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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晓彦:物权债权区分论在近代中国的继受——以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0-08-27 18:32:59
作者: 段晓彦  
其三,物权者,绝对权也,绝对权者,对于一般人请求其不侵害之权利也。物权既为一种之绝对权,故须具备绝对权所必要之分子。其四,物权者,财产权也。对于人身权而言,财产权以有金钱上之价值为常。”(32)对比余棨昌与松冈义正的著作,第二、三点与松冈氏的观点如出一辙。

   此外,曾任大理院民事审判庭庭长的陈瑾昆在《民法通义·债编总论》中,论及债权与物权的区别:“债权为请求权,且为相对权。物权为支配权,且为绝对权,申言之,即债权系对于他人之行为之权利。且其义务人只为特定人。物权系为直接支配物之权利。且其义务人为一般人。二者有此根本上之差异。(甲)物权有排他性,债权无之。故数人就同一物,虽不能独立有同一内容之物权。而数人对于同一债务人,则得有同一给付之债权。因二者一有排他性,一无排他性。即债权不能因成立之先后。(乙)物权有追及权,债权无之。以债权非直接对于物之支配权。故不得成立物权的请求权也。就同一标的物,物权与债权并存时,物权优先于债权。(丙)物权之种类及内容,必依法律之所定。债权之种类及内容,则得由当事人任意定之。”(33)

  

   二、大理院民事裁判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分

   晚清之前的传统中国法审判,并不存在近代民法学意义上的物权债权区分理论和模式,而学贯中西的大理院推事则通过法律解释等方法和智慧,将该理论融入民事裁判之中,确立了物债二元区分的判例模式。

   (一)物权的“绝对性”与债权的“相对性”

   日本在旧民法起草时期,法学界曾将物权“绝对性”与债权“相对性”作为物权债权区分的重要理由,(34)我国民法学界亦将“绝对权”与“相对权”作为二者区分的重要体现。(35)而中国传统法并未有如此区分,如何将西方法理中的“绝对权”“相对权”与传统民间的田宅、钱债等案件结合起来,是对大理院推事们的巨大考验。

   关于物权的绝对性,早在大理院2年上字第131号判例中,大理院就已经明示:“查抵当权力在现行法例上亦为一种物权关系,故抵当权者之权利,对于抵当债务以外之第三人亦得依法对抗。”(36)此后的大理院4年上字第739号判例重申了“物权绝对性”的观点,指出:“凡不动产之所有人,本于所有权之效力,无论对于何人均可主张”。(37)以上判例中,大理院援用“民法条理”或“现行法例”等,明晰物权是“对于任何人均可主张”的绝对权,具有对世性。相应地,物权绝对性也引申出物权之追及权。(38)大理院4年上字第902号判例称:“本院按抵押权为对世权,不问抵押物转入何人之手,有抵押权人得追及物之所在,行使其权利”。(39)

   再看债权的相对性,以大理院3年上字第13号为例。(40)本案中,甲欠房东乙租金400元,后该房屋由丙承租,乙转而向新租客丙讨要甲的欠款。丙为了兑接甲的家具,替甲归还了一部分钱,房东继续向丙要求归还欠款,丙不同意代为归还,由此产生纠纷。大理院认为,“债权系为特定人对于特定人之权利,故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惟得对于债务人请求履行。然如第三人特向债权人订立承任债务人债务之契约者,则因承任契约之效力,债权人即得向第三人为履行债务之要求。若并无承任契约,债权人欲要求第三人履行债务人之债务,实为法所不许。此系债权法上通理,亦即现行之先例也”。在本案中,大理院认为债权是“特定人对特定人之权利”,同时依据“债权法上通理”,认为“承认契约可为发生债权原因之事实”。大理院实际援引了《大清民律草案》第421条之规定:“第三人得与债权人订立契约,承任债务人之债务”。(41)但为了避免法源位阶错位,大理院将其作为“条理”适用。

