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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佐燕:“三反”运动的基层运作及其逻辑——以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厂长张某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8-26 16:53:48
作者: 曹佐燕  

   摘    要:

   包干企业化经营本是解决报社创刊之初财政困境的一项有力措施。在“三反”运动的浪潮席卷下,其主事者——张某却因之成为运动的头号对象。他由历史清白的革命干部转变成“政治历史问题”严重的贪污人员。在此过程中,张某先是被逼无奈,继而主动迎合,完成了身份转化和灵魂重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报社的基层运作及其逻辑紧密相连。在运动的高压态势下,上级部门对报社几乎只有单向度的监督和惩处。报社不同人员出于不同的理解和利益考量,利用上级指令,共同推进了运动的激进运作。即便是在运动后期的复查中降低了张某的贪污数额,对于张某而言也并非幸事。因为他是贪污分子典型的事实不曾更改;同时,他在运动中形成的“政治历史问题”成为其挥之不去的紧箍咒。

   关键词:包干; “三反”运动; 政治历史问题;

  

   建国后三十年,中国每一个单位、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几乎都与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目前学界研究侧重于政治运动的高层逻辑①,但无论政治运动的对象,还是运动的过程,主体都是人。历次政治运动均有特定的针对对象,绝大多数民众或被迫或自愿卷入其中。一些有 “政治历史问题” 的人,却可能成为每次政治运动的目标。这些 “政治历史问题”或来自过去的经历,如曾在1949 年前参加过 “反动社团”,或在 “敌伪”机构任过职,或是政治运动的需要而被构建出来。这些建构起来的 “政治历史问题”可能在下次政治运动中进一步丰富细节,增添新一轮运动的特定的罪名①。本文以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厂长张某在 “三反” 运动中的遭遇为例,解读影响众多国人命运的 “政治历史问题” 是如何被建构的,进而深入体察“三反”运动的基层运作及其逻辑。张某的遭遇并非个例,几乎可以视为政治运动中诸多民众的缩影。

   1952 年10 月18 日,安子文在 《关于结束 “三反” 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谈到 “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 军队除外) 参加 ‘三反’ 运动总人数3,836,000多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000 多人, 占参加 ‘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 4% ”。其实,这些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数是经多次复查而大幅度下降后的数据。运动高潮中,贪污分子的人数远高于该数据。以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为例,“‘三反’运动中全国打出1000 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最高数为292,000 多人,现在剩下105,000 多人,减少了65% 左右”②。当时一些打错的 “老虎”甚至直到80 年代才平反。最明显者如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注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朱由芹,当年毛泽东钦点要严惩此人,直至1980 年才复查平反③。本文张某所在的湖北日报社在1952 年4 月15 日打出贪污分子76 人,超过整个报社参加人员的21% ,远超当时省委制定的 “八个人当中出一只老虎”的指标④。这76 人根本没有贪污,后来不断有人得到平反,直至全部平反⑤。至于为何会打错和打过头这么多人,安子文当年的报告笼统的指称很多地方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了 “逼供信” 等措施。那么这些打错的人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据笔者寸目所及,当今学界鲜有研究①。笔者得到湖北日报社档案的相关卷宗,同时多次采访当年的打 “虎”队长冉某、曹某等相关当事人,希望以湖北日报社的张某为个案,力图还原历史面貌,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稍进寸步。

  

   一、包干企业化经营: 运动对象的光荣与耻辱

  

   1949 年建政初期,中共为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等困境,曾在不同行业和部门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不过,其中一些经营方式,在随之而来的大量政治运动中,或被罪名化而遭废弃,或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不符不了了之②。包干曾在建国初期大量运用于报纸行业,以期实现报社的企业化经营,达到自给自养的目标。但包干对个人能力要求甚高,其主事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容易成为矛头。本文讨论的张某当时便负责包干 《湖北日报》社的对外承印厂。

