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田文林:西方对中东的意识形态渗透及其深远影响

更新时间:2020-08-31 10:26:29
作者: 田文林  
刻意模糊经济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含义,通过掌握标准制定权和评判权,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和学者漂洋过海到美国,实际也很难取到“真经”。在西方多管齐下的意识形态渗透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不同程度地被“洗脑”。他们对本土文化和民众缺乏认同感,在涉及意识形态、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等重大问题上缺乏洞察力,很容易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最终使整个国家成为西方“战略忽悠”的受害者。事实表明,中东国家试图通过模仿西方实现经济发展的种种努力并不成功。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东国家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导致中东国家“去工业化”和贫困化、边缘化。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口号下,大量与伊斯兰传统价值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诸如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及时行乐等思想潮水般涌入国门。而统治者又不加区分地全盘仿效。这种非民族化的行为方式在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造成巨大的文化鸿沟,使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几乎蔓延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在 2011 年中东剧变中,那些政权更替的国家不假思索地走上靠“民主转型”谋求复兴的道路,这显然是西方多年意识形态渗透的“成果”。

   (三) 诋毁伊斯兰世界的信仰体系,进而摧毁其传统政治制度的根基

   人类从认知到实践本身就是个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过程:政策观取决于战略观,战略观取决于价值观,价值观又取决于审美观。正像科学体系建构的前提是若干毋庸置疑的公理,每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大厦的根基,就是某些不证自明的审美标准和潜意识。一旦这一上游领域遭受“污染”,使审美观和潜意识发生颠覆性变化,便会以不易察觉的速度和方式逐渐向下游蔓延,改变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导致灾难性的战略和政策。

   因此,影响和重塑对象国的价值体系,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改变其信仰体系,从而彻底摧毁其原来价值体系的根基,使相关国家精神上沉沦,不自觉地依附于西方体系。“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 这是因为,信仰体系处于整个价值体系的上游位置,信仰决定理论,理论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因此,一旦信仰体系发生转变,便会使原有的审美观念和道义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有价值体系将土崩瓦解,使国家沦为按照他国指挥棒行事的行尸走肉。

   实施这一目标的具体举措很多,包括:对民众“去意识形态化”;在现有价值体系中掺杂“杂质”,使其取代原有的价值体系,最终破坏传统文化根基;促使对象国媒体转型为市场行为主体;谋求实现社会的“个人主义化”和“原子化”;宣扬“金钱万能”;刺激民众(特别是精英层)的物质欲望,用金钱崇拜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控制人的头脑;等等。

   宗教力量则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文化渗透的先锋。从 16 世纪开始,梵蒂冈教廷就与黎巴嫩的马龙派保持联系,马龙派的牧师经常到罗马和巴黎去朝拜。到 19 世纪,西方列强以“保护圣地”和“基督教徒的少数民族”为借口,加紧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宗教渗透。法国的耶稣教会和美国的新教教会最为活跃。他们在叙利亚开办教会学校和学院,出版阿拉伯文古典著作和西方著述译本。教会学校则训练出新的一代阿拉伯人,使他们很快地在留恋阿拉伯古代遗产的同时,更深刻地受到西方因素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那些受过西方教会教育的叙利亚教徒,开始在埃及和叙利亚创办报纸和杂志。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而且,越是在那些受泛伊斯兰主义影响小、受西方文化影响大的阿拉伯基督教徒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就越强烈。基督教徒不可能赞同泛伊斯兰主义,因为它是用现代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古代伊斯兰社会的理想。而阿拉伯基督教徒只能通过追求一种民族的而不是宗教的新形式,来体现东方的统一和对西方侵略的愤恨。

   撇开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身正确与否不说,它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客观上撕裂了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阿拉伯民众的效忠对象在“民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左右徘徊,两大政治力量彼此内耗,最终使阿拉伯世界一事无成。

   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深远影响

   2011年,中东爆发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全面剧变。这场剧变发生于现今,但导致乱局的根源早已存在。按理说,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发展资金充裕,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实现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优厚,而且阿拉伯民族历史上也曾创造过辉煌业绩。但由于当权者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价值观政策日趋偏离正轨,陷入总体性失败处境。而中东国家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失误,西方国家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战略误导难辞其咎。

   (一) 接受“民主自由”观念,中东政治转型最终陷入困境

   第三世界国家贸然实现“民主化”,其中的风险和代价远大于可能带来的好处。这是因为,西方倡导的民主分权政体,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效率和中央集权为代价和前提条件的。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差异甚大: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几乎同时面临这些难题。一般来说,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首要的任务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而民主的发展与个人自由相连,因而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威的分散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它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后面。

   事实表明,没有哪个第三世界国家是通过“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相反,那些急于向“民主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情况下都陷入政治衰弱状态,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大国。可能恰恰是西式民主的这一“功效”,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对外推销“民主自由”。冷战期间,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因此美国并不介意中东国家政体是否“民主”,甚至主动交好那些政治制度保守落后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陷入战略迷失,搞不清“谁是美国的敌人”。但“9·11”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将恐怖主义锁定为主要战略威胁,将在中东“推进民主”视为根除恐怖主义的主要举措。在当时的小布什政府看来,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中东缺乏民主,因此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