   大理院5年上字第531号判例亦体现“债权相对性”。本案中,被上告人向宋东笵承租沙地,并支付了定金,但该沙地实际为上告人所有。其后,上告人要收回沙地,则被上告人要求上告人偿还自己支付的定金。大理院认为:“债权乃对于特定义务人之权利,非经他人合法承任债务,或其债务因法令当然移转于人者(如共有人关于共有物费用,对他共有人所负债务,当然随应有部分移转),是债权人不得对于债务人以外之人而请求履行,此至当之条理也。”(42)依据原审认定的事实,被上告人系与宋东笵形成债权关系,若上告人既无承认债务的行为,也无债权转移的原因时,被上告人只得对于“特定义务人”宋东笵主张权利。

   上述两个案例中大理院将“债权乃对于特定义务人之权利”的债权相对性的法理,以“条理”法源之名进行援用,严格区分债权关系中的相对方。正如大理院3年上字第119号判例所称:“债权契约之效力,仅及于契约当事人之间,而以不得对抗第三人为原则。”(43)其后的判例亦肯定了债权的相对性。(44)

   (二)物权的“支配性”和债权的“请求性”

   “支配权”与“请求权”的划分亦为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另一个重要标志。(45)有学者将其认为是物权与债权最根本的区别。(46)

   关于物权之“支配性”在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体现,大理院3年上字第63号判例即为明证。案件中,上告人称,自己租种田地多年,不仅是垦户,亦属佃户,应享有该地先买权。而被上告人辩称,上告人无先买权,自己可自由将该田地卖与他人。大理院称:“本院查民事法例,不动产所有权人于法令限制内,得自由处分其权利,而不动产之买卖既属处分行为之一,则不动产应卖何人,系属所有权人之自由,至第三人欲向买受不动产之买主无故声明异议,实为法所不许。”(47)大理院认为上告人并无先买权,依“民事法例”,被上告人可自由处分不动产。大理院援引“民事法例”,其实是指《大清民律草案》第983条规定:“所有人于法令之限定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48)

   上述案例,大理院表示物权人可直接处分所有物,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并认可物权人排除妨害之行为。正如大理院4年上字第849号判例称:“所有物之处分为所有权效用之一,所有人当然有此权能,必非无利害关系之第三人所可干涉。”(49)但物权支配权也非毫无限制,大理院指出若他人未存在妨害行为或消除妨害行为代价太大,则不得要求排除。

   关于债权之“请求性”,大理院亦引用新式概念,认为债权仅能请求“依约履行”“赔偿”“清偿”等,是一种请求给付和保有给付的关系。(50)以大理院3年上字第97号判例为例,本案中,甲向乙购买川土,二人间定有买卖书状,并载明“以后行市涨落,两无翻悔,恐口无凭,立此定字为据”字样。后土价陡涨,乙将川土另卖与他人,并声称当时自己未收定银,该契约不成立。大理院认为:“买卖关系依债权法则,无论口头或书状俱得成立,其有当事人一造不履行契约,致他造受有通常之损害者,如实具备求偿之条件,自得请求赔偿,此皆至当之条理,而本院已采为判例者也。”(51)大理院此处所援用的“债权法则”,应为《大清民律草案》第536条的规定。(52)

   再以大理院7年上字第849号为例。在案例中,甲出典田地给乙,典当契约合法成立后,乙支付了对价,但甲却以典价未收齐为由拒绝交佃。大理院谓:“依现行法例,双务契约当事人之一造,已合法提供给付并催告相对人履行债务,而相对人不依法履行者,对于相对人除请求履行外,并得请求赔偿其因不履行所生之损害。”(53)大理院认为,既然乙已经支付对价,而甲又未履行契约,则乙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在本案中,所指称的“现行法例”应指《大清民律草案》第537条,(54)大理院将该条文作为“条理”援用,确认双务契约双方负有互相请求给付的权利与义务。

   在上述判例中,大理院明确债权为“请求权”的意涵在于请求相对方给付(赔偿所受损失、请求对方履行义务),这种请求权既不能直接支配债务人的财产,也不能直接支配债务人的人身。当债权之请求权不能满足,即债权的目的不能通过请求权的行使而实现时,法律才赋予债权以“攫取力”。(55)这种“攫取力”不如物权之支配权具有“独占性”,而是一种允许多种请求权并存的权利。

