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崑:制造还是创造? ——中美之争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更新时间:2020-08-30 22:14:49
作者: 张崑  

  

  

   注:本文为苇草智酷沙龙第96期讲座的讲稿。扫描文末二维码可以回放百度直播视频。

  

   一、2020中美关系变局:从经贸之争到制度之争

  

   §1.中美关系及其裂痕:中美夫妻论的尴尬

  

   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急剧变化。尽管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由来已久,但还是出乎许多人事先所料。因为一种惯常的看法,正如2013年7月10日,在华盛顿的一次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国副总理汪洋以“夫妻关系”来形容中美之间彼此深度互补依赖、难舍难分的关系,这也代表着中国市场派人士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中美关系一方面争吵不断,另一方面谁也离不了谁,这不但不矛盾,反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两国关系会这样持续下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某种程度上,当时美国也有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人持类似的看法。

  

   可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每况愈下,2020年更是出现了难以逆转的恶化。那么,中美经贸的深度依赖互补关系能否挽救这种恶化?在美国创造加中国制度这一曾经如夫妻关系般看似完美的组合中,中国人拼命工作,任劳任怨,美国人躺着赚钱,何乐而不为?可是,在发起贸易战的美国总统川普看来,中美经贸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倒不是互补依赖,而是美国对中国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在中国制造业日益繁荣的映衬之下,美国制造业衰落萧条,失业严重,在这个背景下,纳瓦罗指责中国深深伤害了美国的《致命中国》论调赢得了市场,甚至获得美国总统川普的欣赏和推荐。

  

   至少在美国政府看来,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已经严重失衡,不再是互补互利了。要理解两国间从合作到失衡的这种局面,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中美经贸合作。

  

   §2.从90年代市场改革谈起: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

  

   大家都知道,1992年在中共党内出现了市场化的政策转向,随后启动了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当时,副总理朱镕基具体实施市场化改革,他分为财税、金融、投资、外贸、企业五大改革,先后进行。

  

   92市场转向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当时中央财政发生严重的困难,所以,财税改革被列为最优先的改革,这个改革目标在于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强化中央的财税汲取能力,过程虽然艰难,但经过朱镕基的努力,可以说成功达到了预期目标。而金融、投资、外贸三大改革,并不像财税改革那样需要面对强大的地方政府阻力,最终在充分准备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最难的,其实是被朱镕基留在最后的“企业改革”。

  

   1994年4月,朱镕基在视察大庆的时候表示,国企改革将是1995年的工作重点。其实国企改革,对朱镕基来说,不是新课题,三年前,1991年4月,朱镕基被邓小平调入北京,任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解决国企的困境。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国企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1980年代,企业改革的主题是“放权让利”,受农村改革“一包就灵”的启发,热衷承包制,但效果不彰。当时,西方经济学家不断指出,解决问题在于明晰产权界限,党内改革派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意识形态坚持公有制的限制,让产权界定难以真正实行。到1991年6月的时候,朱镕基认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强调内因为主”,原因是“目前管理实在不像话了”,朱镕基的药方是“工厂的领导干部要振奋精神、要抓党风,抓领导班子的作风,要讲廉政、要讲与群众同甘共苦”。显然,这些措施与其说是要经营企业,不如说要管理好群众运动、动员好群众。这其实还是毛式群众运动的套路。到了10月,朱镕基强调“技术进步”,总算与企业的业务沾了点边,但他要求的“技术进步”,除了后来被西方国家指责为技术剽窃的“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并无其他实质性内容。直到这个时候,这些企业的官方称谓还是“国营企业”,就是在经营上,还不是自主的,是受国家控制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朱镕基把“国产化”看作“最重要的质量”,毕竟站到国家立场上看问题,国家利益远远重于企业的成本算计。

  

   §3.国企单位与多余的人:社会结构转型的开启

  

   随着92市场转向,中国政府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国营企业,也改称国有企业,体现的是国家拥有产权,而不再是经营权。如果说,此前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朱镕基发挥的空间很有限。那么,92之后,市场化的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铺平,朱镕基是否就可以放手展开他的国企市场化改革呢?

