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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反智化批判

更新时间:2020-08-27 18:28:43
作者: 刘艳红  
⑩AI技术的拥护者李开复曾公开评论,索菲亚“丝毫没有人性、人的理解、爱心、创造力。授予这样一台只会模式识别的机器‘公民’,是对人类最大的羞辱和误导。一个国家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来推进人工智能科研,只会适得其反”。(11)既然人们对于索菲亚之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意义远没有形成共识,我们更没有必要放大索菲亚等类似机器人对现有法律体系的影响,索菲亚的所谓“公民身份”是国家、企业、新闻媒体等各方利益的联合演出,它既与沙特本国的法制传统相龃龉,也受到了AI专业科学家的批评。因此,法学家完全没有必要从索菲亚那里获得什么问题意识,也不必为它的公民身份感到欣喜或恐慌,由索菲亚引出的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是个彻底的伪问题,没有任何法制建构和法学研究上的借鉴性;那些经由公民机器人的诞生而产生的将索菲亚“修坏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把‘她’拆解其不等同于谋杀?”(12)等问题,正是伪人工智能法学问题的典型代表。

   其二,将司法适用/使用问题作为人工智能法学的“元问题”,“AI乐观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盛行,从而不甄别真风险真挑战、陷于表象式研究氛围。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推进司法人工智能以提升“智慧司法”乃至“智慧法治”,克服人类裁判思维的片面与恣意;二是探究人工智能对传统法律权利义务的挑战,最终落脚于人工智能的司法处遇如“人工智能创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自动驾驶致人损伤的刑事责任等情形。如果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弱人工智能,则不仅AI的作用有限,而且它对法律体系的挑战也十分微弱,以人类为中心的现有法制系统仍具有顽强的适应力;如果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强人工智能,则不仅完全跨越了时代,而且忽视了一系列尚未深入讨论的前提性问题。

   如前所述,当前的“司法人工智能”只是提高司法工作效率的便利工具,如语音输入取代书记员电脑打字记录、裁判文书上网以及自动识别搜索等,这种变化与书记员告别古老的手写记录没有实质区别,其他应用如海量判例筛选、辅助量刑规范化、电子取证技术(13)等至多属于增强同案同判等人类司法智慧的AI。当我们质疑人类恣意时,也更有理由怀疑这些系统研发者会借着算法黑箱写入法学家的偏见、科学家的武断、企业的经济利益等,它们仍无法摆脱商业、政治、强势价值观等力量操控,这种“算法歧视”已经在多种领域出现,使得人们对这种由于尖端技术导致的不公正性的救济难度将直线上升。因此,当前司法人工智能实际仍停留在“为何要用”的原始阶段,当类似元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而径直将其乐观地投入司法使用,那么所谓的智慧司法将会引出更多棘手的法治难题,对于“法律AI”大可不必亦不能急于求成。

   再如,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即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内的独创性表达,即“只有具备相应独创性的智力创作成果才可成为著作权客体,受著作权法保护”。(1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生产过程并不属于创作、不符合独创性要求,不是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所谓“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著作权保护就成为一个伪问题,不能以此否认现有法律的应对能力。“作品”源于独立的、个性化的思想创作,是某种情感、审美的表达,计算机软件可能具有越超人类大脑的某些组合能力,但最关键的是它缺少人类之间的共情心、同理心而完全根据算法、模板机械生成结果,没有发挥智力创作的空间。比如机器所写的诗只是利用了内部词库和一些文字搭配技巧,它根本无法理解爱情、童趣、寂寞、悲悯等诗歌创作内在思想,甚至它呈现出来那堆文字(在其内部是一堆数字代码)连诗歌的皮囊都没有,也注定不会得到文化上的流传。人工智能不能改变著作权法中“作品”的构成要件,对这种毫无创造情境、毫无智力活动的“生成内容”进行著作权保护毫无必要,更不能承认机器的著作权主体资格,否则人工智能将率先在艺术创作上严重冲击人类文明理念,这才是人们最需要担忧的。事实上,即便当下热议的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司法场景的应用,也还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概述,根本还未深化到具体的细分领域。(15)所以,与其说“新技术、新风险对司法适用提出新挑战”,毋宁说是不假思索的命题套路。法学研究应该走出对AI的“货物崇拜”,(16)回归学术研究的理性轨道,研究法律领域的真问题。

