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汪高鑫:《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更新时间:2020-08-30 00:03:02
作者: 汪高鑫  

   摘  要: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 通变思维; 通古今之变; 《周易》; 司马迁

   作者简介: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史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风貌,重视通变则是其中一种重要精神。从理论渊源来讲,这种通变精神主要源自于《周易》,《周易》的通变思维是中国古代史学通变思想的哲理基础,深深地影响了历代史家的“通古今之变”。纵观中国古代的史学发展史,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旨趣以后,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认识历史、解说历史和评论史学,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

   一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思想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周易》的通变思维,贯穿于经传各篇之中,内容非常丰富。首先是强调“变”,这是《周易》的中心观念。《易经》卦爻象普遍体现出变的特点,《系辞下》关于卦爻象的变化作如是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这就清楚地说明,卦爻的本质特征即是变,“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卦象的变化取决于爻象的变动。卦爻象变化的内在根因,则是阴阳二爻的相互推移,所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而所谓相推,则不仅只是阴阳二爻相互推移,也指上下往复之消长,《系辞上》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署。”所以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孔颖达也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

   其次,肯定变易的法则乃为盈虚消长。象辞认为,乾卦六爻即是一个从初爻到上爻的变化发展过程。以人生相对照,初爻“潜龙勿用”,乃隐居未仕,所谓“阳在下”;二爻“见龙在田”,乃入仕为官,开始施展才德,所谓“德施普”;三爻“终日乾乾”,努力事业,不离中道,所谓“反复道”;四爻“或跃在渊”,事业继续进步,所谓“进无咎”;五爻“飞龙在天”,地位高贵,事业大有作为,所谓“大人造”;上爻“亢龙有悔”,事业到达顶点,开始走向反面,所谓“盈不可久”。《周易正义》以象辞解释上爻爻辞说:“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很显然,《周易》揭示了事物发展所存在的一种普遍法则:盈虚消长,或者说物极必反。所以《丰》卦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虚盈,与时消息”,也是要表述这样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正因此,文言解释上爻爻辞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在文言作者看来,只有懂得事物进退、存亡两面特性,从而持守中道的人,才可称作为圣人。

   再次,提出了“变通”的变易价值论。在《易传》作者看来,事物发展到尽头就需要加以改变,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因此畅通起来,经过变通之后的事物才能够发展得久远。《系辞下》将这一思想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便是《周易》变通思想的最为经典的三阶段说。《周易》的变通思想非常丰富,其一是关于“变通”的含义。《系辞下》说:“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里是以乾坤两卦的性能来解释变与通的,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是指筮法上的二爻互变,亦即事物上的开合互易;所谓“往来不穷谓之通”,则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推移,循环反复,便是通顺。《系辞上》也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所谓“化而裁之”,指阴阳二爻的互变;所谓“推而行之”,指爻象顺畅地上下推移。其二是关于“变通”的作用。《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就是说,爻象的变化有变有通,爻象的变通在于显示事物的变化趋势,而目的则是要指导人们趋利避害。《易传》认为,变通之义非常广大,故而《系辞上》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人们“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周易》的通变思维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认识,更是用来解说社会人事与历史的,因而也是一种历史思维。在《易传》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与自然界一样,都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贲》卦彖辞说:“关乎天文,以察四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恒》卦彖辞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丰》卦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些说法,都是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说明变易的普遍存在性。《易传》认为,圣人只有懂得通变的道理,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所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下》认为,远古时代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文明社会的过程,肯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于古圣贤君王的“通其变”,所谓包牺氏取于《离》,神农氏取于《益》,黄帝、尧、舜取于《乾》、《坤》……都是按照“使民不倦”、“使民宜之”的原则进行的变通。在作者看来,远古社会的进化史,即是一部圣王的创制史,通变史,在这种不断创制、不断变通,从而“使民宜之”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得以不断向前发展。

   《周易》的通变思维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很大,成为其通变精神的主要思想源泉。《周易》与史学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史官,与《周易》的撰述、保存与流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易》本来就是卜筮之书,而卜筮却又是先秦史官职掌所在。如《左传》定公四年载:“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像这样将史与祝、卜相提并论的历史记载,在先秦文献中屡见不鲜,说明他们在职能上有相同的一面。由此推论,在《周易》的产生过程中,史官们一定是其中的重要撰述者。史官不但写《易》、知《易》,而且还是《周易》的保存者。据《左传》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又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如此等等。

   当然,《周易》对于古代史学的影响,主要还在于其历史思维上。吴怀祺先生认为,《周易》与史学的关系基本上有三种:一是以史证易,二是以易解史,三是“把《周易》作为社会史的影子,或作为史料”。其中以史证易属于易学范围,史料价值也只是局限于商周史的研究,《周易》之于史学的最大价值,在于以易解史,即是运用《周易》的历史思维来指导史学研究,表达对历史的理解,评述史学的发展。《周易》的历史思维非常丰富,诸如“《易》与天地准”的“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思维、“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创新思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等等,这些都对古代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通变思维不但是《周易》的核心思维,也是对古代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历史思维方式。道理很简单,历史的本质特征就是变化与发展,而《周易》的通变的思维正是揭示了历史的本质特征,故而成为历代史家认识历史、解说历史的重要思维术。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思想,便是在《周易》的通变思维的启示之下产生和发展的,并且形成为一种中国传统和民族史学的特点。

   二

   受《周易》通变思维的影响,首先在史学领域提出“通古今之变”的,无疑是西汉史家司马迁。然而在先秦的史学中,就已经开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的变动,《左传》便是其中的代表。通观《左传》全书,其关于历史发展的看法,明显体现了一种通变的精神;而这种变通精神的思想渊源,则往往来之于《周易》。《左传》以易解史,以《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的重要依据,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是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关于历史变动的议论,其文曰: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这段话说的是春秋时期的鲁国鲁君失政,政在季氏的情况,其实也普遍反映了这一时期礼崩乐坏、政权下移的历史大变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的君臣易位,史墨却能够以通变的观点来看待,肯定既然自然界可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么人类社会“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也属正常现象,而“三后之性,于今为庶”便是一种历史的事实。紧接着,史墨以《易·大壮》卦象为例,来说明君臣易位的正当性。他说:“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里乾代表君,雷(震)代表臣,震在乾上,君臣易位,说明大夫势力强大。《大壮》彖辞也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史墨即是以此为依据,肯定现实中君臣易位这种政治力量的变化是符合《大壮》卦的精神,因而是“天地之情”,“天之道”,亦即是天经地义的。很显然,史墨是借用了《易》的变通思想来对鲁国政局变化作了解说,肯定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最早从编纂旨趣到编纂体裁都体现出通变精神的当属司马迁。司马迁撰述《史记》,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旨趣,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记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用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过程的治乱兴衰之变。司马迁的历史通变思想明显受到《周易》的影响。众所周知,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史记》提出“正《易传》”,因此,易学乃司马迁家学,是司马迁学术的重要旨趣,诚如吴怀祺先生所说:“易学是司马迁家学渊源之一,也是他的史学基石的组成部分。”司马迁精通易学,故而能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史记》通篇贯穿的通变思想,即是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

纵观司马迁史学的通变精神,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原始察终”。语出《太史公自序》。顾名思义,即是要对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史记》的这一思想主要源自于《周易》,《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史记》的原始察终思想,在本纪、世家、列传、书和表五种体例中都有明显体现。如《十二本纪》,通过对黄帝以来至西汉前期历史发展大势的记述,集中表述了一种德力转换的过程。其中《五帝本纪》和夏、商、周三个本纪主要叙述的是先王德政,《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则主要表述了诸侯霸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680.html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