   (三)物权变动中的物权债权区分

   学者研究认为,德国法儒萨维尼以物权行为作为从债权向物权转化的桥梁,也将物权行为作为彻底区分债权与物权的内在支撑,从而使物权债权区分说与物权行为理论紧密结合。(56)而大理院在审理物权变动案件时,亦引入了“物权契约”“债权契约”的概念,作为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内在理由。

   在审理物权变动的案件时,大理院首先将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契约”与“债权契约”区分开,大理院2年上字第8号判例称:“按我国惯例及法理,契约关系本可分为债权、物权二种。物权契约以直接发生物权设定变更之效果为目的,与债权契约异,契约成立,同时履行,更无存留义务之可言。”(57)上述判决理由开门见山,说明契约关系分为物权与债权,物权契约的意义在于“直接发生物权设定变更之效果为目的”。而后,大理院又详述物权契约之成立要件,“惟普通(物权契约)成立要件约有三端:(一)当事人须有完全能力,且缔约者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须就该物或权利有完全处分之权,故无处分权者所为物权契约当然不发生效力。如卖自己之特定所有物,物权契约当然包含于债权契约,二者同时发生效力。凡是,若卖他人所有物或不确定之物,为其债权契约固全然有效,然不能即发生移转物权之效力,有时仍不能不为物权契约之意思表示。(二)标的物须确定。(三)当事人之意思表示不得反于一般法律行为及契约之原则等是也。”(58)判例阐明物权契约之目的与成立要件,并指出一物二卖最能区别物权与债权之不同。以“物权契约”与“债权契约”为切入点,将物权法理与债权法理分而述之。2年上字8号判例发生在大理院早期,受该判例之影响,其后的案件亦将物权法理与债权法理分而述之。(59)

   1.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物债区分

   在不动产变动中,大理院运用物权债权区分理论,主要体现在重复典卖田宅、无权处分、出卖共有物三种类型的案件中。

   重复典卖田宅的案件。由于北洋政府在短时间内无法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民法典,“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则作为第一位的民事法源援用。(60)关于重复典卖田宅的规定,《大清现行刑律·田宅门》“典卖田宅”条:“若将已典卖与人田宅朦胧重复典卖者,追价还主,田宅从原典买主为业。”面对如此简略的条文,如何在复杂的法律关系中适用,这一难题便落在大理院头上。

   在大理院4年上字第1349号判例中,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是基塘之所有权。该基塘由原所有人以三百两的价格卖给刘调元,当即银契两讫,但原所有人只交付了老契,并未交付贴身红契给买主刘调元。几年后,刘调元又将该地转卖于被上告人,也只交付了老契。而原所有人之子又以贴身红契为凭,将此地重复卖与上告人,二人产生讼争。大理院认为:“本院按,前清现行律除与国体及嗣后颁行之成文法相抵触部分外,仍继续有效。该律内载‘若将已典卖与人田宅朦胧重复典卖者,追价还后典买之主,田宅从原典买主为业’等语。是一不动产为重复之典卖,其后所定之典卖约,不生物权法上之效力,自无疑义。(中略)至不动产物权之移转,惯例上固多以贴身红契交执为凭,但其买卖契约如确已订立,卖契合法成立,则虽未交付贴身红契,其买卖亦非无效……故上告人之按得该基塘后,改按为买,虽属善意,但仅可主张债权,请求返还买价,要自不得更就该基塘,以与被上告人互争管业。”(61)

大理院在该案中遵循“现行律”的规定,认定该地所有权属于前买主。但大理院并未机械地适用法条,而是在“法律理由”部分明确将物权变动的行为区分为“物权法”上效力与“债权”效力,赋予后买方“主张债权、请求返还买价”的权利,在一物二卖中区分物权与债权。更为难得之处,大理院不仅区分了物权与债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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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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