。

   自筹资金 · 游说美国 · 接通互联网

   NCFC 项目有 420 万美元世行贷款,是计委向世行借的钱,另外 500 万人民币是计委匹配的,加在一块有 5000 万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

   那时计委接到很多的报告,包括科学院、清华、北大,还有很多学校,都提出要购买超级计算机。计委考虑都买不行啊,干脆我们出钱,跟世行借钱,买一个大机器,然后大家都联网,来共用这个机器,大家都联成网,连到一个计算中心。当时的任务书里并没有考虑接入互联网。

   但是由于巴黎统筹会①不肯卖给我们高性能的计算机,而我们的技术队伍不能停下来等着做工程,怎么办呢,能不能用国际联网来解决?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我是代表,还有一个局的代表,两个学校,总共 6个方面的十来个人一起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应该国际联网。

   可是任务书里没有涉及国际互联网,就得自己拿钱,因为任务经费是不能动的。科委的冀复生司长②说可以出,大概 300 万,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代表师昌绪③先生(后来换成了陈佳洱④先生),表示可以匹配,大约是 200 万。我就说,剩下不够的由科学院兜底。

   接着就去跟邮电部商量,首先是国际互联网这条线要邮电部的卫星通信线提供,这条线是通过北京郊区的一个天线传到卫星上,再传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海底光缆。我找朱高峰⑤副部长谈了两次,说这个国际联网是国务院批准的,我们又不盈利,租用信道不能要那么多钱。朱高峰副部长还是很开明的,为我们破例开放了。

   联网的事在美国遇到了障碍,我们找了很多人,包括美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我给他写了信要他帮忙。他说已经尽了很大努力。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下面管网络国际合作的斯蒂芬 •戈德斯坦⑥来信也说,“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确实有一些技术以外的障碍,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如果美国对我们很开放,让我们直接进入,也就不用报批,现在这事情卡在技术以外的障碍上,要是和美国官方交涉,没有政府做后盾不行,我就跟周光召⑦院长提出,科学院要赶紧给国务院起草了一个报告,强调互联网是科技进步和国际合作不可少的。

   恰好就在我 4 月 10 号去美国之前,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的批文来了,邹家华也批了意见,还有其他一些领导。我要利用赴美开会以外的时间,去办这件事。先是找了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任尼尔 • 莱恩,⑧他说这个事要找斯蒂芬 • 沃夫,⑨他是自然科学基金会管国际合作的,当时没有在华盛顿。后来找到了斯蒂芬 • 戈德斯坦,他管网络国际合作,当时尼尔 • 莱恩也在场。我向他介绍了我们这个 NCFC,就是两个大学还有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的科研项目,我们有许多国际合作,需要互联网。尼尔 • 莱恩回答说可以啊,我问需要不需要签署一个什么文件,他说不需要。

   至于尼尔 • 莱恩为什么爽快地同意,我想可能跟当时美国互联正处于商业化前夜有关。美国互联网的三个阶段分别由国防部、NSF 和DOC——商务部来管,1994年尼尔 • 莱恩一定知道,自然科学基金委管这个互联网已经管不了多久了,马上要交商务部,等到商业化后,科学院总会进来的,还不如先让科技界的进来。

   很快,我们团队的技术带头人钱华林①就告诉我:通了!这一天是 1994 年 4月 20 日。

   .CN 服务器落户中关村

   1994年引进来以后,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cn设在什么地方。当然不是理所当然放在科学院,但我跟科学院的人说,要好好争取,认真研究这个域名怎么管理,做好技术方面的准备。钱华林对国际上这些组织比较熟悉。有个APNIC,②是管亚太区分配 IP 地址的,他就出主意,把他们一个直接跟我们沟通的、管 IP 地址的人请来。我知道,.cn 服务器到底设在哪儿,最后要报告 APNIC,APNIC 才能把根服务器上面中国的 .cn 的服务器的地址、IP 地址确定下来。来的人叫戴维,他说,条件是在中国没有人提出异议,没人跟你抢才行。当时的互联网管理就是这样,非常民主,不是看有无政府批文,而是看你有没有技术条件。

