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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民:中共东京支部考论

更新时间:2020-08-31 08:56:13
作者: 徐志民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顺应国际共运洪流和开展海外活动的需要,在日本秘密设立了党组织——中共东京支部。由于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中共东京支部的革命活动和人员往来虽然极其隐秘,但仍数度被毁、几经重建。面对重重困境,中共东京支部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革命理想与信念,一方面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发展党员和扩大组织;另一方面,通过策划反日游行、搜集日军情报来支持祖国的革命与抗日战争,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奋斗。更为特殊的是,中共东京支部作为共与日共联络的秘密渠道,在两党之间传递信息、联合游行、合作反战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共东京支部 留日学生 党组织 日本

   作者简介:徐志民,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分别从欧洲、俄罗斯、日本传入中国,其中日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而中国留日学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已为中外学界的研究所证实。那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日本作为向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的重镇和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大国,是否存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对此并无记载。原留日学生的回忆文章、访谈中,虽多次提到中共东京特支、中共东京支部,但多为零星片段。有学者根据这些回忆资料和其他文献,简介了中共东京支部的大致情况。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以中共东京支部成员和留日学生的回忆录、访谈、自传等为主要资料,选编了《中共东京支部1935—1938》一书,“对相关人员的革命经历的确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中共东京支部为“隐蔽精干”,被迫长期潜伏,秘密活动,因而遗存的相关资料较少, 甚至一些党员回国后也避而不谈,直到“文革”前后的 “自述”和改革开放后的回忆文章、访谈中略有提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国际共运洪流和海外活动中建立的旅莫支部、旅欧支部、南洋支部等,存续仅仅三五年,但均受到关注。反倒是几乎与近代中共党史相始终的东京支部,无论学界还是社会上至今对其仍是“雾里看花”,难窥芳踪。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档案和日本特高警察、外事警察相关文献的考察与辨析,结合中共东京支部成员回国后的回忆文章、访谈等,勾勒出中共东京支部的组织演变、主要活动及其与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管窥其孤悬海外、身在异国他乡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历程,探寻其顽强存在、革命斗争和开展党际合作的历史特点与规律。

  

   组织演变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侵略扩张,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为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适宜环境。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并与日本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樽井藤吉联络数百名同志,在1881年成立东洋社会党,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此后,日本工人成立各类劳工组织,举行罢工和反对战争。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于1898 年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引导日本的劳工运动。他们的活动虽遭日本政府猜忌和镇压,却引起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留日学生的关注。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天义报》等,在 20 世纪初便刊载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译文,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留日学生中具有一定影响。李大钊、周恩来、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等,留日期间或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交往,或学习、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

   1921年4月,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在1920年6月赴日留学前,就参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917年留学日本的周佛海,在1920年暑假回国期间受陈独秀约见,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但他与此时已经赴日的施存统并无交集。施存统在东京一方面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论著,向国内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与陈独秀、李达等保持书信联系,探讨建党问题。返回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的周佛海,也与陈独秀等人保持联系。1921年4月19 日,周佛海致信施存统,表示陈独秀命他们二人作为驻日代表,但自己明年将离开鹿儿岛,希望到京都求学,这两地均不如施存统在东京与日本人联系方便,建议他担任小组驻日代表。于是,施存统根据陈独秀指令,成为小组的实际负责人。

   施存统因频繁联系中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受到日本警察监视。东京警视厅事先侦知中共“一大”召开的消息和地点,可能“是从施存统身边泄露出去的”。即使如此,施存统在“一大”后仍发展了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10余名留日学生,召开过两三次小组会议,共同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日本警察侦知施存统参与共产国际资助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于1921年12月将其逮捕并驱逐出境。这使旅日共产主义小组遭到较大损失。1924年5月,周佛海受时任广东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之邀,从日本返回广州,出任宣传部秘书。有学者认为:施存统与周佛海建立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中共东京支部”。他们回国后,这个小组发展为直属于中央领导的中共东京支部。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确立孙中山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定国共两党按照“党内合作”方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也包括两党的旅日组织。3 月,中共党员谭平山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选派国民党左派人士郭汉鸣赴日改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郭汉鸣在中共东京支部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驻日总支部,但总支部内的左右两派围绕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和领导权斗争激烈,导致1925年冬分裂为占据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左派总支部和在西巢鸭区活动的右派总支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右派总支部竟派人打伤中共东京支部书记王树声,“抢走支部会议记录,交给日本警视厅”。日本政府遂以在“帝都宣传赤化”为名,逮捕并驱逐王树声、濮德治、谢嗣育三人。1927年,中共东京支部仅余党员10名左右。