   1950 年9 月,由于政府财政困难, 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省级以上的报纸在1951 年实现企业化管理,以自给自养的形式维持经营,因而湖北省财政厅决定停止对 《湖北日报》的次年财政拨款。1951 年,报社通过扩大报纸发行量,扩展对外印刷业务,并决议从1952 年1 月起由张某包干经营对外承印厂等措施,以化解面临的财政困境。

   决议提到的张某何许人也? 据 《湖北日报》社在1951 年3 月25 日的党员登记表记载:

   张某,男,湖北钟祥人,42 岁。经理级别,县级级别。家庭成份是中农,本人出身是革命干部。1938 年5 月入伍,1949 年8 月入党,1950 年1 月转正。介绍人: 曾某③。

   张某原在五师办报,具有办报经验。湖北日报社创立时期,省委便调任他为报社副经理,协助经理曾某创立和发展报刊。报社创刊起步时期,纸张油墨缺乏,基础设施落后。张某身为报社副经理,主持购买原材料,参与改善报社的基础设施。张某工作表现出色,得到报社上下的认可和称誉。很快,曾某升任报社副秘书长,便由张某接任报社经理。报社出现财政困境后,便令张某包干经营对外副业生产。

   张某的 “包干企业化经营”对整个报社的企业化经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假如副业有十成把握,报纸发行量增加,则这个报社1952 年度企业化,则就可说没有大的问题了”①。反言之,若张某的 “包干企业化经营” 失败,则整个报社的企业化经营便是空中楼阁。因此,报社一方面由其老上司曾某负责社务管理委员会,对口支持张某的工作,同时将其好友肖某调任工厂业务股长; 另一方面也将与之不合的杨某升任材料股长。报社希望如此能拓展市场,扩大营业收入,同时降低成本,加强对张某的监控。

   张某毅然挑起厂长重任,致力于报社的企业化经营。张某利用全国纸张紧缺而印刷业务多集中于报社的契机,调动员工积极出谋划策,四处寻找业务,很快便承揽了 “四野”作战教材、省教育厅小学课本及中南局的税票等印刷业务②。为满足纸张、油墨等原材料需求,报社派专人远赴上海、天津及广州等地采购各类价廉物美的纸张油墨,力求节约印刷成本。工厂在张某的 “包干企业化经营” 下获得巨大成功,收入持续增加,前景可谓一片光明。但对张某来说,好景并不长,因为这一年 “三反”运动的浪潮使他陷入了政治风暴中。

   1951 年12 月伊始,中央鉴于各地存在大量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指示开展 “三反”运动。该运动以完成指标的方式推行各地,很快便波及到了宣传文教等 “清水衙门”。1952 年1 月22 日,中共中央认定宣传部门存在严重腐化问题: 凡是与商人有关的机构,均可能存在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同年1 月23日,毛泽东指出 “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个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 大老虎) ”③。一天之后,湖北省委便召开省直机关大会,要求湖北日报社等宣传单位自报公议,规定打 “虎” 指标,责成各单位首长亲自领导打 “虎”运动。

   报社党委依据省直机关的斗争经验,首先召开全社的 “三反” 动员大会。社长李某和总编辑谢某带头检讨自身的官僚主义行为,紧接着由党委相关人物进行检讨,并迅速过关。大会宣布成立 《湖北日报》 社增产节约委员会,由社长和总编辑领导该委员会进行 “三反” 运动。委员会要求报社所有人员深刻检讨自己的贪污行为,并根据报社人员的检讨表现,任命三名 “忠诚可靠” 的党员冉某、张某和曹某为打 “虎” 队长,同时任命多名深刻检讨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打 “虎”队员。打 “虎”队员依据打 “虎” 指标对报社人员摸底排队,主要依据经手钱物多少、与外商打交道的情况与自身生活现状。张某,工厂厂长,经手大量钱财,常与商人打交道,主管印刷大量材料,完全符合中央要求的重点怀疑对象,成为报社摸底排队中的头号贪污分子①。紧接着 “打虎”队员开始背着张某搜集材料,鼓励与之曾有矛盾的人员揭发,同时深入街道组织,请求户籍警提供材料。调查发现张某正与一名妇女姘居,并认其女儿为干女儿。张某在日常生活较为讲究, “吃穿较为好”②,这恰恰在 《湖北日报》社里普遍清苦的生活方式里显得很突出。张某自认为没有任何贪污,一切经手钱物都有会计记录③,但为通过检讨,也处心积虑的将一些浪费行为夸大为贪污行为。检讨显然不符已有的调查情况,打 “虎” 队员认为其检讨欺骗群众,意图蒙混过关,实为抗拒运动。打 “虎” 队员迅速将张某定为运动的突破口,对其管制审讯,要求他限期坦白交代,承认罪行。