   我觉得科学院那个队伍确实不错,我们有条件。所以我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把科学院的一个计算中心给重组了,使之变成一个以网络服务为核心的所。大家商量,也都同意把这个计算中心改组,建立中国科学院的网络信息中心CNNIC,③科学院党组也同意这个意见。改组工作,在 1994 年到 1997 年之间就完成了,组建了一支很年轻的队伍。我跟他们讲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不是科学院一个随随便便的所,你们这个所不是以研究为核心的,而是以服务为核心,你们服务的对象就是这个网络,是互联网。

   这个队伍为 .cn 管理做了很多准备,还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权威们的认可。接下来,我把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的准备情况,人员队伍,为 .cn 服务器所做的技术上的准备等等,打了报告,报告给新成立的电子部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吕新奎,④提出要为国家来管中国的顶级域名 .cn 服务器。吕新奎亲自来看了看,觉得可以,加上对科学院的信任,批复同意科学院意见。

   我还考虑到 CNNIC 来管 .cn,一定会有很多行政上的事情得协调,我提出要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邀请一些企业、科技界、学者、政府主管部门等参加,企业主要是电信,有何德全、曲成义等学者,政府部门就请邮电部来当委员会的副主任,我担任主任。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一是沟通,二是协调关系。CNNIC 这帮年轻人很能折腾,带头人毛伟很有开创性,他邀请了一些法官,做了域名仲裁委员会,这是一个创举。他没有先去找司法部,而是先从愿意为互联网做些事情的人开始,邀请了一个年轻的法官来参加,又找了一个年轻的法学家,然后逐步扩充,发生域名纠纷的时候,就开这个仲裁委员会。如果有纠纷,仲裁委员会一判,两边就不用上法院了,省了钱,也省了时间。我非常鼓励他们干这类的事情。如果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和障碍,工作委员会可以赶紧向邮电部报告来协调解决。后来邮电部变成信息产业部的时候,还是派人担任 CNNIC 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那个时候国信办还没成立。

   后来,中国的域名成为一个产业,大概有几万人就业。我现在还觉得由科学院来管,对中国比较好,得益的是中国,这跟国际上的做法是一致的。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电信超前发展的政策,给互联网的普及扩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政府对互联网的政策在经济领域还是很宽松的,所以能够让那么多民营企业就起来了。所以说到这 20 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给了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这很重要;然后有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是我最喜欢的、最敬佩的一群人。我们毕竟只是一个铺垫,真正来舞台上唱戏的是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在舞台上演这么精彩的戏,你这个舞台搭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能够把互联网在中国搞得这样火的,不就是这些企业家吗?

   再往后,信息产业部调整以后成了 CNNIC的领导部门。我就对毛伟说,我说你一定要主动跟他们汇报工作,不必通过科学院。后来他们就搞得很好,毛伟直接跟信息产业部汇报,他们派人来看,还提出具体意见,比如这个跟安全攸关的事情机房的安全措施还不够,供电没有两路供电,没有什么紧急应急措施,需要改造。他们关系一直很融洽,这是我感到最快乐的。

   我还想说一下我们是一个团队,各人干好各人的事,我干的主要是上层关系协调,像保证NCFC合作单位和平共处、什么时候到美国交涉,这是该我考虑的。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做得真不错。我说我不过是在其位谋其政,该我做的事我都好好做了,没有因为我的糊涂而丧失时机,我该推的时候往前推了一把。这些人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见证人,亲身的参与者。

后来有人说起 1987 年王运丰①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那是当时兵器部的计算所自己需要,找到了德国 Karlsruhe 大学②的措恩③教授来帮助,发了“跨越长城、走向世界”那封邮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yangjia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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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网络空间研究. 2016年06期 第140-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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