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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0-08-30 16:45:50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与逻辑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人类社会历史究竟是怎样的?由我的一系列论文形成的制度决定论,对此问题给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回答。这个回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真相的揭示,认为人类社会的诞生、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异化和国家的复归,都是由制度决定的。其二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真谛的澄明,认为整个社会历史的总规律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当制度发生变化时,社会历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由于制度是人的创造物,所以制度决定社会历史的实质乃是人决定。于是,社会历史的性质、主体、动因、动力、目的、过程、宿命、趋势和意义等基本问题亦能随之澄明。或许有人觉得我仅凭三个普遍性的事实为前提,就推论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与逻辑,未免太过简单和轻率。但经说理可知,并不是我把社会历史说简单了,而是人类的社会历史本来就不复杂。

   关键词:人类社会历史、社会制度、制度决定论、社会历史真相、社会历史逻辑。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此处文字略有修改。

  

   人类社会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性质、主宰、动因、动力和趋势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规律和目的?如果有,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其规律又是怎样的?

   以上这些宏大问题,既是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的各个时代的所有人都非常想知道或弄清楚的问题,同时也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社会历史哲学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某个方面的各门社会科学都必须有所回答的问题。

   自奥古斯丁至今的近两千年,学界虽然已经就此问题给出了多种回答,即神创论的回答、绝对精神论的回答、自然决定论的回答、社会有机体论的回答、结构决定论的回答、理性决定论的回答、英雄决定论的回答、文化决定论的回答和反决定论的回答,等等,但其中没有一个能够经得起推敲,也没有哪一个回答能与人类社会历史的事实基本吻合,以致到了当代,整个学界似乎已经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我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自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真正的解答,即制度决定论的回答,它分散在我这几年发表的32篇系列论文之中。[1]现在,可以在这里再集中归结提炼一下,以形成总体性的基本结论或基本观点。

   这套总体性的基本结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真相的揭示,一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真谛的澄明,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正确释义。

  

   1、人类简历

   现代人类是从距今约500万年前生活于非洲大陆的南方古猿逐渐进化来的。其间前后经历了从能人到直立人再到早期智人最后到晚期智人这样的几个阶段。其中,从本质上说,只有晚期智人才是完全形成的人,而能人、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则还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属于动物与人的中间过渡环节。

   这个进化过程大致可简述如下。

   南方古猿作为人类的动物祖先和其他动物一样,都属于特定化的动物,即只能依赖自身先天器官本能性地对应着的自然物来维持生存。后来,它们或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或是为了更方便、更安全地获取食物,或是为了应对不利于自己的自然现象,鉴于自己多次经验到的一些偶然自然现象,如滚落的石头砸碎坚果、掉下的枯树枝惊吓了自己、大树叶下淋不到雨水之类,通过运用灵长类动物才具有的简单联想力或模仿性联想力,破天荒地发明了使用树棍、树枝、树叶、石头之类的天然工具来取食、自卫、遮雨。这就开启了由动物的特定化向人的非特定化的转变之旅,并经过约250万年的时间,首先实现并完成了由古猿到能人的进化。

   能人又因现成可用的天然工具非常稀少难觅,还是在简单联想力的帮助下,发明了由自己动手模仿天然工具来制造木棒、石斧之类的自造工具。并在这个不断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长期过程中,于距今约50万年时进化为直立人。

   此后,随着自造工具的经常化和使用工具的体验的长期积累,直立人发现有的模仿性自制工具好用,有的不太好用,这就意识到了实际上存在制造出相对更好用的工具的可能性,同时也就形成了要制造更好用的工具的意识。由于在生存活动中,更好用的工具总能有更好的使用效果,于是要制造更好用的工具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越来越恒常化。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在自己的大脑中酝酿出了其他灵长类动物所没有的可超越模仿的“无中生有”的想象力,并通过运用这种想象力,先在头脑里构想某种东西,再按构想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活动创造出了自然界从来都没有相似物的东西,如带木柄的石斧之类的复合工具。从而在距今约20万年时,使自己变成了具有高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早期智人。

   起初,这些创造物只有器物形态的,随着创造力的不断运用大脑日益发达,逐渐地又有了符号形态的创造物,如语言、规则(议事规则、分工规则、性规则等)、艺术、观念、信仰,等等。当这些器物形态和符号形态的创造物,在生产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得到运用时,早期智人就过渡为晚期智人。晚期智人由于是全面性地运用自造物实现自己的生存发展,这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命活动方式,它意味着那种由动物的特定化到人的非特定化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时期已经全部完成,也意味着从猿到“形成中的人”,再到“完全形成的人”的演变过程的结束。因此,晚期智人就是完全形成了的人,就是现代人类的开端。

   人类诞生以后,为了化解一直存在于自然群亦即原始群之间的相邻为敌、相互恶斗、相互消灭的“原始群僵局”,在距今约7万年左右的时候,通过规则共定的方式创造出了一套以外婚制为主的前所未有的人事行为制度安排和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传释机制与制度保障机制,进行了或者是自然群的分群变革、或者是两个自然群的相互结盟,从而也就发明出了氏族这种与自然群亦即动物群在群体的性质和结构上都完全不同的人类组织,亦即唯独人类才有的社会。