   鉴于此,中共东京支部决定秘密发展党员,健全党的组织。1928年10月,中共东京支部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廖以仁9名留日学生秘密出席,命名党组织为“中共东京特别市委”。1929年4月,中共东京特别市委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0余名代表参加,选举李味五任书记。7月,中共东京特别市委在东京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将 “中共东京特别市委”更名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选举古杰任书记,成立特别支部最高机构常务委员会,下设由1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分散日本各地的11个支部和 109名党员;成立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加强与日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联合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活动。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发行 《反帝战线》,秘密联络日本反帝同盟和朝鲜反帝人士,决定为“保卫苏联革命”,要求国民政府将中东铁路“返还苏联”,后又商定9月4日晚8点到东京银座和中国驻日公使馆游行,结果事泄,日本警察逮捕十几名中国留日学生。10月3日,日本警察以“防止共产党助俄”、“防止赤化宣传”和“维持治安”为由,又拘捕10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12月,日本政府驱逐34名中国留日学生,包括32名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党员和1名预备党员、1名支部外人员。外务省指责他们为实现世界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与日本共产主义者联络,“导致帝国治安紊乱”,决定驱逐出境。

   日本政府驱逐留日学生的同时,继续搜捕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及其所属各地支部成员,甚至殃及与他们联系密切的人员或亲朋好友。如日本警察通过侦查长崎的华侨夜校,逮捕在该校任教的留日学生简文、李荣基、李昂鸣、朱大容等人;认定简文是长崎支部书记,李昂鸣、朱大容、王握瑜是该支部党员;指控“简、朱、李、王四名,无论如何伪装,都不能掩盖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实”。日本警察还发现居住横滨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执行委员林国珍,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横滨支部书记潘少庭关系密切,且在日本警察逮捕中共党员之际为潘少庭传递消息、毁灭证据,致使抓捕落空。10月30日,日本警察逮捕林国珍及其胞弟林国富、内弟柳颖生。经驻日公使汪荣宝几经交涉和亲自担保,林国珍于11月15日被勒令离境。

   日本警察的此次大逮捕,对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造成了灾难性影响。1929—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审判、驱逐中共党员及嫌疑者的案件共11件,其中8件发生在这次大逮捕前后。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下,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很多活动被迫停止或变得更加隐秘,一些党员被迫回国。1932 年,支部书记李葆华回国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暂时关闭。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旅日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团体,以召开座谈会、茶话会等方式,秘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但这些文化团体没有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有些互不联系,甚至彼此攻讦。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日本分会 (以下简称 “社研日本分会”)的漆宪章、习明伦等,认为方瀚、王承志等成立的新兴文化研究会是“反动团体”,后者批判前者是“关门主义”,经上海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派楼适夷赴日调解,两者“以自我批判精神反省各自错误”,同意分别解散,加入日本普罗科学同盟。

   1935年7月,左联东京支盟负责人林基路利用回国之际找到周扬,提出在东京建立党组织的请求。周扬鉴于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且自身也与中央失去联系,建议他 “在进步的留学生中建立领导核心,待我与中央恢复联系后,再来接受你们的组织关系”。8月,林基路返回东京。9月,他联合中共党员官亦民、共青团员陈洪潮等,秘密成立中共东京支部,并被推举为支部书记,陈洪潮任组织委员,官亦民任宣传委员,在留日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开展革命宣传和与国民党右派破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后来,中共东京支部党员增至50人,能够联系和影响约500名留日学生与左翼人士。1936年,陈洪潮、官亦民相继回国,林基路决定由陈健、梁威林接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1937年4月,林基路、梁威林等回国,由上海党组织接收他们的组织关系。中共东京支部只有组织委员陈健主持工作。七七事变后,根据上海党组织密令,陈健率支部成员和“文化座谈会”成员30余人返回广州。1938年三四月,中共广州市委接收了他们的组织关系。

   重建的中共东京支部由于极其隐秘,不为其他在日革命者所知,于是又有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再建。1936年暑假,留日学生卢耀武回国后找到中共党员何锡麟,介绍了东京的进步学生和文化团体,希望成立党组织进行引导。何锡麟将此意转告彭真后,解树椿也从东京返回北平找彭真,请求在东京建立党组织。最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重建东京特别支部。9月,解树椿返回东京,重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由熊唯知任支部书记,王孔昭任组织委员,王克西任宣传委员,发展党员10余名。1937年四五月,熊唯知、解树椿相继回国,王孔昭代理支部书记。6月,王孔昭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和驱逐。组织委员冯基民暑期回国前,暂定张持平代理支部书记,并将王重英等人的地址交给他。未几,七七事变爆发,张持平等组织进步学生分期分批回国,且于7月底和王重英离日回国。

七七事变后,滞留日本的进步学生和潜入日本的中共党员、革命青年暗中投身抗日战争,努力恢复中共东京支部,或建立秘密党组织。如张乐诚等5名党员化装成难民,潜入日本侦查军情,但于 1937 年8月在九州、朝鲜被捕。同月,早稻田大学留学生赵冬日、夏航等人,成立“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后于1938年2月与新知识研究会、东京反帝大同盟合并为 “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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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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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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