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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张维迎的企业家观错在何处:假设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0-08-29 22:36:01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河南大学  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4;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导读:张维迎以奥地利学派的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来为市场的有效性提供支持,由此主张废除政府监管,废除反垄断法,废除产业政策。问题在于,张维迎对自由市场的运行以及企业家行为与后果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之基础上,却没有对这一行为机理的具体践行进行探讨,更无视市场行为背离这一行为机理的可能现实。正是基于先验的“信念”,张维迎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题(如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也就缺乏反思;相应地,张维迎基于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观所得出的一系列论断和政策主张也就经不住逻辑的考辨。

  

   本文载《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一、引言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热衷于为自由市场辩护,认为自由竞争可以达到市场出清的帕累托状态。为了证明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构建了逻辑化的市场模型,由此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原理以及科斯中性定理等。当然,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定律和命题都建立在大量前提假设的基础上,而这些假设往往与现实存在很大距离;因此,当这些假设遭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和挑战之后,自由市场的理论基础就开始松动了。在这种情势下,奥地利经济学就取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自由放任之市场理念的理论基础,因为奥地利学派不再将市场视为一个均衡状态而是视为一个过程,进而以自生自发秩序取代市场出清原理,而企业家和自由竞争就成为市场协调和有效的两大基石。譬如,张维迎近年来快速地从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忠实信徒转变成了奥地利学派的热心传播者和呐喊者。同时,由于奥地利学派在分析范式上与数理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巨大差异,奥地利学派的论文在时下那些日益数理化的专业经济学刊物上往往很难发表,这导致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一直没有出现拥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张维迎的学术转向就填补了这一长期空缺,不仅迅速成为奥地利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而且几乎成了“唯市场主义”的奥地利学派教义派的灵魂人物。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张维迎不仅抨击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批判新古典经济学,进而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展开了激烈论战。总体上,张维迎的中心思想就是否定政府的积极功能,否定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而推崇自生自发秩序和企业家的根本性作用。同时,张维迎的这些观点大体上也反映出了奥地利经济学教义派以及其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进而嵌入在奥地利经济学以及其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之中。对此,学界已经有不少文章对张维迎的产业政策及其相关的企业家理论进行了批判,但是,大多数批判性文章却囿于不同的立场和学说体系,由此往往就造成了互不买账以至相互对立的局面。为此,本文集中以张维迎那篇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文为对象来深刻剖析他所持产业政策及其相应企业家理论的认知基础和推理逻辑,进而全面审视这些认知基础和推理逻辑所依据的“无形的手”原理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

  

   二、张维迎所持政策的认知基础审视

   张维迎在论证企业家及其行为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分析和阐述。例如,在《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文中,张维迎就正确地指出并强调了这样几点。(1)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表现,不是人均GDP的增长,更不是原有产品消费量的增加,而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的不断出现,是分工链条的不断拉长和专业化的加深,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2)企业家有套利和创新两种类型,他们分别在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利用市场非均衡的套利行为有助于推动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流动,新产品、新原料、新市场、新组织以及新生产方式的创造则有助于打破现有市场均衡;(3)应该对生产性套利和非生产性套利进行区分,强调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来自生产性套利和创新而不是非生产性套利,从而反对不创造社会财富而仅仅进行利润再分配的非生产性套利;(4)随着各种套利空间都在不断缩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实现从套利到创新的转型,进而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拓展而不囿于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点向边界的移动或者在边界线上的移动,相应地,中国企业家也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5)创新和套利具有不同的特点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从而就需要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以有效保护知识产权。[①]毋庸置疑,这些分析逻辑和论断主张都没有什么问题,甚至也是常识。

   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张维迎想当然地认为,在没有政府实施产业管制的情况下,所有的套利一定都是生产性的,套利机会来自市场不均衡,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发现这样的套利机会并赚钱;相反,只要存在政府管制并由此产生出垄断租金,就会出现非生产性套利机会,这种套利本质上就是一种寻租行为。由此,张维迎在文中还区分了商业性套利和政策性套利,并把商业性套利都视为生产性套利,而政策性套利却不一定(甚至主要)是非生产的。相应地,张维迎就强调,为了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环境,就必须清除现有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就要包括这样三方面:(1)废除政府监管,因为政府监管尽管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从而也就必然阻碍作为创造性破坏的创新;(2)废除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从而必然蜕化为保护落后而不是支持创新的法律;(3)废除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导致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而必然滋生出寻租行为,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而误导企业家行为和扭曲企业家资源的配置,更为甚者,产业政策往往因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而注定会失败。[②]