  

   三、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对策论代替教义论

   人工智能只是无数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某一个领域,法教义却是法学研究不可抛弃的立场和方法,当下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停留在对策论,离开法教义学的精耕细作和理论共识探讨必将使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研究难以沉淀。

   每个部门法都存在问题性研究和体系性研究,前者以解决个别问题为导向,后者则以各种原则、规则的体系推进为导向,两者在整体知识系统内相辅相成,共同保证法律制度对实践问题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兴起的原因是研究者认为法律对AI问题的应对能力不足,因而这首先是问题性研究;同时,研究者提供的解决方案如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等均是对现有体系的突破,因而也就天然牺牲了体系性。概言之,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现状是问题性研究林立、体系性研究阙如。虽然法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起严密的公式体系,但法教义如同公式一样,提供了逻辑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保证了各部分知识之间的兼容性,按照这些公式体系来完成判断可以节省大量审查精力。(17)体系性研究的这种优势荡然无存,会导致我国法学研究转型中的所谓知识创新实际上走向了“回头路”:对策论优先。法学家的对策论与国家制度层面的政策论共用一套逻辑,它特别看重的是法律工具主义,当失去了体系性研究之后,这种对策论容易违背原理、抛弃原则、颠覆法秩序,产生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工具不理性”。

   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对策论的极端表现就是主张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甚至人工智能可以作为独立的犯罪主体存在,这是一种“以新(立法)制新(问题)”的路径,往往仅仅是就事论事、毫无体系。例如,权利义务能力是定义法律主体的唯一标准,但人工智能在权利义务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统一性原则。即便人工智能享有了著作权等呼声较高的权利,但它当其研发者、使用者将AI创作物据为己有时,AI是否能够就发表权、署名权的救济独立提起民事诉讼?除此之外,它还能拥有哪些权利?智能机器人有无数个种类,程序也极为复杂,如何判断某些AI具备而某些不具备权利能力?研发者、使用者为自身之目的对人工智能运行程序进行删改时,是否也要经过AI的同意?他们对这些智能产品还能不能够享有“物”权?这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在义务能力上,当AI致人损害而产生责任时,它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法学家目前设想的方案是像机动车强制保险那样为人工智能进行投保或设置某种基金,但这种责任仍然是人类的财产责任而不是AI的独立责任。因此,“主张人工智能具有主体资格……不具有现实性意义”,(18)人工智能达到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教义要求几乎不可能,体系性思考的缺失只会顾此失彼、不可能拼凑出一个法律上的新主体。

