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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吴丽华:33年前创想了“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的他,如今这样细解“双循环”

更新时间:2020-08-31 12:29:44
作者: 王建 (进入专栏)   吴丽华  
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

  

   但是,2007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变化,消费能力越来越低,反映到国内,就是我们的外贸增速开始下降。现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外需被进一步压低,我们依靠外需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

  

   外部需求萎缩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强制储蓄机制又让内部需求增长缓慢,想要解决发展问题,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成为解决方案。这也是我认为,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是一条主线的原因。

  

  

  

   用城市化保障国内大循环落地

  

   记者: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主要发展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必然,需要哪些政策措施保障其落地实施呢?

  

   王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当年我们用国际大循环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但是其中缺了一环,没有解决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问题,农村城市化问题只完成了一半,劳动者的身份转化了,消费者的身份没有转化。这样一个机制就导致了外需萎缩之后,内需无法接替上来支撑经济增长,要想实现内需支撑经济增长,就要打开城乡二元结构。

  

   我认为,想打开城乡二元结构,就要解决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的问题。现在农民工已经进城了,农村也没有太多的剩余劳动力了,需要解决的是农民工家庭进城的问题。把他们的父母、子女带进来,让农民工在城市有家庭,然后解决他们在城市的住房、社保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历史欠账,应该由政府来补上。

  

   到今天,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要用国内大循环来解决,要通过农村人口城市化,提高农村人口、农民工的消费需求来解决。所以我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需要把城市化作为我们的主战略来提。

  

   当年,我们发展国际大循环,把经济发展融入外向型经济,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成功了;今天,我们通过将农民工城市化的方式,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下半段解决了,我们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才会有效果。

  

   记者:那如何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王建:第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目标不是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而是其整个家庭进城的问题,要一块都给他们城市户口。

  

   第二,这些人进城,要解决他们的住宅和社保问题。比如,要建设大量的廉租房,因为他们没有钱在城市购买商品房。虽然打工过程中,他们存了一些钱,但是离在城市购买住房还很远,国家应该拿出土地和资金,给他们建设廉租房,这个是对过去我们发展过程中农民所做贡献的补偿。

  

   第三,还要给他们社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医疗和养老保障,必须要解决,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农民工进城后不敢消费。这部分也需要政府来解决。

  

   记者: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钱从哪里来?

  

   王建:经济增长放缓,加上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政府也没有这部分资金,可以通过发30年长期特别国债来解决资金问题,比如,每年发5万亿元或者更多的国债。

  

   目前,我们每年都会发大量的国债,企业债的规模也有几万亿。为了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问题,我认为每年发行5万亿元甚至更多的特别国债是可行的。

  

   同时,建设廉租房的资金投入,可以通过租金或者多年以后房屋以租转售来偿还。比如,农民工租赁30年,30年后,可以将租金抵扣房款,再补一部分差价,卖给他们,这样既解决了国债问题,也解决了农民工住房的问题;社保其实也一样,有了社保,农民工变成市民后才敢在城市消费。

  

   现在也有测算,比如一个农民工进城需要多少钱,5万、10万元的说法不等,即使按照每人10万元投入计算,每年解决3000万人进城的问题,也就需要3万亿的投入,连续干10年,就能够解决3亿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利用15年左右解决5亿农民进城的问题,有3亿左右农民留在农村,将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农业现代化问题随之解决

  

   记者:解决了大部分农民进城的问题,是不是现在困扰农村的生产率低下、成本过高等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王建:农民工进城的另一头连着农村。直到今天,我国还有2亿多的农民家庭,农民工进城后,同时还拥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目前我国规模化种植在18亿亩耕地中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农业生产方式还是以家庭为主体,没有脱离原始传统自然经营的农业。

  

   要想在2035年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完成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是到时候农业必须实现全面机械化,不能再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能是2亿多农民来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

  

   现在的农村家庭,每个家庭平均耕地占有量只有6亩多,没有办法实行大规模机械化,如果每个家庭50亩,或者更多,这种状态可以得到改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需要实现农村人口2亿左右,其中5000万左右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状态。要想实现这种状态,就必须让更多的农民及其家庭进城,这是一个历史趋势。

  

   落实的方式可以是,在给予进城农民相应的福利同时,让他们让渡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宅基地,留给农村那些不出来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要给予他们选择权。

  

   我把这一政策叫做“二换二”,就是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换取城市的廉租房和社保。我认为,不搞“二换二”,农民的家庭就出不来。如果给了城市的房子和社保,农村还保留土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很难实现。当然,具体的操作也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类似重庆推出的地票制度,将农村的土地进行折价,换取城里的房子和福利等等,给予农民比较灵活的选择空间。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完成进城务工人口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减少,每一个家庭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农业生产效率肯定会更高,农业生产成本也会更低。

  

   本文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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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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