   打 “虎”队员对嫌疑分子的审查是本着党对资产阶级腐化分子务必要 “矫枉过正”、 “暴风骤雨” 的立场。当时的意识形态普遍认为 “来自财经部门就有问题”,只要与商人打交道就有贪污,所以遵循的是 “有罪推定” 原则,即先相信其已贪污,然后要求他提供材料。如果对方不供,紧接着就逼。在打 “虎” 队员眼中,厂长身份、设备的大量购买、为 “企业化经营” 的游说业务构成了张某贪污的基础。张某面对的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的政策压力和打 “虎” 队员的层层审讯。不过,最初张某顶住压力 “拒不承认”。打 “虎”队员夜以继日的盘问其历史,发现他在军队工作时曾掉过队,认为他关系不清,有贪污的思想根源。回忆诉说中本来难免的矛盾和空白一旦落实到张某身上就成了隐瞒实情、态度不端正的证据。通过罚站、罚跪、捆吊等手段,张某终于承认自己贪污并提供相关数据④。他此时提供的数据不足以构成 “大老虎”,但报社依然将其作为 “大老虎” 的战果上报。由于当时没有贪污的真实材料,而张某 “拒不坦白” 自己为 “大老虎”,导致口头材料缺乏,将张某作为报社的第一位 “大老虎” 是根据模糊性材料的大胆猜测。1952 年2 月10 日,湖北日报增产节约委员会在上报战果时写到:

   张某: ( 工厂经理,掉后人员,党员) 在1949 年秋,买华丰铸字一厂铅字时,经过张幼山( 张系四野后勤部工人,是张某与我厂叶( 业) 务股长肖某介绍去的) ,贪污光洋90 元,人民币60 万元,盗卖白报纸7 令( 卖人民币168 万) ,恩施日报茶叶6 斤,虎骨4 两,皮袍子1 件,( 共15 万元) ,收商人汽水2 瓶、灯罩1 个,吃酒看戏共29 次,总共贪污计333 万元。( 据我们所了解的材料,该犯已贪污将近1 亿元以上) ①。

   战果统计一开始便说明他是工厂经理,目的在于说明其贪污的可能性。紧接而来的政治定性 “掉后人员”,则是为了揭示其落后的思想根源。尽管贪污的数据是333 万元,后面却是一个跳跃性的判断, “据我们所了解的材料,该犯已贪污将近1 亿元以上”。打 “虎” 人员不相信其贪污才333 万元,而后面的贪污 “1 亿元以上”才是打 “虎”队员预期数据。

  

   二、身不由己: 运动对象的身份转换

  

1952 年2 月中旬,全国各部门基本进入打 “虎” 高潮。毛泽东不满意中南局的反贪成果,直接派遣罗瑞卿督促中南局。此时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扩大会议做出决议: “在入城后历年来贪污之物、款折合人民币问题: 物质,应按现在价格折合为人民币; 现款( 包括金银、股票、各种钞票在内) ,以当时折实单位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②。该决议有效抬高了各个贪污分子的贪污数量,掀起打 “虎” 运动新高潮。1952 年2 月16 日,毛泽东号召各地采用中南军区后勤部的打 “虎” 经验,认为 “细心算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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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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