   再如,断言人工智能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观点根本违背了人类制定刑法的目的理性。刑法教义学对刑罚的认知是:“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与对犯罪人的谴责的一种最严厉的形式,当然地对犯罪人具有身体的、精神的、财产的剥夺性、限制性痛苦”。(19)不少刑法学者对人工智能承担刑罚责任念念不舍,可这种所谓的“刑罚”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痛苦”,不可能实现对AI犯罪的预防效果。首先,诸如删除数据、修改程序、彻底销毁等手段根本谈不上任何“谴责性”,这些手段早已在当今畅通无阻。电子产品售后服务中心对出售的产品进行数据程序的删减、替换、修正或者按照用户意愿进行置换、报废是无比寻常的维修方案,这何曾需要以它们构成犯罪主体为前提,这些维修手段的正当性根据只在于技术有效性——以“能修好”为标准。人类对自由刑、死刑的痛苦感是来自天然的肉体和心理上的,机器人的痛苦感则来自人的设计而非其自身,它没有痛感;在这一点上AI连一只有触觉的蚂蚁都不如。因此,人类为AI设计的“刑罚”根本不具有任何刑罚的属性。其次,正因为刑罚属于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人类更加注重法治国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谦抑性、法益保护辅助性。(20)除刑法之外还有道德规范、伦理规范以及其他前置法,如诸多风化犯罪之所以受到质疑正是因为相关行为属于纯粹道德或伦理调整范围。法学家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类是否能够为机器人成功搭建起道德或伦理的规范体系,而只是简单粗暴地动用刑罚,面对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时总是如此急不可耐;法学家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上述那些所谓的刑罚方式其实单纯依靠官方或非官方的AI技术管理规范就能够顺利实现,这些技术指南只需要针对AI研制者、使用者等人类主体即可。可以说,以上问题的很多部分根本就不是“对法律的挑战”,(21)人工智能并未对法律基础理论、基本法学教义提出挑战,受到挑战的只是如何将传统知识适用于新的场景,如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人类自身的注意义务等。

   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放弃过对法律风险预防功能等问题的迷恋,很多措施如刑罚前置化、抽象危险犯、行政犯的增设等或许还能被理解,毕竟它们针对的都是人类行为,至少这种立法客观上会引起一些自然人或单位的心理威慑。(22)但若将法律的预防功能指向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出现的“假想主体”,则根本错解了预防主义,一如英明睿智的秦皇汉武也不可能以“展望未来”的姿态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立法浪费笔墨,这与他们的想象力无关而是由于这一时代根本不存在这种“定分止争”的需求。更值得指出的是,很多法律人自以为富有远见卓识、想象力丰富,可是他们是否想过:强人工智能的整体智慧高于人类且又拥有自主意识、行动自如,那么这种比人类高一等级的物种届时还会接受今日法学家的方案吗?纵然今日设计了无比完美的框架,可是那时人类将失去框定人工智能的资质,那时反倒是“人工智能在思考如何为人类立法”,所以,“冥想式的法学研究”里充满着神奇的悖论,人工智能法学的愿景可能是一场空。

   法学不是玄学、不是科幻主义,也容不得太多不切实际的浪漫情结。如果说“我们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自主思考的强人工智能就在“明天”,那么我们离这个“明天”究竟有多近?连科学家都不知道这个“奇点”何时来临,法学家又具有何种特异功能参透AI的未来禅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事务的法律规制尚需要我们积累更多的生活样本,创建一些只适用于遥远未来的理论、制定一些只沉睡在法典里的条文将比当前的“象征性立法”(23)更加浪费资源,因为这种“立而不用”是名副其实的“空谈”。研究者总是相信AI技术的强大远非常人想象,那么是否有朝一日人类也会发现智力超群的外星人?或者基因技术也会让科幻电影里的钢铁侠变成能独立思考、会说话的真正人类?如果法学家总是秉着“宁可信其有”“未雨要绸缪”的态度——反正也没什么害处,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也该为外星人、为钢铁侠去制定属于它们的规则?如果法学家连如何将违法行为归责为个人的问题都没有参透,却对人工智能是否拥有主题资格的问题喋喋不休,这不是在浪费学术资源又是什么?法律人若接连不断地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潮科技一哄即上,那么他们也将随着自然科学的挫败或低落一哄而散,或许也将像三十年前那批AI研究先驱者一样只愿承认自己是“计算机(法学)专家”而对“人工智能(法学)专家”的头衔避之不及。当以异于常人的想象力从事法学研究时,研究者的判断力也会一并“异于常人”:概念附会、伪问题替代真问题、政策论替代教义论等一系列现象表明,一贯理性的法律人也会丢掉人类智力本该坚守的常识,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如此反智化现象,令人深思并需要警醒。

   注释:

①See Luke Goode,Life,but not as we know it:A.I.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Culture Unbound:Journal of Current Cultural Research(2018):18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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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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