   氏族最初都是成对的,包含两个通婚群体,或曰“半族”,后来随着世代和人口的递增,变成了包含多对通婚群体的部落,继而又变成了由两个或多个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正因为人类社会一开始在成员规模上就至少是自然群或原始群的两倍大,加之它还能不断地几何式倍增,所以那些人科物种上还没有能形成社会的其他支系的人种,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就都在与人类即现代智人的生存竞争中纷纷败北,不复存在。

   氏族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在经济上是以通婚群体为单位平分天下所有的资源,也以通婚群体为单位在各自分得的领地上进行集体生产,共同劳动,平等分配劳动果实。生产资源即土地、牲畜等生产对象类生产资料,实行的是氏族公有制。后来,在氏族社会中的家庭由氏族大家庭经辈份家庭、偶婚家庭逐渐演变为个体家庭之后,为了解决后来逐渐在集体劳动中出现的日益严重影响社会生产效果的“懒汉搭便车问题”,进行了以个体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全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革,让每个家庭都分得了同样多的耕地、牲畜,从而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

   由于人性自利,全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革之后,以往只存在于不同氏族之间的活得更好的竞争,也扩大到了氏族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个人与个人之间,并由此生发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如地界纠纷、灌溉纠纷、财物纠纷、交易纠纷和多种财物侵权行为。

   人类社会初期的公共管理是无政府的,所有公共管理人员都是非专职的兼职人员,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社会发展到大部落阶段或部落联盟阶段时,由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和个体家庭成为生产经营单位后,社会中的纠纷、冲突的大幅增长,导致了社会公务的空前繁多和兼职公管人员的不堪重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在经过一番试错之后,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公共管理者由兼职变为专职,并为之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于是,社会也就变成了国家——有政府的社会。

   由社会演变而成的国家,不论在哪个族群的历史上,最初都是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的服务性国家,亦即正常国家。但是,由于当时正常国家中的人们缺乏经验,没能设计安排出可有效预防国家变质的制度,而专职公务人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逐渐结成了以最高长官为首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开始不断利用代行公务的管理权力窃取社会制度安排权,或曰“定制权”,以为本集团谋私利。最终,原来国家中拥有全部定制权的民主议事机构被彻底架空,最高长官成为垄断所有社会定制权的独裁者即君王之类,而以其为首的特殊群体即官僚集团,也成为了可以凭借制度权力剥削压迫其他所有社会成员的统治者。于是,制度共定社会就异化为君王单独定制的制度独定社会,正常的服务性国家也异化变质为专事剥削压迫的统治性国家。与之同时,人类历史也由制度共定时代,进入到制度独定时代。

   在制度独定时代,虽然在有些地方的有的时候,君王一人单独定制也曾被多人定制即寡头定制和代表定制取代过,但其实质仍然属于统治集团的单独定制,只不过代表统治集团定制的人不再是君王而已。在社会定制权实行分封定制的国家,这个统治集团主要由王族和大小贵族构成;在社会定制权实行集中定制的国家,这个统治集团主要由皇室和各级官僚构成。

   统治集团实现统治靠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在制度意识形态方面搞“君权神授”、“人有贵贱等差”之类的欺骗性愚民宣传教育;二是在社会制度方面建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赏罚机制,以诱导服从者,惩戒不服者。但是,由于统治集团欲壑难填,且自身规模因世代繁衍和官场“帕金森冗员定律”而不断膨胀,就会在社会可控资源分配制度上日趋苛政,不断地加大剥削力度,以搜刮尽可能多的民脂民膏为已所用。苛政不仅严重地打击了所有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得所有被剥削者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或是感到活不下去之时,就会揭竿而起,起义造反。

   起义造反不外两种结局,或是被统治集团用合法暴力镇压而失败,或是获胜后改朝换代。由于改朝换代只是换了新的帝王而不是消灭了统治集团本身,更不是消灭了制度独定社会,所以它不过是新一轮的压迫剥削和社会制度日趋苛政的开始,最终还是会酿成起义造反。这就使得历史在制度独定时代陷入周而复始的重复性循环。

   这种状况直到被压迫剥削群体觉醒出“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国家乃全体国民的国家”这种由近代民主理论奠基的新制度意识形态,并由此将起义造反变成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革命之后,才终被打破。这个时点发生于17世纪的欧洲,它意味着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复归制度共定时代,从此各个已经异化的国家开始陆续复归正常国家。

由于社会及国家本来就是也完全应该是属于全民的,所以比原始民主更先进、完善的近代民主制一旦出现,很快就成为了一股来势迅猛的世界性潮流。由那时起至今,这个潮流的声势越来越大,世界上已经实现民主而复归到制度共定社会亦即正常国家的国家越来越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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