  

   我们从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所有人都低估了国企改革的复杂程度。在决定开启95年国企改革的时候,朱镕基已经抓住了要害,这就是他在大庆说的,要 把“多余的人转出去”。

  

   那么,谁是“多余的人”?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把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企业单位,当时还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群众运动的单位”,转变成盈利的企业。所以,说一句绕口但准确的话:作为单位的企业单位,比作为企业的企业单位,所多出来的人,就是“多余的人”。

  

   这样的一个转变,事实上大大超出了国企改革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官方的所有理论体系,直接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衔接起来,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超级大变革。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平民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就像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平民不议论公共事务,被看作是政治成功完美的标志。但是到了近代,儒家却实现了一个大反转,反而敦促平民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顾炎武提出,后来为梁启超所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平民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

  

   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平民责任先行,权利观念却没有相应完善起来,于是,匹夫有责无权的状态下,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就成了一个社会结构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毛泽东发明了群众运动,使得有责无权的平民有了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通过领导号召,群众响应,追随先进和榜样等等一系列措施,使一盘散沙的群众得以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中共建政之后,尤其是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这种群众运动的单位,就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所以,国有企业,不仅是企业,它是有着领导、群众和先进榜样的“群众运动的单位”,还有着社会基本结构单元所需要的伴随着人们生老病死的社会功能。

  

   国企改革之后,这些社会功能怎么办?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的社会危机就接踵而至。首先是原本由单位承担的医疗保障等,转而由社会保障,但直到今天都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群众运动的单位通过解体、转型等方式适应市场的同时,有责无权的群众,并没有因为保护权利而成为责权对等的公民,但也不是没有变化。从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防水养鱼”,政权承认了个体的逐利行为。逐利的个体得以进入市场。

  

   那么,逐利的个体,如何组织,才能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凝聚力量,而不是社会的互害或解体力量?

  

   §4.以政治危机的手段处理社会结构转型危机

  

   一方面,90年代为应对这些社会、经济与政治压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与国际接轨”,并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通过接受国际市场成熟的规则,将逐利的个体引导到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去,很快形成符合国际制造标准的“世界工厂”。

  

   另一方面,市场化转向的五大改革一部署完毕,95年9月下旬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对于今后可能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新问题,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同中央保持一致”。从那之后,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危机没有解决好,就是因为干部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政权此后不断以解决政治危机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危机。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合作的形成。对美国来说,是要把中国纳入美国价值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而中国,面对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逐利的个体”,除了美国提供的市场秩序,是没有其他管控手段的,部分接受美国提供的秩序,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在国家政治和法律层面,则是严加防备、坚决拒绝西方秩序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特点的“项目制”管理体制,也就是所谓的“跑部钱进”的国家投资模式。“固定资产投资”本来是个会计术语,但在中国发展成一个具有经济学含义的词汇,并以它为核心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模式。

  

   这样的中国模式,是以“制造”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除了制造,还需要创新与创造。但是如何创造?当时的中国,创新还只能靠引进技术,所谓的自主创新,更多还是国产化程度问题。为了突破创新瓶颈,2008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千人计划”,目标对准了海外华人群体,希望通过兼职雇佣国外创新机构的人才来引进和掌握新技术。2015年,中国政府更是推出了雄心勃勃的10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

  

   我们很容易看出,面对创新危机,中国是以应对政治危机的方式,推出由政府主导的多层次的“自主创新政策”,一方面,这体现了所谓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这种政府介入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又正是西方要求的纯市场运作的经贸规则所不能接受的。

  

   §5.社会转型危机走向中美贸易战

  

   2018年春天,美国宣称“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希望迫使中国缩小贸易顺差、放弃强迫技术转让等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以提高关税的方式发起贸易战,本身就说明,对美国来说,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经贸问题。不过,对中国来说,从市场改革以来,中美之间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经贸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二、聚焦“创新”:从制度之争到秩序之争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在的运动历史观

  

中国92年的市场转向,是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说法为前提的。转向市场经济,不等于放弃自身的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过程中,中华民族被建构成一个匹夫有责的民族。但是如同乌合之众般的“匹夫”平民如何可能承担天下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68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