   在这里,张维迎对自由市场的运行以及企业家行为和实际后果的认识显然过于理想化了:似乎不受干预的每个市场主体都会自觉地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似乎每个市场主体都只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获取个人利益。[③]例如,张维迎在很多场合都宣称,“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市场不要求我们变成损己利人的‘圣人’,但市场会惩罚损人利己的‘小人’”,从而可以“破解‘囚徒困境’。”[④]其基本依据就是:(1)在市场当中,每个人在谋取利益时都要问一下做这件事是不是给别人带来好处,真正的君子不会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而是遵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原则;(2)市场经济不是一次性博弈,不诚实守信的“小人”长期一定会失败;(3)只有通过换位思考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利,这就是君子的“忠恕之道”;(4)任何交易要建立在别人意愿的基础上,从而需要尊重产权和他人的基本权利,而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强迫任何人做交易;(5)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来自创新,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有鉴于此,张维迎将自利和利他之间的关系称为“市场的逻辑”,进而按照这个“市场的逻辑”给出了一个有关“君子”的分析框架。[⑤]显然,张维迎的这个君子分析框架类似于笔者倡导并一直在使用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⑥]张维迎所谓的“利己先利人”以及引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都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体现。

   问题是,张维迎从来没有探究过“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被践行的,相反,他所有的论断都是基于一种想当然的“信念”,而几乎没有任何学理性的逻辑分析。譬如,固然市场经济中的互动不是一次性博弈,但任何两个市场主体之间也不会发生无限次重复博弈,既然如此,又如何必然会达成合作呢?[⑦]为此,休谟就指出,人类的自然本性实际上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而补救的根本途径只能依靠人为措施,依赖基于人类同意所组成的政府。[⑧]在很大意义上,张维迎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设定也是建立在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下,这也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原论思维的具体应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都只是罗尔斯的想象,目的在于由此来探究一个公正社会的要求,但绝非是现实存在!

   显然,即使是作为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法学家,考默萨也深刻地认识到现实市场中充满了“少数人偏见”和“多数人偏见”,进而导致地方土地规划的失灵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失灵。考默萨写道:“许多开发商都会花言巧语,一个劲儿地声称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而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对如何赚钱感兴趣而已,他们甚至对自己的开发行为对环境和社区的安宁所造成的破坏无动于衷。这些开放商虽然在事实上满足了住房需求,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初衷,而是在更大范围的住房市场上诸多开放商行为的集合效应的结果。同样地,当地房主大多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其实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他们的房产不贬值而已,甚至有人可能纯粹是为了将少数人种或中低收入家庭排除在其社区之外,虽然他们的这种行为事实上起到了保护这样一个开放式场所、减轻脆弱资源之负担的作用”;“到处都潜伏着‘劣币’。但问题并不是‘劣币’或‘良币’的存在,而在于地方土地规划的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哪一方的利益被过度代表了。其决定因素并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意志,而是诸如市场和政治之类的复杂制度的运行。”[⑨]

既然如此,以奥地利学派教义派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为何如此相信市场行为的“君子之道”呢?根本上,这就根基于保守主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之中。按照莱考夫的看法,保守主义源自严父式的家庭模式:父亲负有抚养和保护家庭的基本责任,同时也享有决定家庭规划的全部权威,为孩子们制定严格的行为规范并强制执行这些准则;孩子们必须尊重并服从其家长,而自我约束、自力更生以及对合法权威的尊重则是其核心。[⑩]显然,在严父式家庭中,尽管爱与照料是家庭生活的关键部分,但家长的权威所表现的是严厉的爱,孩子的成败全靠自己,并且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同时,他们比疏远自己的父母更清楚什么是对自己好的,父母也不应该干涉成年孩子的生活;相应地,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就必须依赖自己的自律去生存,进而通过自律、责任心和自立能力来获得他人或社会的认可。这反映在保守主义的观点上就是,重视家庭价值和父亲这一角色,同时又强调个人的自律性和责任心,乃至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以及抵制内外的邪恶和腐化并由此服从权威及其设定的行为准则就被放在道德的首位。正因如此,保守主义最喜欢用的词汇就包括:人格、美德、纪律、强硬、严厉的爱、强壮、自立、个人责任、脊梁、标准、权威、遗产、竞争、财产权、自由、干涉、惩罚、人性、传统、独立、放纵、精英、腐化、腐败、堕落等。[11]正是基于自律的个人主义观点,保守主义极力主张取消对未自立儿童的家庭援助,甚至要求接受社会救济的孩子离开自己的家而被安置到孤儿院,因为人必须自立和自律,孤儿院中的艰辛生活则有助于自律性的培养;进而,保守主义也支持增加军队和监狱的预算,因为这就如保护家人是严父最为重要的责任一样,保卫国家和国人也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同样,保守主义崇尚市场竞争,不仅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而且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通过自律而达到自立的重要方式,进而还认为在遵守既有规则基础上的自我利益追求可以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相应地,保守主义反对最低工资立法,反对累进制税,反对社会福利项目,因为这会惩罚那些通过自律和努力而致富的“最优秀的人”。更进一步地,保守主义也反对环保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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