   为实现“中东民主改造”目标,小布什政府设立了“民主援助基金”,专门向实行“良治”的政府提供紧急援助,鼓励发展中国家“民主化”。2004年2月,美国正式出台“大中东计划”,实施推进民主改革的若干举措,如支持自由选举;加强议员培训;为记者提供海外学习、培训;帮助中东国家进行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独立;支持该地区人们思考、表达和信仰的自由,鼓励独立媒体的形成;加大良治、透明性和打击腐败的力度;增加所有市民社会成员、包括非政府组织在改革中的作用等。

   2005年,布什政府将资助“民主”的资金,由2000年的5000万美元,增加至2005年的20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看似摒弃了小布什政府“武力反恐+民主改造”的中东政策,实则目标与手段并无本质改变。小布什时期成立的人道主义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暴力民主组织等,在奥巴马时期继续享受资助和后勤支持。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确立的“中东伙伴倡议”,在奥巴马任期内成为美国外交工作的排头兵。2010年10月22日,美国国务院出台《中东伙伴倡议》文件,目的是在中东直接建立“公民社会”组织,以改变对象国的内政,使其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目标。

   其“民主输出”做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进行社会准备,包括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培育亲西方力量,帮助反对派发展等;二是直接影响和操控政局,间接帮助反对派夺取政权。

   2010年,即“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一年,西方媒体开足马力,不断曝光阿拉伯世界的人权问题,由此给民众营造出一个强烈印象: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高度统一、数量庞大的阿拉伯民众,正在为实现“人权”反对压迫者。根据“自由之家”组织2010年排名,西亚北非地区只有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有三个“半自由国家”和14个“不自由国家”。

   在西方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前,阿拉伯世界在道义和法理上基本处于被动局面,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西方国家的长期灌输,加上冷战后各种革命性意识形态的退场,使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大行其道。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知识精英不知不觉间成为西方的思想俘虏,丧失了理论辨别力,沉迷于西式民主的理论与道路,导致“民主是解决之道”的观点颇为盛行。

   他们既看不到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民主而导致衰落的失败经历,也没有考虑自身国情和实际需要,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并在道路选择问题上,将“西方民主”这一“政治次品”当成了纾解困境的救命稻草。

   在政治建设中,“依靠谁,为了谁”的国体问题本应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和关键,“权力如何组织”的政体问题则是次要矛盾。然而,在西方国家“民主自由”话语的长期熏陶下,中东国家本末倒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政体、轻国体”倾向:一方面,忽略拓宽阶级基础(国体) 的极端重要性,日渐脱离人民,由此导致政权根基日趋动摇;另一方面,日渐承受乃至默认西方对其权力高度集中(政体)的诘难,丧失话语制高点。在内外交困之下,中东国家最终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并且不自觉地向“民主化”方向转型。

   中东国家长期实行的威权政体模式,本来具有民主政体难以企及的调配资源能力。但是,中东当权者脱离民众基础,政权服务对象由多数民众转向少数精英,使这种政体的优势日渐变成劣势———国家权力成为少数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换言之,阿拉伯国家陷入政权更替的历史循环,根本原因是当权者背离民众的意愿和利益,而非威权政体本身的过错。

   中东伊斯兰世界长期受到西方民主话语权的误导和压力,倒果为因,将中东国家面临的阶级矛盾问题,归咎于威权政体本身。由此不难理解,在2011 年中东剧变后,这些国家毫不犹豫地开启“民主转型”进程,将政体变革视为缓解困境的法宝。这一时期,阿拉伯学者在谈及中东剧变后的政治规划问题时,满口都是政治参与、多元主义、竞争性选举等西方话语,赞扬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使阿拉伯史学家迎来了从“独裁”转向“民主”的新时代。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民主化转型”,使相关国家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某种程度上,中东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型并由此陷入困境,看似是中东国家“自找苦吃”,实则是西方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

   (二) 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致使中东发展日趋偏离工业化轨道

   中东伊斯兰世界持续衰落乃至爆发中东剧变,直接原因就是相关国家经济没搞好。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搞不好,则是国际经济旧秩序长期冲击以及西方大国战略诱导的结果。其中,西方国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教条是导致中东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

   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过程,并日趋将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之中。然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更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扩大剥削范围,由此构成“两大剥削与被剥削的同心圆”一个是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内部及第三世界内部的剥削与被剥削。这两大“同心圆”同样会加强资本家财富积累与劳动者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相较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劳动阶级尚可通过从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的巨额利润中获得部分转移支付(各种福利补贴),从而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 使发达国家本来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下去。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阶层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最末端,他们遭受着西方资本家和本国权贵的双重剥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694.html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